元治理视角下业主委员会“成立难”探析

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基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而产生的一种自治性组织,对城市社区治理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业主委员会数量少、增长缓慢。从元治理的视角看,这总体上是国家在促进自治与必要控制之间失去平衡——控制过多而支持不足所导致的。而破解的基本路径就在于重建平衡,核心要旨包括:树立支持业主委员会成立发展的导向、完善和优化业主委员会成立规则、强化基层党政力量对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行动支持。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对策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

随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有效载体,也是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和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途径。本文以哈尔滨市为例,分析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必要性,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进行总结,从而归纳出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对策。     

“红色网格”: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探索

近年来,响应中央号召,全国多个省市开展了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活动。"红色网格"是浙江金华市近年来推进党组织嵌入社区网格化管理、落实党员网格责任制以及提高"基层党建+社会治理"能力的一种探索。具体来讲就是在社区已有的网格化管理基础上,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纳入"网格化"管理的一种党建模式,不仅有效地激活党员参与社会治理,而且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作用。     

老旧小区的情感治理：实践形态、应用限度与优化策略——基于M社区三类治理场景的考察

老旧小区治理中的情感特征较为显著，甚至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类型。从M社区的治理实践来看，环境整治、物业管理、应急管理三类治理场景都凸显了老旧小区治理中的情感介入特征。情感介入之所以在社区治理中发挥其功能，与社区党建引领和社区干部特质密切相关，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混合型特征与独特优势。在基层社会治理科层化、技术化的总体背景下，情感治理存在一定的应用限度，即制度化难题、可推广性有限以及情感与技术治理之间的张力。鉴于此，要对社区情感治理进一步制度化，包括激活社区情感资源、构筑情感治理载体、培育情感治理主体、情感与技术的互构等，实现老旧小区情感治理的体制转型。     

创造公共价值:“红色物业”的有益实践

"红色物业"是执政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网络,团结带领多方主体,基于实现高品质生活的共识,通过治理结构再造和广泛社会动员,共同营造良好社区环境,进而创造社区公共价值的过程。"红色物业"作为基层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实践成果,有效地化解了社区物业管理中的矛盾,提升了物业企业、业委会的服务水平,增强了基层党组织为社区居民服务的重要能力,改善了传统的较为混乱的物业管理格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是新时代党组织建设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案例。     

物业管理应纳入生活服务业 助力社区治理

正近年来,小区的物业管理问题一直是公众持续关注的话题。小社区,大社会。小区物业管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环节。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成熟,物业管理发展由初级阶段进入快速成长阶段,已经成为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的新型服务行业。对物业管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满足业主的服务需求。物业管理的好坏,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与重要途径。在基层政府领导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社区自治组织为纽带,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建构"多元协作式"的社会管理格局,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总结了基层治理的总体构想,探究了治理方式的有效路径,希望对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的提高有所帮助。     

城市物权空间治理的权力嵌入与技术赋能——基于S市物业管理电子投票系统的案例分析

目前,有关商品房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有"权力嵌入论"与"业主自治论"两种观点。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商品房社区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物权空间,上述两种观点在治理实践中客观存在传统权力嵌入困难、业主自治不足的双重困境。在此情境下,"技术赋能"成为嫁接"权力嵌入—业主自治"的中间媒介和黏合因素,是基层政府将治理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新兴形式,以及实现业主居民组织化自治的路径选择。通过对S市商品房社区票决技术演变的分析,发现政府在新型物权空间中,一是运用制度性和行政性工具对治理场域进行重构,为基层技术型治理提供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支撑;二是通过依托新兴技术建立留痕化和便捷化的赋能机制。这两个方面的有机契合实现了从传统权力嵌入到新型技术嵌入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业主自治制度的治理效能。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半嵌入性互动治理的形成逻辑与主要类型——以H街道四个社区的业委会与物业管理运作为例

城市基层治理涉及多元治理主体的复杂互动关系,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内蕴着权力结构与秩序的演变。国家、市场、社会三方主体力量在中国强国家弱市场弱社会的现实背景下,呈现出以结构性非对称性形式相互依赖、三角权力关系稳定、相互弥补各方失灵为特点的互动形态。文章将此互动形态在基层社区中的运作概括为“半嵌入性互动治理”。基于国家-市场-社会三维分析视角,通过多案例比较方法研究H街道四个社区的业委会与物业管理运作,发现“半嵌入性互动治理”在现实运作中呈现多种类型。国家、市场、社会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互动关系会根据现实需求与权力博弈进行平衡与调试,最终保证社区内部安全与有效治理。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韩正同志也表示，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只有基层基础实，工作才会实。可以说，摸清当前基层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大胆创新，锐意改革，扎实推进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事关上海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和发展的全局。     

