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垄断与政府管制的谐和

反垄断与政府管制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市场的常见方式,两者有不同的干预目的和干预理念,因而可以视为相对独立、相互平行但又存在交叉的两种政府行为。欧美等域外国家和地区通过否定、豁免、吸收等形式,构建了灵活协调的反垄断与政府管制互动关系。我国在处理反垄断与政府管制之间的关系时,须注重对管制的竞争分析,减少两者之间的冲突,减少管制对竞争的负面影响,同时防止反垄断演变为管制而陷入"管制悖论"。只有当反垄断政策和管制政策相互欣赏对方的作用并携手合作时,才能达至最佳的工作状态,才能最终实现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     

走出平台治理迷思：管制与反垄断的良性互动

大型数字平台具有公共性,是一类新型的公共设施。平台对用户、平台内经营者、竞争对手存在事实上的支配力,且这种市场力量与竞争优势容易被滥用。对于大型数字平台,我国早期奉行形式治理理念,当下这一理念亟待转型,应从形式治理迈向实质治理。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垄断的治理不应局限于适用《反垄断法》,管制与反垄断的良性互动是践行实质治理理念的最佳范式选择。就事前与事中管制而言,行业管制部门应当以开放义务为中心创设管制规则,原则上要求大型数字平台公平、公正对外开放。就事后反垄断而言,可在《反垄断法》总则部分专设平台反垄断条款以强化反垄断执法与司法效能。以实质治理理念为指引,以管制与反垄断为两维,规训平台从私益性向公共性回归,有助于重塑数字市场的自由竞争格局,提升数字市场的创新活力与数据资源配置效率。     

我国环境质量管制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环境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政府管制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还可能出现政府失灵。政府环境质量管制的目的是纠正市场失灵。     

反垄断失灵:公共选择的分析

本文在公共选择的框架下探讨了反垄断规制的失灵问题。促成反垄断失灵的可能因素包括政治家的自利目标、信息费用,以及市场约束和政治、行政等非市场约束。为控制反垄断失灵,我国应该明确反垄断利益和权限,公开反垄断政务,推进反垄断自主,完善反垄断控制和问责制度,控制垄断利益集团,培植抗衡性集团。     

当前我国政府管制改革初探

对政府管制的研究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热点。市场失灵是政府进行管制的理由,而政府管制失灵和外界条件的变化,又要求政府放松管制,管制与放松管制要在政府与市场博弈的视角中来考察。我国的政府管制改革,要着力于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管制制度,在政府与市场的合理架构中,实现管制与放松管制的动态平衡。     

转型期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市场建构

建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要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为出发点。传统社会是小型封闭简单的社会,人格信用与之相适应;现代社会是大型开放复杂的社会,抽象信用与之相耦合。市场经济取代了传统信用赖以建立和存续的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但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信用,由此带来了信用危机。信用危机的实质在于,信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了一种特殊商品,但是这种信用商品由于市场机制尚不健全而难以得到准确的市场定价,导致了信用市场的混乱并最终引发了信用危机。这一危机只能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在逐步积累过程中得到清除。     

转型期我国死刑价值取向分析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犯罪形势不容乐观,而此时刑法修正案（八）却将我国原有的68项死刑罪名减至55个,取消了包括走私文物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等共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也使其他国家看到了中国对于死刑和人权问题的重视.基于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当今的社会现实,死刑作为一种极端的刑罚手段存在也是具有相对合理性的,因此当前我国应在限制死刑这一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我国刑罚制度的构建.     

对我国反垄断立法框架的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市场竞争机制还不完善,各种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严重阻碍了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的形成,作为对正在进行的《反垄断法》起草工作的学术回应,本文对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指导思想及规制对象进行了框架性概述。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探析

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主要有美国、德国和日本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具有权威性、独立性、专业性和高效性。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存在多头执法、职责重叠等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模式是创新我国反垄断机构设置的一条有效途径。     

政府管制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自19世纪初政府管制制度产生以来,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关于政府管制的理论逐渐成熟。本文试图对国内外政府管制理论文献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并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当前我国制度转轨时期政府管制制度的路径及走向。     

试论转型期的我国政府权威

建立权威政府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但转型期我国政府权威面临弱化危机,本文分析了政府权威弱化的原因,并从体制转轨、政府自身建设和政治现代化等多个层面提出了强化我国政府权威地位的途径。     

美国反垄断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是反垄断法的发源地,也是反垄断最坚决的国家之一。纵观百余年来其反垄断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从结构主义到行为主义,重视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创新,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等。根据我国国情,在反垄断中应该强调效率优先,以反行政垄断为重点,注重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专利合并的反垄断规制

专利合并的反垄断规则借鉴了企业合并规制的一般理论,但是在专利合并的反垄断审查中,需要注意在确立产品市场、技术市场以及创新市场等方面的独特性.专利产品与技术的市场力分析需考虑技术本身的影响力.专利合并的反垄断审查的具体目标是确立专利合并对市场竞争的实质性损害.对专利合并反垄断审查的救济更多的采取非结构性救济方式.     

我国未来应当设立统一的准司法性质的反垄断主管机构

我国《反垄断法》已经施行七年有余,反垄断主管机构基本上沿袭旧制,即仍然由国家工商局、商务部和发改委下设的三个反垄断主管机构进行反垄断执法,只是在其上设置了主要发挥协调、指导作用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这种"双层"和"三机构各司其职"的反垄断主管机构的设置有诸多的缺陷,不能很好地履行反垄断的神圣使命。我国未来应当改革现有的反垄断主管机构,设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高度权威的和准司法性质的反垄断主管机构。     

我国转型期城市贫困人口特征及影响分析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以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使得我国城市出现了数量庞大的以下岗、失业职工和“三无”人员为主体的贫困人口。这些贫困人口具有过渡性、群体性、边缘化等特点,对我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立法价值探析

2008年我国反垄断法出台,标志着我国反垄断立法方面的重大突破,其中第55条也对知识产权反垄断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缺乏相关的指南和细则,导致面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知识产权垄断现象无法有效进行规制。本文拟在对知识产权反垄断理论基础的探讨上,结合国外发展的历史趋势,探索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立法价值取向,并提出具体建议。     

浅谈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治安秩序的建立

我国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混乱,许多问题同时出现,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突出,且表现形式异常激烈,社会治安秩序的良好建立就变得尤为重要。治安秩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最容易出现波动和不稳定,从而造成社会失序。社会转型对治安秩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应该从多途径重建社会治安秩序。     

政府管制对中国烟草企业行为与市场结构的影响分析

中国烟草产业是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成长起来的 ,政府管制直接影响到中国烟草企业的经营行为和烟草产业的市场结构。政府对烟草产业的管制是通过社会性管制、市场结构管制、进入管制、质量管制等来体现。这种管制不仅扭曲了烟草企业的经营行为 ,而且最终导致了区域利益保护下的有限市场竞争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