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混、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乡村混混的力量表达及后果

混混与乡村组织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成为我们理解基层治理样态和困境的新视域。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乡村混混逐渐实现从乡村社会边缘人向经济精英的转型,而这种转型与乡村组织援引混混等灰色势力参与基层治理存在高度关联。后税费时期,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共同占有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的后果是混混的实力与国家政策倾斜力度和地方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基层治理合法性丧失,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政治效果,基层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④。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为审视资源下乡背景下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提供了切入点。本文以三个村庄的"项目进村"实践为经验表述对象,呈现"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的不同类型及其政治、社会后果,进而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展开学理探索。研究表明,经营村庄、经营项目以及"灰色代理"构成混混进入涉农项目实施的三大主要行动类型,且分别导致村级权力结构固化、资源输入渠道阻塞以及乡村治理空间萎缩等政治、社会后果。"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及其力量彰显,昭示着国家与乡村社会连接纽带的调整和失序。新形势下如何理顺国家、乡村治理组织和村庄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化渗透,成为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着力点。     

乡村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解析

随着国家政权延伸到乡村社会的程度不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中也呈现出历史上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在具体的乡村治理中,两者之间发挥作用的界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两者在乡村治理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而理性的路径选择在于:对非正式制度进行适度的筛选,保留其"精华"部分;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精华"部分持相容的态度,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均衡,从而提升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治理能力。     

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结构与分层——以湖北G镇为例

乡村"混混"是乡村生活中影响很大的群体。目前活跃的主要是第二代和第三代混混,他们有着独特的群体特征和个性特征,并在混世过程中形成了关系组织结构,组成了独特的乡村江湖联盟格局。乡村混混有特别的混世之道和规避风险的策略,乡村江湖中存在着有规律的社会流动。乡村混混因其在乡村江湖中所处的分层位置不同而享有不同的非法利益。     

乡村合谋视角下的混混治村及后果——基于中部G村“示范点”的调查

乡村合谋是理解乡村混混治村的新视角。当创建示范点这类中心工作迫使乡镇行政介入村庄秩序时,孱弱的乡镇倾向于引入乡村混混,这与乡村混混攫取村级权力的逐利动机不谋而合。混混在治村过程中,通过治理村内暴力和建构权力的利益网络,建立起以私人暴力为底色的"威权秩序"。最后混混与地方政府"共谋经营"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和村庄资源,形成新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一新乡村利益共同体成为了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机制。     

矿产资源型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困境及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在矿产资源型乡村,由于资源开采在过去较长时期内处于粗放式、无序化状态,引发政府干预失度、官商非正式结盟、利益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压缩了乡村社会各治理主体的发展和作用空间,导致村级党组织、村民群众、乡镇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治理能力难以适应现代化需求,矿产资源型乡村由此成为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提高村民的"三治融合"能力、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增强社会组织服务能力。     

作为村庄纠纷处理人的乡村混混探析——兼论小戚族的村庄基础

传统的观点认为,有乡村混混介入就是乡村社会灰色化,乡村社会灰色化就是乡村混混或者混混式的行动捣鬼的结果。在对乡村混混作了学术梳理后,通过个案分析表明,乡村混混与乡村社会灰色化并不存在必然对应的关系。重新认识了原子化村民的行动逻辑,并且试图用"小戚族"的概念详细解释有乡村混混介入村庄纠纷事件的处理逻辑,从而指出可能存在乡村混混的"身份"与"角色"之不统一。     

乡村社会灰色化的形成路径探析

自古以来乡村中便有灰色力量的存在,不同的时代乡村灰色化的表现形式不同。改革开放之后,乡村灰色势力在农村中不单单扮演混混或者地痞流氓的角色,而是介入到了村庄治理过程中,其产生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主流村庄乡村灰色化的形成路径大致相同,文章就是从社会基础的角度分析乡村社会灰色化形成的路径,并提出若干措施,以求对化解乡村灰色化有所帮助。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

