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X到Z: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

西方的"苏联学"是一个庞大和繁杂的体系.在西方/美国的"苏联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美国对苏政策三者之间寻找交叉点和互动处,有助于为进一步研究冷战以后西方的俄罗斯/欧亚研究和对俄政策奠定基础.乔治·凯南和马丁·马里亚分别于1947年和1990年以"X"和"Z"为笔名发表的长文,不仅代表了战后西方苏联研究的起点和终结,也构成了学界与政策界、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的交叉和互动点.在前苏联问题上,学界与政策界的互动不一定合拍,有时甚至南辕北辙.43年间,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具有极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信奉现实主义的凯南被边化,美情报界也因此对苏屡屡误判.相比之下,西方苏联学界的主流却日益学术化,多以"正常"眼光看待前苏联,其中不乏马里亚认为的"亲苏"倾向;Z文对前苏联的笔伐和近乎完美的预测,其实也是对西方和美国苏联学的大批判,尽管这一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不甚公平.     

京义线铁路在政治外交史上的意义

一 绪言 关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对立原因的界定,主要是受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布鲁德分析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把国家间经济交往作为焦点来分析的方法比较流行。其结果便是把国际关系研究与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这种方式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趋势。从这种意义上看,本文所采用的外交史上的研究方法具有某些独特性。 然而,我们历史学界的情况是,对于以往应该总结的国际关系研究显得不足,并深受海外学界的影响。此外,在我们的政治学界中,把历史看作影像的美国式国际政治理论已悄悄地占据了支配地位,使得历史本质的界定越发困难了。这种轻视历史的理论,在把握国际政治的本质时到底能有多大帮     

冷战后中美俄三边关系的认知、意识形态和转型

我将从认知、意识形态和大国关系三个角度来观察中俄美之间的关系: 一、认知 认知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比较现实的问题.在国际关系中,错误的相互理解、错误的认知是常见的现象.     

“英国学派”视野下的国际法

从本源来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间联系紧密,在学科发展史上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的研究相辅相成。这种紧密关系维系将近三百年,直至冷战时期现实主义主导美国国际关系学领域时才戛然而止。当时,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甚至掀起一场试图疏远法学、历史学、哲学等传统研究方法的“行为主义革命”。不过,美国之外的捍卫传统研究方法的“英国学派”却仍然维系着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的紧密联系。英国学派的学者不仅在相关国际关系命题方面给予了国际法发展的更大空间,而且他们对国际法所做的直接研究,促进了国际法学的进步。     

观念与社会形态间的张力

<正>本次大会所提出关于"观念与社会形态间的张力"的主题是完全有理可循的。当今,国际关系中各国的观念与社会形态间的张力对国际局势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经济实力或军事力量。首先谈谈几点总体的看法。第一,想当然地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对政治、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实力竞争,以及对整个国际关系的影响也随之消逝,是不正确的。只是这种影响的性质与形式发生了改变,但并不是不复存在。更何况,意识形态的对     

富有批判和激进色彩的道德现实主义著作--解读E·H·卡尔的《二十年危机》

在国际关系学界,英国国际关系学者E·H·卡尔可谓无人不晓。虽然他一生经历极为丰富,从事过外交、新闻评论、历史研究等工作,他本人也并不看好甚至否认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存在,①但是,他对后人最大的贡献之一恰恰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众多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和奉行现实主义信条的外交家们都汲取了卡尔思想的精髓。作为现实主义流派的早期代表,卡尔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为政治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以下简称为《二十年危机》)一书中。该书一经面市,即引发了国际关系理论界…     

韧性研究:对安全治理的批判性反思及其超越

近年来,韧性研究在欧洲国际关系学界的兴起,被称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韧性转向"。在自由主义衰落的背景下,欧洲学者借助这一概念来反思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试图为西方国家在国家脆弱性治理问题上提供新的选择路径。本文介绍了韧性的概念和争论以及围绕这一概念的话语建构,并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韧性"一般是指行为体在面对内部或外部的震荡时所体现的适应能力,如果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安全治理,则意味着从被治理对象本身寻找可供使用的资源以运用于治理实践。韧性研究认为,理解治理对象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于成功的治理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遵约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情投意合还是一厢情愿

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开始走上了相互借鉴、学习的道路。国际关系学者和法学研究者在遵约研究方面具有共同的议程,遵约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方面。遵约被国际关系学界用来衡量制度的因果影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遵约与国际制度有效性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遵约是对制度因果关系的误读。此外,认识论、方法论上及分析层次、内生性问题上也对遵约研究提出了挑战。遵约研究对制度有效性的启示在于:应该慎重选择衡量结果的指标,从而准确评估制度对国家政策和行为的因果影响。     

日本“无缘死”研究中的共同体主义意识形态辨析

"无缘死"现象经日本NHK电视台传播以后迅速成为日本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其相关研究在近五年来也层出不穷。日本学界将"无缘死"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共同体解体,即包括家庭功能的衰退导致的家庭的解体、雇佣制度变革带来的大规模失业等,日本正迈向个体化时代。从这些研究结论不难看出,日本社会学界并未摆脱共同体主义意识形态预设,依然将共同体看作是稳固、静态、有凝聚力的集团,认为"无缘死"是日本家庭、村落、企业等共同体凝聚功能失效的后果。然而,这一意识形态预设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矛盾,也与日本社会的经验不相符。     

探索、历险与超越:庄礼伟“人之共同体”建构及其“东南亚研究”

探索、历险与超越的学术生命是学术研究中理论建构和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庄礼伟是一位坚持独立思考的学者,他的"人之共同体"的建构是一种行走地球的生命、思想和行动的结合。在东南亚研究领域,其叙事方式、研究方法、文本书写和学术传播别具一格,他的思想维度与精神世界超越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东南亚的范畴。从"地球屋檐"到"天人秩序",庄礼伟坚持一种被现代世界政治"放逐"的"去中心"、"非国家"的学术视角,在见"国家"不见"人"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独树一帜。"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古老的中国智慧对人类理性的必要制衡,庄礼伟的学术生命渗透着一种对人、国家和天下的最朴素的爱和对大自然"规训"的敬畏,代表了一种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所欠缺的对"天人共存"的宇宙伦理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