中国式现代化与收缩型城市“单位社区”空间治理的再造

当前收缩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空间场域正经历着从单位消解到社区制成熟,从行政式管理到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实践进程。传统“单位大院”这一集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为一体的空间治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社会的需要。为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只有打造公共性的社区空间网络,强化社区空间自主性,破除约束社区治理网络空间的体制性因素,方可在新时期构建起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平台,以“赋权”社区自组织等方式积极推进“逆行政化”的创新,最终实现收缩型城市空间社会治理目标。     

熟人社会的瓦解——失地农民社区的内在变革及其治理策略

失地农民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它相比于农民原来生活的农村社区,其内部正在发生着不同以往的变革,最显著的就是熟人社会在失地农民新社区瓦解了.针对这一特殊现象,基层政府需要通过一系列治理策略的创新来完成对失地农民社区的有效治理.     

城市社区运转中的政治生态分析——以深圳、珠海为例

社区作为整个社会的细胞,是促成社会生态良性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通过基层自治的方式,不断增加社区的活力和生命力,形成一个稳固的社会根基.发达地区城市在先行先试的过程中,要正确地梳理政治生态,分析城市社区所处的四维组织的复杂性和关联系,寻找到街道办、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之间的序列,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探索一条可行的改革路径来实现社区建设的突破.     

精细、协同、法治:城市社区治理的深透社个案

<正>城市住宅社区治理是当前社会领域的重点命题。深圳是我国内地商品房开发的试点地区,三十多年来,许多社区陷入"物业作主—业主低缴费—服务水平差—业主不满—业委会与物业对抗"的恶性循环。据统计,深圳市拥有4 900多个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住宅项目,约30%成立了业委会,其中运转良好的业委会仅占三成。全市物业管理纠纷投诉维持在年均3 000件     

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网络建构逻辑——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案例研究

社会发展需要基本的组织载体和平台,但因社会转型而导致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改变,使得现阶段我国单位社区出现一定程度的“去组织化”。如何打破单位社区的封闭性,实现单位社区与社区外其他组织单元结合实现再组织化,以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成员动员、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等问题,是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通过区域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建构了一个由党组织引领、统筹的基层治理组织间网络,其单位社区的再组织化过程就是一个基层治理网络重构的过程。借助网络分析框架,考察学院路街道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尝试揭示转型社会中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动态过程,以丰富学界对基层治理网络及其建构过程的认识。     

再造可治理的邻里空间——基于空间生产视角的分析

住房商品化重构了中国城市的居住空间和社区权力格局,而业主维权行动集中体现了基层城市社会变迁给社区治理带来的挑战。本文试图解读业主维权行动对地方政府的城市基层治理策略的影响。现有文献将社区治理制度和业主维权行动看作两个独立的研究议题,未能很好解释社区治理规则(变化)与业主维权行动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列夫菲尔的空间生产视角引入社区治理研究,尝试为社区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研究认为,社区治理规则的变化是政府建立可治理的邻里空间与业主追求权益与自治两者角逐的后果;在国家应对治理挑战的过程中,话语和表征塑造了人们对社区的理解和想象,合法化了国家对私有化空间的介入,因此在重塑可治理的邻里空间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空间的生产的视角要求研究者思考社区治理规则与业主维权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对现有社区治理研究视角的重要补充。     

政社联动：住宅小区业主协商自治的演进逻辑

业主协商自治是基于业主物业私有及共有的边界划分与全面自治而衍生的一种全新的协商民主治理形式,它是由物业公司代管与业委会监督的模式直接转变为业主自主治理,打破了以往基层民主中行政干预式的群众自治模式,但是它面临长期以来没有社区协商传统和习惯、业主协商治理经验和技术欠缺、业主物业自主的法律和政策环境缺乏、相关配套社会制度保障欠缺等问题,其压力、挑战都是对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重大考验。因此,应深入研究业主协商自治的概念范畴,不同业主协商自治形式的优劣和创新发现以及加大政府在业主协商自治中的正确引导作用,创新政社联动机制,从而推动我国基层民主治理模式的顺利转型。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

正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韩正同志也表示,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只有基层基础实,工作才会实。可以说,摸清当前基层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大胆创新,锐意改革,扎实推进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事关上海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和发展的全局。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社区取代单位成为了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和城市功能的基本载体。在多层次的政府治理结构中，社区是最基层的治理单元。很多社会问题根源于社区，也需要从社区入手解决。我国学者提出了三种社区治理的基本模式：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政府推动下的社区自治，以及社区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