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理念辨析与边界划定

传染病防治犯罪的刑法治理同风险社会理论天然具有契合性,但近年来处于刑法立法相对消极化的状态。将我国社会系统的转型同刑法观的流变相结合进行研究,发现传染病防治犯罪既存在传统刑法观遗留的立法理念错位、类型化不足等缺陷,也存在风险刑法观下立法模式合理性存疑。因此,必须立足于复调式的社会结构,对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立法理念、立法思维、立法模式等问题进行回应,同时划定其风险社会语境下的立法扩张边界。     

从刑罪同源看犯罪防控

“犯罪”是个法学概念，有别于罪恶、罪孽等概念。刑法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犯罪。犯罪是刑法对人的某些社会行为所作的标定。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刑法，也产生着不同的犯罪。刑法规定人的某些社会行为为犯罪，并规定相应的处罚，主要因为现实社会中需要遏止这些人的这些行为。因此，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应该都是可以防控的行为。刑法的犯罪规定应该具有可行性：刑罚施行的可行性和防控犯罪的有效性。刑事立法需要有高水平的立法技巧，更需要有对现实社会的准确的观念性把握，认识上的疏忽或观念上的偏激，造成犯罪规定的遗漏或滥入，都不利于对犯罪的防控。     

论刑事法律社会合作的依据与体系

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是在反思刑法的瓶颈问题上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吸收社会力量对刑事法律运作的参与，从而转变对犯罪的治理模式。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变、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理念、刑法惩罚机制的局限性以及刑事政策的选择，为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刑事法律社会合作的体系包括合作主体、合作途径、合作模式与合作目的，刑事法律合作正是通过其内在体系要素的功能发挥，逐渐推进刑法的社会化。     

论网络言论失范下《刑法》介入的向度与限度

针对信息网络中虚假言论引发的犯罪现象及其向现实社会蔓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与司法难题,"两高"通过颁布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形式为运用刑罚手段规制网络中的虚假言论行为提供了可行性依据。由于我国的传统《刑法》立足现实社会,现实中《刑法》在应对虚拟网络犯罪时具有相对的局限性,出台抽象性司法解释来应对网络言论失范行为及其新型犯罪样态时,应当以"维护网络秩序"与"适应网络特点"为向度,并恪守刑法的谦抑性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限度。     

刑法的谦抑与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

社会治理是一个多元、互动且调和的行动过程。具有谦抑品质的刑法作为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在预防和惩治犯罪方面应作为"最后防线"而发挥作用。然而现实中将刑法作为优先手段、单一手段、特效手段的选择方式,使刑法的谦抑理念所应具有的保护被害人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多元性价值追求却渐行渐远。社会治理的非刑化、多元化与人本化才是对刑法谦抑理念的理性回应。     

非犯罪化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非犯罪化是与犯罪化相对应的刑事政策中"轻轻"政策的现实化,其基本理念源自于刑法谦抑性、刑法不完整性和刑法经济性等观念.我国的"严打"政策是一种积极的犯罪化政策,它与非犯罪化政策正好处于刑事政策的"两极",从它们体现的刑法理念而言,两者是不相容的,但在预防、抗制犯罪的目标选择上,却又并不存在冲突.因此,为了把"严打"纳入法治的轨道,有必要结合相关刑事政策,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并得出科学的判断.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关系共同体与刑法调控的范围

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不能受"事件性立法"与"政策性立法"的方法论左右,亦不能贯彻立基于西方个人主义法益论之上的非犯罪化思潮,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与传统文化观念不允许照搬这种非犯罪化观念。由我国的关系共同体之社会结构决定了在刑事立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维护共同体之存续为界限,这延伸出一种内在论的有限犯罪化;在刑事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关系共同体之自我修复为界限,这决定了在刑事司法层面,应贯彻以恢复性司法为中心的有限非犯罪化思想。     

对“犯罪有益论”中犯罪唤起审美感学说的批判——以现代电影中暴力美学为例的分析

国内刑法学界当前存在着不正确的"犯罪有益论"、"相对主义犯罪观"思潮,并且有日益漫延的趋势,而其支撑性观点之一,是认为犯罪具有"唤起审判感"的正面功能,即犯罪可以唤起公众的审美感,从而也是为社会提供一种"服务"。对于这一学说的批判,应当逐一进行,而关于犯罪具有唤起审美感观点的批判,是反思和批判此类观点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对现代电影中的暴力美学加以反思性分析,以此为切入点,对于"犯罪有益论"、"相对主义犯罪观"学说加以反思和批判,以期确立正确的犯罪观,正确认识和把握某些特定犯罪的瞬间形式"美"与其实质危害之间的必然联系。     

风险社会下的刑法立场

风险刑法从"风险社会"出发,提出刑法应当成为风险控制工具,主张法益保护早期化和刑罚处罚范围扩大化。但是,风险刑法理论自身存在诸多质疑之处。首先,作为其理论来源的"风险社会"并非真实的社会状态,对于风险的理解也存在误区。其次,风险刑法将风险的人为性和不确定性作为其立论基础,但是从这两方面并无法推演出风险刑法之主张。再次,预备犯、未遂犯犯罪化以及危险犯的出现并不能反映风险刑法之趋势。最后,风险刑法自身内含与自由保障价值冲突的局限。因此,风险刑法有借"风险社会"之名,扩张刑法范围的嫌疑。我们应当正确认识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法益变动和社会治理观念变革对刑法的影响,坚守刑法的谦抑立场以回应风险社会的到来。     

