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旅游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国际旅游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中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介绍了全球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如何才能发挥比较优势,克服其自身的不足。在我国旅游业日益开放的趋势下,讨论我国旅游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性以及我国相应的自由化策略无疑是有价值的。     

论美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贸易调整援助制度

当今世界,以区域贸易协定（RTA）和自由贸易协定（FTA）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发展日趋迅猛,发达国家在实施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旨在因此进程而受到牺牲的产业、企业、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实施补偿和援助的配套制度建设高度重视。而发端于欧洲经济共同体、而后被美国发扬光大的贸易调整援助（TAA）制度,正是上述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配套制度的支柱之一。在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我国一方面应大胆借鉴欧美的TAA制度,另一方面也应当汲取发达国家在实施TAA项目过程中的教训,在保留TAA制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注意扬弃和克服这一制度的缺陷和弊端。     

入世10年：全球贸易自由化仍待除障

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来自世界备地的政、商界人士认为，中国入世十周年获得多项收益，不仅极大地促避了自身发展，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带来巨大活力。然而，当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重现抬头趋势，为世界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相关人士认为，世界各国应努力合作消除国际贸易，     

WTO贸易自由化原则对中国

世界贸易组织最根本的宗旨是贸易自由化和可预见。这项原则必然要求树立仲裁自治性的理念，充分保证商人的利益，国际商事仲裁是鲜明体现WTO宗旨的争端解决方式。但由于立法和实践的诸多因素，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还不能在保证自治性方面与WTO接轨。     

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

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是一个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分析司法解释中有关"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运用"不确定利益"理论,"不正当利益"可以分为三种:实体违法的利益、程序违法的利益、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的不确定利益。"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需要多方搜集证据正确认定。     

官民“信息不对称”：公众参与的瓶颈

越是能够较好地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对于“公众参与”的欢迎和接受程度越高。极端而言，一个封建专制暴君统治下的政府，决不会讨论如何鼓励与支持公众参与的问题。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涉及“信息不对称”原理。     

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要件

刑法第390条明确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行贿罪关键因素,然而如何定性“不正当利益”,并确定其判断标准,虽然司法解释有所涉及,但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困惑依然存在。本文在综合分析已有观点基础上,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性质及其判断标准进行了探索。     

贿赂犯罪中的“谋取”新解——基于“不确定利益”理论的分析

长期以来,由于刑法学界对贿赂犯罪中"谋取"的理解存在重大的分歧,因此,导致司法实务部门在对贿赂犯罪中"谋取"的认定上各行其是。其实只要我们以"不确定利益"理论为背景来理解贿赂犯罪中的"谋取"行为,贿赂犯罪的认定问题并不难解决。当行为人以不正当手段谋取"不确定利益"时,根据行为方式的不同,可将"谋取"区分为初始性"谋取"、维持性"谋取"与扩展性"谋取"。与此相对应,受贿罪中的"谋取"可区分为初始性"给予"、维持性"给予"与扩展性"给予"。借用"不确定利益"理论既有利于揭示维持性"谋取"这一"谋取"类型的本质,又有利于实现统一理解刑法中"谋取"含义的目标。     

试论行贿罪之“不正当利益”

"不正当利益"在当前实务操作中,事关行贿案件的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行贿人谋求利益的多样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逐渐发生了变化,如何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如何理解"不正当利益"认定标准,成为当前实务界的一大难题,本文正是从实务出发,讨论"不正当利益"之认定。     

职务发明制度的合理性——以经济学为视角

运用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成本分析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作为经济学分析工具,选择专利法上职务发明制度作为具体的分析对象。立足于专利制度对整个知识产权法上权利保护与限制之间的平衡制度进行经济学上的效率评价,通过一系列对职务发明制度的经济分析,阐明了职务发明制度的基本经济原理。     

