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监管的制度逻辑与运行机理——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监管是我国在"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所创新的一项重要制度。通过政策引领、法律保障、实践创新,信用监管不仅仅成为支撑"放管服"改革的基础性机制,也成为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信用监管应当以问题为导向,从制度化走向更加严格的法治化。强化法治引领、切实保护权益、加强社会共治,这是我国信用监管创新的重要方向,也是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的完善——以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为视角的分析

当今世界,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日渐增多,需要加强全球治理;另一方面,因为责任赤字、民主赤字、发展赤字,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失灵实质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出现排他性、不可持续性和竞争性三大失效问题。对此,"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研发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建设中,要以共商的合作机制为载体,增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非排他性,弱化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以项目共建为路径,充分发挥中国的引领性作用,力促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可持续性,培育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以共享的互利共赢为目标,推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收益分配的非竞争性,缓和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这是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的方案与智慧,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普惠、包容方向发展。     

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变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比较研究

经验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权威危机和管理性危机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危机情势,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权力结构、制度与技术安排上进行了多项治理创新,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地方治理变迁,地方治理正趋于取代地方管理。但是,这种可选择性替代路径仍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最终起作用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创新符合整体性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将有力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全球治理的实质公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哲学审视

在公共哲学的理论视域中,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有着明显的形式公共性的特点。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是在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各主权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将形式公共性逐渐改造为实质公共性的过程。正是基于对公共合法性、公共合理性和公共正义性的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才能真正“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论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由于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而来，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的时间也不长，所以我国公司内部的问题尤其多，考察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像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深入的比较，我们发现德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更加合理而操作也更加有效，因此我们应吸取德国公司治理的先进经验，以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     

加强廉政制度建设

依靠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反腐败新思路。但从客观上来看，现行的廉政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仍存在明显的缺陷。     

廉政政策滞后的原因及防治路径

廉政政策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工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由于廉政政策决策缺乏前瞻性、廉政政策规划缺乏整体性、廉政政策变迁以强制性为主以及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等方面的原因,廉政政策供给与需求不均衡,导致廉政政策滞后现象产生。寻找廉政政策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均衡,减少廉政政策滞后现象,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具体来说,可以从转变政府决策模式、强化整体廉政制度设计、改善廉政政策变迁模式和增强廉政政策创新持续力四个方面来加以防范和治理。     

法国廉政体系建设理念与实践

法国廉政体系以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为核心的“分权制衡”、“人民主权”、“社会监督”等理论为基础,以议会、行政法院、预防贪污腐败中心、媒体等为主要支柱,发展了比较有特色的四项廉政制度——财产申报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公共会计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法国廉政体系建设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其注重预防的反腐败理念,有效发挥廉政体系中各支柱部门的作用,以及加强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美国新公共治理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理论研究范式由"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向"新公共治理"转变,其目的是不断调整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管理边界,实现三者之间更为良性的互动。通过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非营利机构组成的网络结构,公共事务管理者创新公共治理的工具和手段,为利益相关者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提供新的通道。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通过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充分利用准立法程序和准司法程序,丰富拓展新公共治理实践,提升了公共事务管理的效率和效能。考察美国新公共治理的实践和过程,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具有借鉴意义。     

廉政学学科2017年度发展综述

廉政学是一门新的交叉型应用学科,是推动反腐倡廉建设规范化和持久深入有效的重要媒介。各国各地区为治理腐败投入大量资源,但因为缺乏学科支撑,廉政理论滞后于实践,反腐政策稳定性和持续力缺乏保障,反腐败队伍素质难免参差不齐。近年来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空前活跃,正式成立的廉政研究机构过百家。2017年,廉政学研究围绕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在习近平廉政思想、廉政理论创新、反腐败法律机制、惩治腐败、国际反腐败、追逃追赃、绩效评估等方面形成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廉政维度

治理腐败过程中,无论是对财富占有或利益分配方式的调整,还是对权力监督和制约制度安排的完善,都属于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考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廉政维度,一是廉政价值维度:公共精神、协商民主、人民至上的价值维度;二是廉政结构维度:多元主体、权力制约、社会自主的结构维度;三是廉洁政治维度:廉政文化、放权限权、宪法约束的政治维度。     

府际协合治理:美国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机制及借鉴

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为有效的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的府际协合治理将这种角色体现的淋漓尽致。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设立联邦应急管理署,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部下建立《国家事故管理系统》并制定《国家响应计划》以此促进联邦、州、地方各级政府全面提升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能力。在州层面,《州际应急管理互助协议》(EMAC)为跨州区域灾害性公共危机管理协合治理提供合法性机制,各级地方政府都设有应急管理中心,并形成县与县,县与市,市与市协合治理的模式。美国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这种府际协合治理模式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     