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的正当性根据

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与正当性根据。从现实背景来看,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既是因应国际国内反恐现实需要进行的针对性立法,也是对世界经验的回应;从刑事政策考量,坚持"以严为主"、"打早打小"的反恐刑事政策,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在要求的体现,也是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反恐协作的重要表现;从理论来源看,风险社会及其风险刑法观为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提供了现实和理论基础;从理论基础来省察,二元行为无价值论为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提供了证成的理由。     

微罪立法视野下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微罪罪名的设立是积极刑法观之下刑法扩张和犯罪门槛下降的具体体现.微罪的设立符合社会对安全价值的需求,也是对我国刑法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微罪立法建立在前置法与刑法构成的"二元制裁体系"基础之上.在立法扩张的背景下,司法中对微罪认定时需要正确把握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实质特征,避免将一般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     

“互联网+”时代犯罪防控的理念与方法——基于“枫桥经验”的启示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枫桥经验"蕴含着丰富的犯罪防控经验。"枫桥经验"顺应了犯罪防控从管控到治理的历史潮流,具有广泛社会参与、源头治理、贯彻复原性正义的犯罪防控特色。互联网+时代基于"枫桥经验"的启示,应当坚持犯罪防控社会化理念,利用互联网优势,构筑从事前到事后完整的犯罪防控体系。加强必要的法律制度建设,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权,提升民众参与防控的专业水平,确保社会防控的合法、有序、专业,为防控社会化理念的贯彻保驾护航。     

刑事立法犯罪化趋势的合理性论证

当前中国刑事立法处于不断犯罪化的过程中。总体来看,犯罪化的趋势符合社会转型中新增社会问题对刑法治理的需要;符合中国刑法当前规范确证的价值选择,也有利于犯罪防控;符合扩大司法权规制范围,以实现保障人权的宪法目标;符合公众对刑法的认同,以更好地接近刑法谦抑要求的"妥当的处罚"。但必须注意到,尽管犯罪化的整体趋势值得肯定,在当前犯罪化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问题仍然值得商榷。探讨更合理的方式方法,才能让犯罪化趋势发挥最大的作用。     

“毒驾”行为犯罪化的合理性辨析

毒驾"行为犯罪化具有很强的民意基础,但"民意"的呼声具有较强的感情色彩,不能代替理性的分析。"毒驾"行为犯罪化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原则,无法实现刑法的功能,操作上具有复杂性。"毒驾"行为是表象,吸贩毒行为才是本质,"毒驾"行为犯罪化实属本末倒置,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惩治并非常见的"毒驾"行为,也无法实现期望中的社会效果。在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基础上,完善相关道路交通行政法规,并辅之以既有的刑法规定,应能满足惩治"毒驾"行为之需要。     

我国刑法总则中的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的论域观是科学认识和把握犯罪概念的基本方法。从论域观出发,审视刑法总则的犯罪概念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对我国刑法总则犯罪概念的审视和讨论更有其必要性。在进行正式讨论前,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刑法总则的犯罪概念中有个"定量"因素,它在刑法中起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而这个定量因素实际涉及刑法总体的立法模式,与刑法具有结构性的联系,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在此仅就我国刑法总则犯罪概念的论域问题进行讨论。如果借用"形式"和"实质"的说法,从立法上说,刑法总则的犯罪概念,不应采取所谓的"实质式"立法模式,而应当采取所谓的"形式式"立法模式,即使是退而采取"空白式"立法模式,也不应该采取所谓"实质式"立法模式。     

从网络犯罪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谈如何提高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效能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互联网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加速迭代,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双层社会"逐渐形成,传统犯罪向网络空间发展蔓延,且随着犯罪手段不断升级,打击治理难度越来越大.结合武汉实际,从网络犯罪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层面,以探讨提高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效能为着眼点,对新型网络犯罪的发展趋势进行前瞻预测,提出针对性的工作...     

我国预防极端主义犯罪的刑法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极端主义犯罪，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犯罪并列规定，顺应了我国反恐的现实需要、呈现出刑法早期化介入趋向、回应了当下社会治理对安全价值的诉求。为进一步表明我国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立场，一方面刑事立法应当明确界定“极端主义”的概念，秉承“适度犯罪化”理念以恪守积极预防的边界；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刑事司法合作，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水平。     

网上交易犯罪的侦查对策研究

网上交易犯罪是特殊领域内的经济犯罪,有波及面广、犯罪主体隐蔽性强、犯罪现场虚拟化和犯罪运行数字化等特点。在此类案件的侦查工作中,要更新观念,在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中同时开展侦查工作;要用好打击犯罪新机制,用信息化的手段和方法,将人、情报和制度三位一体,主动进攻,提高网上作战效能;加强对各类违禁物品和赃物等来源渠道的打防管控,以遏制和减少网络非法交易;同时,在虚拟社会中更要借助于网民的巨大力量,加强全民参与对于防范、打击网上交易犯罪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