良好乡村治理是我国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加强和改善乡村治理.乡村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本,它们既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又是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资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乡村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南宋乡村治理中的乡村精英及其当代启示

南宋乡村社会与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发展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研究南宋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可以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南宋乡村精英在国家的鼓励、个人利益驱动、社会文化道德教化等因素的影响下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事务,发挥着积极作用。南宋乡村治理经验的启示是,国家要采用相关鼓励和引导措施,要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并重视道德文化教育的作用,才能实现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在法律框架下对于乡村社会的良性治理。     

再部落化现象:乡村治理的新挑战——基于湖南H村的研究

农村政治生活正面临着再部落化的新挑战。湖南H村的个案研究表明乡村再部落化有如下特点:首先,村民在宗族自然村而不是行政村或更大的政治实体寻求安全、生活和公共服务需求等方面的满足;其次,部落时期的直接互动模式并没有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村民的血缘关系,宗族内部甚至家族内部交往成为村民互动的主要形式;最后,基于亲属选择的合作逻辑,宗族自然村取代行政村成为实际上的有效治理单元。这种现象给农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是宗族自然村在村委会选举和政治运行上高度对立,引起了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另一方面是这种分裂和对立也导致了乡村信任半径的收缩。这既不利于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也不利于推进人人尽责的集体行动,更不利于形成人人享有的分配结果。     

游走在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之间:杜镇“大学生村官”的个案

文章以杜镇"大学生村官"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对此,本文根据个案调查材料提出三个悖论,且通过对三个悖论的解释和分析认为大学生村官在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之间扮演着"弱化的国家政策嵌入者"、村务工作中"秘书人员"以及"无根的农村治理群体"等角色。     

From Village Election to Village Deliberation in Rural China: Case Study of a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xperiment

Village democracy in China has expanded from village elections to the institution of village deliberation. This transformation would necessarily involve a number of trial studies on village deliberation. The paper examines one villag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xperiment in Bianyu village, Wenl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It provides a basic background to Bianyu village, discusses the design of the experiment, and examines its outcome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n assessment of the prospects for villag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rural China.     

我国乡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乡村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的第一线,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宣传者、推动者和执行者,是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近年来中国乡村干部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在有些地方已成为"常态".腐败案件越来越多,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从分析乡村干部腐败案件入手,揭示了造成乡村干部腐败的五个因素:乡村干部权力观的严重扭曲,手中掌握的权力"含金量"高,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监督,腐败的预期成本低,以及财务管理混乱等.指出了乡村干部腐败的严重性:乡村干部腐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侵害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稳定.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理乡村干部腐败的对策.     

农村低保：新式乡村治理手段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旨在保障农村贫困群众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它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维护社会公正,然而这项重要制度却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转换成为乡村干部对乡村秩序进行规范与整合的治理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特点与政策取向

乡镇企业的兴起、发展及改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经济社会的内在需求,催生并推动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经济社会的外部压力,迫使乡镇企业改制并为统筹城乡发展艰难试水。在农村经济社会的内外因素影响下,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制于国家与农民在政策取向上的一致或分歧。     

村落选举、公共性生产与合法性——以陕西Y村为例

转型期中国乡村基层村庄民主选举备受学界关注,学界分别从乡村治理、制度变迁、政治民主等角度考察这一问题。然而这些考察忽略了一个重要维度:乡村公共性主题。笔者认为这一主题才是乡村选举的实质和意涵。通过Y村选举及修路等涉及村落公共事务的个案,笔者考察当前村落选举与村庄公共性生产、村落公意和共识的关系,文章认为当前基层乡村依然延续了差序式的公共性生产模式。这种公共性生产模式与通过选举运作生产公共性的模式之间具有内在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导致试图透过西式选举达成村落公意和民众共识的设想在重建当代乡村公共性实践中遇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