重思社区治理创新：本质蕴涵、实践考量与未来进路

社区治理创新被认为是当前应对社会发展难题、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基层“破题之举”与重要策略,但是如火如荼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亟须从本质蕴涵进行学术重思,以免发生“伪创新”。“创新”“公共价值”“绩效”存在耦合关系,社区治理创新理应是承载公共价值并基于此产生绩效的治理活动。从“动机—要素—可持续性”路径对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实践承载的公共价值、所体现的公共价值管理要素、创新的可持续性进行考量与检视,研究认为社区治理创新的未来进路在于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全程坚守公共价值之约束、将创新视为绩效治理过程、注重技术与治理良性适配。     

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城市公共数据治理创新

城市治理数字化、智慧化是以数据为基础的,数据的真正价值是在使用中实现的。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研究范式,本文阐释了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城市公共数据治理创新逻辑,并以上海、成都、银川等三座城市的公共数据管理办法为例,分析了中国城市公共数据治理的当前实践。研究发现,三座城市的公共数据治理都有一定的制度创新并在一些方面实现突破;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包括高价值公共数据开放应用的手段和方式不完善、管理服务场景细分不具体、公共价值协调和测评还很薄弱。针对未来发展,指出应推动形成针对场景应用并由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联动局面,具体建议包括在部门层面以场景驱动数据资源汇集、在城市层面以数据支撑公共价值测评、在更高层面以改革破解外部制度约束。     

统治、管理、治理--政府工具的新治理范式变迁

政府工具理论试图在治理理论框架下通过政府工具的选择和应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开创公共管理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新治理范式,新治理强调政府和社会组织势力通过面对面合作方式组成社会网络管理系统,强调社会管理的多元化和有效政府的功能角色定位.政府工具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奠基在市场经济模式上,强调发挥市场力量的同时,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社会主体通过工具的选择和应用来构成有效社会管理新模式.     

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基于优秀社区工作法的多案例分析

依托社区开展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是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盲点。从服务导向的社区治理创新过程和治理导向的社区服务创新过程以及创新要素分析，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得以揭示并确立。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表现为：以公共空间营造与社会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组织和制度；以公共组织覆盖与职能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制度；以制度供给与制度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公共组织。这其中，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分别呈现不同的运行方式。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企协同研究

公共危机有效治理需要社会参与。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拥有不可忽视的能量。政府与企业的各自诉求构成两者互动的基础,两者优势资源互补构成完善政企协同的前提。但是,两者都需要转变观念,政府更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建设,需要鼓励企业发展应急产业。企业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合作应急能力建设,才能推动两者和谐互动,开创公共危机治理新局面。     

文化自信视域下公共文化治理的展开维度与行动策略

公共文化治理与文化自信密切相关，二者间存在价值耦合关系。文化自信为公共文化治理提供了逻辑依据，是保持公共文化治理制度理性的价值标准；为公共文化治理指明了方向，给公共文化治理提供了动力源泉。坚持文化自信指引是解决当前公共文化治理困境的有效方法，文化自信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治理应从四个维度展开，即公共文化治理的实践场域、公共文化治理的制度体系、公共文化治理的主体间关系、公共文化治理的行动机制。公共文化治理还应明确具体行动的策略，表现在以下环节：以文化自信为宗旨确立公共文化治理行动目标、以文化自信为主线构建公共文化治理行动模式、以文化自信为指南创新公共文化治理行动机制、以文化自信为依托再造公共文化治理行动流程。     

中国共产党廉政领导力百年发展论要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廉政建设与党的发展相伴而行、相互作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加强党对廉政建设的领导,表现出强大的廉政领导力,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道路。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廉政建设史,党的廉政领导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一是廉政引领力,始终坚持强有力的领导和正确的方向;二是廉政组织力,紧紧依靠党组织力量并强化机构建设;三是廉政动员力,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群众力量;四是廉政威慑力,积极采取强有力的惩治手段;五是廉政制度力,不断进行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六是廉政教育力,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七是廉政合作力,大力提升反腐败国际合作能力和水平。党的廉政领导力百年发展中的这些宝贵经验,对新时代党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作用。     

村民的政治参与和文化认同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深度渗透、社会流动频繁等原因,农村自然共同体趋于解体。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村社共同体是建立在组织化政治参与和理性化的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村社共同体。本文从"难点村"治理的角度,探讨如何扩大村民自治中组织化政治参与,发展农村社区公共文化和公共精神,培育社区文化认同等问题,从而建构"难点村"治理的村社共同体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