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分析:基于天津的实证分析

2015年底至2016年初对天津市居民的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政府绩效评价、公共政策满意度、社会信任、政治效能感、政治公正感、威权主义价值观和中共党员身份都有利于政治信任的生成,学历程度则与政治信任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公共政策满意度和威权主义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尤为显著。这表明,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及巩固和强化传统文化在人伦日常中的作用,可以较为有效地提升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     

社会公平感、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本文借助分位回归模型探讨了政治效能感和社会公平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公平感对政治信任的正影响性随政治信任分位点的上升而下降。在政治信任水平较低的群体中,政治效能感可以提升政治信任水平。而在政治信任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群体中,政治效能感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弱社会公平感程度与政治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政治信任水平处于较高水平的群体中,政治效能感则会加强社会公平感和政治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些提升政治信任的政策建议。     

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下农民的政治冷漠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要活动内容。从1987年全国开展村民自治实践以来,广大农民的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参与程度不断深化,参与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与此同时,许多村民对政治活动越来越表现出冷漠的情绪,厌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当前选举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究其原因,一是传统文化思想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二是经济根源和文化素质因素;三是农村家族势力的复兴伤害了农民的参政积极性;四是选举平等性城乡的巨大差别遏制农民参政积极性。     

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与农民政治效能感

本文基于CGSS2010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检验了现代性体验在城市流动经历和农民政治效能感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均对农民政治效能感起到正向的影响;现代性体验在城市流动经历和农民政治效能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上述结论表明,尽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比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要高,但是这一差异并不是完全由城市务工经历造成的,更多的是因为大众传媒使用、日常学习、政治参与产生的。为此,要加快提升农民媒介素养,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完善以长期居住地为基准的城乡居民政治参与权制度,拓宽流动农民政治参与渠道,提升流动农民政治参与能力。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特征与政治引领研究——基于陕西省部分高校的调查与分析

高校是党外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把握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规律是新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引领、凝聚社会思想共识的基础性工作。本研究通过对部分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政治认同感、社会价值观、政治信任感、政治效能感的定量分析,发现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如下特征:较高的政治制度认同和务实的认同基础并存;较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可与明显的价值偏好并存;较高的抽象信任和人际信任与对政府公职人员和具体政府行为的弱信任并存;较高的内在效能感和较弱的外在效能感并存。从这些特征出发,面向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引领需要构建全面、科学的思想状况分析体系,形成巩固"一致性"和尊重"多样性"的工作格局,树立理性交流与对话的教育理念,并在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事务中实现自我教育。     

论我国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的培育

当前我国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缺乏主要表现为公共精神缺失、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公共参与认知不足和公共参与效能感不强四个方面。公共精神缺失的原因在于公共参与地位不平等、积极性不足、公共价值观认同度低与组织成员公民精神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的原因在于对社会责任意识认知不足、未能将社会责任意识融入组织意识和未能实现社会责任意识规则化;公共参与认知不足的原因在于对村庄公共事务认知不足、对当前村庄治理方式认同感低与治理主体意识不强;公共参与效能感不强的原因在于评价机制与反馈机制不健全。当前应从以下两个路径培育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一是拓展农民自组织的组织意识内容,培育农民自组织成员公共参与意识;二是细分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内容,明晰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培育具体路径。     

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对策探析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在参与意识、主体范围、参与内容等方面都较以前有明显进步,但仍存在参与不平衡、非制度化参与、政治效能感不强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采取大力发展经济、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提高公民政治素质、健全参与制度体系、拓宽参与渠道等措施。     

当代台湾青年的政治心理分析

青年代表着两岸关系的未来,探究台湾青年的政治心理,对于促进对台青年工作的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受独特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岛内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台湾青年形成了其复杂而又矛盾的政治心理:政治效能感低,不愿参与政治,但同时又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关心公共事务;"台湾认同"又是其主流意识,此外也渴望政治昌明,淡漠"政府权威"。两岸尚未统一的状态对台湾青年的身份认同有着重大影响,但岛内现实政治状况是台湾青年政治心理形成的根本因素。两岸同文同种,应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加强两岸青年交流,培植台湾青年对祖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携起手来为实现两岸和平统一而共同努力。     

女性政治效能感实证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分析

对全国样本的研究发现,女性内在及外在政治效能感均显著低于男性,年龄与政治效能感成反比,收入和文化程度与政治效能感成正比,党员和团员政治效能感高于群众,社会上层的政治效能感高于社会底层,时事政治关注、基层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有显著影响。应采取提升女性综合素质、加强政治能力建设和政治回应等措施,提升女性政治效能感。     

“服务型政府”再认识

服务型政府是相对弱化(不是取消)政府维护政治统治和干预经济的功能,相对突出(不是提出)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作用.有限、民主、透明、便民、诚信、修错、效能、责任政府加法治政府才能构成服务型政府.     

