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不必一律入罪”论之思考

公安、司法机关对"醉驾是否一律入罪"存在较大的分歧。最高人民法院张军副院长提出的"醉驾不必一律入罪"论,从实体上消除了刑法字面意义可能隐含的某些不合理、非正义的因素,更加符合刑法正义的要求,具有合理性。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看,我国刑法规定的危险驾驶罪既属于抽象危险犯,也属于"司法上的情节犯"。醉驾可以当然解释为"饮酒后驾驶"。对于不入罪的醉驾,除适用201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外,还同时适用该法关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拘留、罚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权根据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的规定,对醉驾作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的司法解释。     

“醉驾入刑”的问题探讨

本文以《刑法修正案(八)》对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定罪处罚开篇,对比之前国家关于酒驾、醉驾方面的法律规定,并且对比国外对醉驾的处理,论述了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轿车普及率不断攀升、机动车辆数量和驾驶员人数逐年猛增情形下,酒后驾车犯罪案件呈高发多发势头的法律应对措施.最后呼吁整个国民良知的普遍觉醒,尤其是那些缺乏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屡屡酒驾、醉驾而仍旧执迷不悟者.     

以醉驾为例对危险驾驶罪量刑问题的探讨

危险驾驶罪在立法上得到正式确认,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弥补了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的不足与缺陷,也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刑法规范,但作为一种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量刑不均衡的问题。该罪在刑法上的确认,主要是基于现有行政、民事手段对醉驾、飙车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在惩罚、教育警示中所显现出的力度上的不足,因此,从立法目的、刑事政策和社会效果等角度来说,在对危险驾驶罪的量刑上应坚持从严把握的原则,应慎重适用免除刑罚和宣告缓刑等手段。但刑罚法定和罪责刑相统一原则,也决定了在危险驾驶罪的量刑上不应采取一刀切的态度,不能盲目排除免除刑罚和缓刑等的适用。另外,要根据刑事政策以及量刑空间、法律间相互衔接等需要进行量刑起点的设置,并对常见量刑情节进行明确规定,在此基础上,适时发布典型案例,以作为量刑参考。     

和谐社会视野下醉驾入刑问题研究

“醉驾入刑”是针对我国社会公共道路安全现状，并经普遍征求意见后的一项刑事立法举措，对于有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消除社会恐慌心理，顺应公众“平安出行”的诉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醉酒驾驶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刑法应当能够“防微杜渐，止恶于初”，注重早期介入，以较小的成本避免更大的危害结果发生；醉驾入刑也是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的体现。该罪入罪的主客观依据、八罪标准、量刑幅度以及与相关罪名的衔接，是司法实践不可忽视的内容，理论上也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从刑之无度到规之有术——“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研究

要实现"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以合理确定基准刑并运用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方式来均衡确定拘役刑;以全面衡量量刑情节并适当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能力的方式来均衡确定罚金刑;逐步由限制缓刑进而扩大缓刑适用范围;逐步由严格限制免刑进而适度扩大免刑适用范围;加强审判工作指导、积极发挥审判组织的作用、有效排斥案外因素介入、努力增强量刑的社会可接受性。     

社会风险控制视域下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量刑问题探析

基于风险控制的考量,《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上升为刑法规制范畴,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自醉驾入刑以来,基于立法不周延及相关司法解释滞后,其适用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如醉驾犯罪的法定量刑设置不尽合理、案情相似情况下犯罪人领刑不一、司法机关对醉驾犯罪采纳的量刑标准不统一及对醉驾犯罪适用缓刑的情况各异等。适当增加其量刑情节,以血液酒精含量作为量刑基础,有限定条件地适用缓刑等途径是可行的。     

论抽象危险犯的正当性——以醉驾入刑为视角

抽象危险犯是将一种具有典型危险性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的犯罪形态。醉驾入刑体现了抽象危险犯的提前保护法益、规范行动指引、充分发挥国家在风险社会中的管理职能等价值,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实效性。为了防止刑罚的过度扩张,亦有必要对抽象危险犯作一定限制,完善醉驾的定罪标准。     

香港、澳门、台湾与大陆刑法犯罪构成比较--故意之比较

故意是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比较刑法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作者对港、澳、台刑法以及大陆刑法中关于故意的规定从内涵、类型以及语言表述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并得出了简要的结论。     

醉驾入刑一年的观察——以A市各区法院481份判决书为样本

"醉驾入刑"迎来一片叫好声,也在司法适用中出现一些问题。通过对A市十三个区法院481份"醉驾"案件判决书的分析,梳理案件基本情况,对醉驾入刑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司法对策。     

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司法效果评估与治理

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办理中,存在执法流程和侦查取证不规范、事实认定及证据审查分歧、司法政策和标准把握不一等问题。为此,需要从诉源治理的角度出发,在立法、执法、司法、社会治理等多个层面建构和完善治理体系,释放“少捕慎诉慎押”、认罪认罚从宽等政策和制度效能,实现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处理三个效果的统一。     