东盟贸易自由化若干协议的法律效力及实施

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东盟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重要层面,以绕开WTO多边协议的困难,克服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种种弊端.建立和完善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基础,是自由贸易区相关的各项协议,尤其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以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和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中的相关协议协定为核心,研究了东盟贸易自由化若干协议的法律效力及其在实施过程中的障碍,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Competitive Imperialism,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ggressive pursui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and customs unions (CUs) by major and minor trading powers alike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in favor of such pursuit – 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 An equally plausible explanation for an active bilateral and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policy, one which effectively de-emphasizes multilateralism, may be competitive imperialism. The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one area in which new provisions, going beyond multilateral rules, are being negotiated and written into FTAs and CUs. Such provisions may yield insights into which characterization of bilateralism and regionalism – 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 or competitive imperialism – is more apt. Ric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School of Law, Green Hall, 1535 West 15th Street, Lawrence, KS 66045-7577, USA. Tel. +1-785-8649224. Fax. +1-785-8645054. www.law.ku.edu. J.D., Harvard (1989); M.Sc., Oxford (1986); M.Sc.,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85); A.B., Duke (1984). Marshall Scholar (1984-86). Membe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Royal Society for Asian Affairs, and Fellowship of Catholic Scholars. Author, Modern GATT Law (Sweet & Maxwell 2005),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2nd ed. 2000, 3rd ed. forthcoming 2007-08), and Trad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Justice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03). I am thankful to my Research Assistant, Mr. David R. Jackson (B.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1992; J.D. Class of 2007, University of Kansas), for his indispensable help on this work. I also am grateful to Dr. Mohammed El Said,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UCLAN), for his consistent support and friendship, and for what he has taught and continues to teach me abou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区域贸易协定下贸易救济制度研究

区域贸易协定在贸易救济制度的设计上多数重申或复制WTO的权利和义务,但部分影响较大的区域贸易协定相互取消了贸易救济措施从而具有＂超WTO＂因素。尽管区域贸易协定与WTO整体上的＂一致性＂问题无法也从未形成一个确定的结论,但是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救济制度的具体规则在保有一定自主性、灵活性的基础上仍应满足GATT第24条及相关国际法的要求。这既赋予了区域贸易协定下贸易救济制度以正当性,又加强了多边贸易体制对区域贸易体制的监督与影响,从而调和了两者间的冲突与扭曲。     

论知识产权对贸易自由的非结构障碍及克服

知识产权与贸易自由共生于市场,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一方面产生了财产制度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产生交易行为秩序的需求。知识产权的发展,始终围绕着扩大贸易自由这一直接目标。但在践行目标时,由于市场资源配置的失灵,知识产权制度自身产生了阻碍贸易自由的非结构性障碍：权利扩张进程中民主程序的缺位以致共识文化断裂、私权与公共资源对抗、市场竞争秩序削弱。对此,强调公共利益原则、完善政策性制度设计、构建对话协商的政治机制无疑是重要且可行的,而“天下”思维的导入则有利于打开所述障碍的思想困境并寻求解决路径。     

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政策协调发展论——兼评WTO贸易导向的协调模式

贸易自由化对社会经济福利的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决定了两者协调的必要性。两者在终极目标和利益主体上存在着可协调性,协调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政策必须坚持共同的义务与责任原则、差别的义务与责任原则、适度贸易自由化的原则和环境政策的整体经济性原则。WTO贸易与环境政策的协调发展过度关注环境问题,以及协调机制的内在缺陷,阻碍了贸易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无益于以贸易方式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改革完善协调机制,实现WTO贸易与环境政策协调发展模式中"贸易导向"的自觉。     

从国际法角度论多边贸易自由化与国内公共健康政策的冲突和协调

WTO成员以公共健康为口号发起的贸易限制措施与各国在WTO下的贸易自由化的义务存在着冲突。GATT/WTO的有关规则和实践显示出多边贸易体制对国内公共健康政策的态度从“忽视”到“有条件肯定”的演变过程。具体来说,GATT时期的规则和争端解决实践不利于国内公共健康政策的实施,而WTO时期出现了有利于国内公共健康政策实施的变化。在WTO现行体制下,各国在实施为公共健康目标的贸易措施时,应符合特定目标的合法性、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目标与手段的相称性等一般要求和相关的具体要求。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与贸易问题的协调及其启示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环境合作委员会的主导下,充分尊重成员国的主权,给予发展中国家实质性的能力支持,赋予成员国确定本国环境保护水平的自由裁量权,建立独立的区域环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在协调区域内成员国间环境标准及协调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环境协定间的关系等方面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模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与贸易问题的协调模式对多边贸易体制协调环境与贸易问题有诸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略论外资准入与投资自由化

国际投资法制中的外资准入制度 ,已成为南北国家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与难点问题。外资准入作为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内容 ,受到双边和多边投资立法的重大冲击。发达国家推动投资自由化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法律管制。因此 ,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 ,并力求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以避免投资自由化对本国经济安全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     

WTO体制下环境与贸易问题的协调

1992年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和乌拉圭回合结束后,各种环保意识、法律、规章和措施,越来越多地涉及到自然资源、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及与健康有关的商品国际间流动,甚至扩展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领域,“贸易与环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如何推动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相互协调发展,是WTO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考察了环境保护和贸易自由的关系,对WTO的环保贸易条款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探讨了协调环境与贸易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