基层治理中社会参与性困境的政治文化分析——基于J市治水行动的问卷调查

当公共治理理论成为指导解决公共问题的基本之道时,如何引导社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成为构建国家治理体制的首要问题。尽管地方政府出台了众多的引导性政策,但社会参与性缺失使基层社会治理进入到了一个尴尬境地。究其原因,参与性政治文化的缺失是造成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国家文化的效能感知障碍,内修型的当代价值不造就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服从型的传统文化造成政治冷漠,功利主义突出的民众文化导致政治参与弱化。     

社会资本与提升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以信任、合作、规范、社会参与网络为主要构成要素的社会资本能够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优化政府行为、增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这就要求培养公务员的公共精神与服务意识,实施诚信的政府行为;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政府的回应性;培育民间组织,加强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与合作以提高政府公信力。     

风险社会下农民政治心理状况及调适分析——以对西部576位农民的调查为基础

在风险社会下,农民呈现出保守、拘谨、封闭、冷漠的政治心理,参与投票选举、村级事务决策和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识薄弱。农民的这种政治心理与其风险感知有较大的关联,风险感知越高的农民越倾向于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封闭起来,消极参与或不参与政治生活。为此,应从提升农民风险抵抗能力、降低农村社会风险的发生率、规范农民制度化参与途径和构建新型政治文化四大方面来调适风险社会下农民的政治心理状态。     

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不良倾向及其矫正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离不开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养成。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存在的不良倾向主要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心理,主动性和理性的政治参与意识不足,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弱于男性政治参与意识。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制度不足方面的因素,也有传统文化的制约以及公民自身素质的影响等等。因此,应该通过多方面力量的整合增强农民政治参与意识。     

民主党派成员政治效能感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调查

本文对当前武汉市民主党派成员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现状进行了调研,以不同的性别、年龄、党派等分组对比其政治效能感水平,进而考察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深刻影响。基于调研结果,本文提出提升民主党派成员政治效能感的对策:树立科学合理的政治活动目标,发挥直接经验和替代性经验的作用,重视大众媒介的力量,提升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自信,提高政府部门的回应性,塑造有序参与的政治文化。     

政治效能感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CGSS2010的定量研究

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发生机制是一个重要而未被充分重视的研究议题。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年的相关数据和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文章主要检验了我国"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和居民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内在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对于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影响也是不显著的。     

宗族认同、政治信任与公共参与——宗族政治视阈下的农民政治信任

宗族规模的大小不仅影响族群认同及族人之间的信任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政治信任。在对高层政府的信任方面,大姓和小姓家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对于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小姓家族却表现出较高的信任度。从根本上讲,农民政治信任的宗族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对宗族的排斥态度所导致。因此,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亟需在国家(政府)与宗族之间形成较稳定的沟通和协商机制,从而构建体制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之间的和谐局面。     

“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的解析——关于央地关系一个新的阐释框架

当下中国,民众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相当明显,这种政治信任结构虽然说明政权合法性依然牢固,但是地方政府缺乏民众信任却影响了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提高、社会政治稳定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这种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的形成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文章从历史文化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和制度主义三个角度对民众偏信中央政府进行了解释,从政治图像、政治接触与经济增长机制三个方面对形成这种“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的生成机制和生成结构进行了解析。     

政治信任：农村维稳的路径

作为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的集中体现，政治信任是国家政治体系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以及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农村稳定是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因而传统政治文化的改造，基层政府绩效的评估，村级治理主体主人翁意识的培育、农村制度建设的加强以及基层政治腐败的防治，均是农村维稳中必然的路径选择。当前我国农村维稳主要存在着参与危机、信任危机、相对剥夺感和群聚性事件等困境。     

中国情景下的公民文化、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关系研究

制度理论、文化理论是西方解释政府信任起源与影响因素的两种竞争性理论。基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波、第三波数据,本文检验了两种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解释效力与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制度理论对我国政府信任具有良好的解释效力,但是不同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和变化,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的线性关系趋于复杂;文化理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和低估,从文化视角解释政府信任应当关注公民文化的发展与转型。本文也验证了我国政府信任的结构差异和非均衡特征,有关政治代表性信任与行政执行性信任的区分,提供了分析当前我国政府信任结构分化的有效框架。结合我国实际,本文同时对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政府信任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