以危险度构建“醉驾”案件的罪刑关系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入刑一年来,由于其基准刑的确定缺乏细化的指导标准导致同案异判、异案同判、重案轻判和轻案重判等罪刑不均的乱象。为了实现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罪刑关系上的均衡,基于其作为危险犯的前提,可以通过被告人的血醇浓度、所驾车辆的类型、是否无证驾驶和驾驶无号牌(号牌超过有效期)的车辆、驾驶车辆实际载客人数和加重结果来确定拘役的基准刑以及是否免于刑事处罚;从与刑事处罚相协调的视角来确定是否适用缓刑。     

浅析“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适用

随着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提升至刑法的高度，司法实务中对于如何认定“醉驾”存在着诸多的争议，这些争议的存在严重影响着对此类案件的认定。本文试通过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构成中的各个要件进行详细的解读，以期对相关争议问题做出合理的解答。     

浅议“醉驾”的认定标准和方法

刚刚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规定为危险驾驶罪,旨在以刑事手段更好地为汽车时代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保护。这一新增罪名在司法实践中遭遇了种种困境,引发了热烈讨论,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醉驾＂的认定标准和认定方法问题。本文通过对比、借鉴国外治理＂醉驾＂的做法,提出主、客观相结合的认定标准和方法并进行简要论证,以期抛砖引玉,对解决问题提供一点思路。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量刑情节的把握———对59件危险驾驶案例的调查分析

醉酒驾驶行为的危险性是其刑事可罚性的前提,而危险性的大小则应成为危险驾驶罪量刑的主要依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越深,其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受酒精影响就越差,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就越大;同时驾驶车辆的大小及车型不同,对其他道路交通参与人员的危险也不同。因此在确定醉驾案件的基准刑时应以被告人的醉酒程度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到驾驶车辆本身的危险系数。此外,醉酒驾驶行为的实际危险大小还取决于被告人的驾驶能力、驾驶车辆本身的安全状况、行驶路段的实际交通状况及驾驶行为的实际表现等因素,这些情节在确定从轻处罚或从重处罚时均有重要意义。     

醉驾案件定罪量刑中存在的漏洞和填补

酒后和醉酒驾驶案件在《刑法(第八条)修正案》颁布后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案件的情形也越来越多样化.一个基层法院的酒后和醉酒驾驶的案件半年近百件.收到的案件中除了法律规定中的一般情形外,呈现了许多新的情形.通过司法实践,发现了许多新存在的问题.文章通过对不同案件的分析,摆列出司法实践中有争议和民众观注的问题,并对存在的问题如何从法律规定和审判过程中法律适用的问题进行探讨.     

间接故意概念及其定位的新理念

本文以德国刑法关于故意概念立法的争执为背景 ,介绍了主观、客观以及折衷的间接故意概念 ,剖析了我国刑法理论中的故意概念 ,主张故意概念应当表达出行为故意和结果故意两个层次。间接故意犯罪只能是结果犯而不能是行为犯或危险犯。直接故意是故意的基本形态 ,而间接故意是故意成立的底线。间接故意是既有依附性也有独立性的罪过形式。间接故意既依附于直接故意 ,也接近于有认识过失 ,把守着故意的底线 ,有着自己独特的区域。     

平阳法院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统计分析

2011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确定为犯罪。为有效打击犯罪,确保法律的贯彻实施,有效治理危险驾驶行为,本文对一年来平阳法院审理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总结了这类案件的特点和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对未来危险驾驶案件的审判工作和社会管理创新有所帮助。     

醉驾案件办理难点与破解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列为危险驾驶罪的规制范围以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醉驾入刑对遏制醉驾行为产生良好的预防效果。然而,醉驾案件"体量庞大、稳中有升"的状况没有改变,且存在执法力度不均、刑事强制措施适用差异大、缓刑适用不统一等问题。对此,应多维度看待醉驾案件办理效果,充分发挥诉讼环节的分流作用,形成多层次犯罪惩罚机制,完善多层次犯罪治理机制。     

抽象危险犯的正当性检讨——兼论醉驾入刑的若干问题

“醉驾入刑”是风险社会语境下刑法预防转向之体现。欲厘清醉驾入刑相关疑议,应先阐清其不法内涵;学界普遍认为,《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危险驾驶罪采抽象危险犯的立法形式,然抽象危险犯只是一种拟制危险,其处罚基础需进一步说明。从风险社会语境出发,以法益论和规范论两种进路检讨抽象危险犯的处罚基础,并得出结论：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的区分并无太大意义,维持人们对规范的期待,使人们能够自由行使自身权利,才是对危险行为进行规制的理由。基于此规范—安全性理论,对醉驾条款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危险犯的形态及其法条适用

危险犯是既遂犯的通说观点存在诸多缺陷,因而不可取。由于在主观方面可以将行为人的故意分为危险故意和实害故意,在客观方面可以将危害结果分为危险结果与实害结果,因此,简单地认为危险犯是相应侵害犯的未遂形态或者说危险犯包括侵害犯的预备、未遂和中止三种形态的看法也不尽合理。对于危险犯的形态问题及其法条适用应当通过具体分析后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