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新中东政策辨析

自2003年埃尔多安政府执政以来,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新中东政策尤为引人关注。埃尔多安政府一改此前土耳其不介入中东事务的立场,积极改善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充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调解者。同时,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则出现了裂痕。但是,埃尔多安政府的新中东政策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外交战略重心的东移,而是对此前一边倒的亲西方战略的修正,旨在更有效地维护土耳其国家利益。     

土耳其对西巴尔干地区政策的新变化

土耳其与西巴尔干地区互为近邻,紧密关联。土耳其长期奉行亲西方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已严重制约土耳其与该地区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损害了其国家利益。近年来,土耳其在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复杂而深刻变动的背景下,为凸显其地跨欧亚地区大国的独特作用,积极推行外交新思维和零问题睦邻外交政策。西巴尔干地区是欧洲多事之区,成为土耳其外交出击的主要方向之一,并且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鉴于西巴尔干地区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美欧的掣肘,土耳其在该地区只能起到敲边鼓和主要配合美欧战略的作用。     

土耳其外交新政辨析

以埃尔多安为总理的土耳其政府，在外交上以凯末尔主义和战略深度主义为指导思想，利用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积极扩展在中东、中亚、高加索、巴尔干等地区的影响力，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土耳其政府的外交政策体现出独立性、平衡性、多样性的特点，外交策略显现出“由西转东”的倾向。尤其是在中东剧变之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极为活跃，积极与变革后的国家开展外交活动。外交政策的调整表明了土渴望与以往所忽视的东方国家改善并发展关系。但是，作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土耳其以西方国家为基轴的外交战略不会在短时期内发生根本改变。     

土耳其外交新思维及其影响

土耳其正义发展党政府以包容的、超越对抗的新思维指导外交政策,并调整自身战略定位,推行东西并重的强国战略,积极开展睦邻外交并积极介入地区事务,在既有的土美战略关系的基础上,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土耳其外交政策新思维顺应了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有利于土耳其实现经济利益多元化,体现了正义发展党维持执政地位的考虑,同时也是土耳其领导人对自身多元文化认识和思考的结果。土耳其外交的新思维,对地区国家的发展方向、地区局势的稳定及地区力量平衡均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囿于土耳其自身实力,其影响和政策效果有限。     

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土耳其自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增长，政治与外交逐步形成中等强国色彩战略。土耳其具有实现中等强国的现实基础：地理位置独特，拥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优势；综合国力渐趋雄厚；东西文明兼容，教俗结合，既为西方价值观认可，又对动荡中的阿拉伯国家具有吸引力。然而，土耳其实现中等强国的道路也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主要是：加入欧盟前蓄黯淡，影响国家外交与发展战略的实施；民族结构限制国家外交的独立行动；国内政治体制的纠结影响国家的形象。     

认同视角下的土耳其对外政策

国家行为由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土耳其持有突厥、伊斯兰、西方和外来者等多重身份认同并推崇西方价值观,这些身份认同和观念对土耳其对外政策均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西方文明成员和欧洲国家是土耳其的核心身份,整体上决定着土耳其以西方为导向的对外政策,尽管这些身份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偏好和对外政策导向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试论冷战后土耳其的欧盟政策

土耳其地跨亚欧两洲,大部分领土在亚洲境内。但由于历史特别是其国家利益取向等原因,它一直把自己看成欧洲国家。冷战结束后,加入欧盟是土耳其国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 2004年10月6日,欧盟委员会建议欧盟开始与土耳其展开有关土耳其加入欧盟事宜的谈判,这是土耳其寻求加入欧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虽然双方     

特朗普治下美土关系恶化及前景探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与土耳其关系的紧张态势进一步加剧,双方外交冲突接连不断,经贸摩擦持续升级,安全关系严重恶化。从短期来看,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调整中东战略,用现实主义处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重视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作用,使土耳其在美国的中东联盟体系中被边缘化,是美土关系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就长期而言,在埃尔多安总统和正发党领导下,土耳其国家身份的"去西方化"、外交独立性凸显及加速向俄罗斯靠拢,是美土关系疏远的深层因素。美国和土耳其内外政策的调整,使双方在库尔德人问题、巴以冲突、伊核问题等中东地缘政治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加速了双方关系的恶化进程。受制于双方国内政治,美土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但双方仍有广泛的合作基础,美土彻底决裂的可能性不大,土耳其将继续在美、俄之间寻求外交平衡。     

土耳其外交的“人道主义”取向北大核心

土耳其外交在新世纪不断调整,2016年以来推行"积极进取的人道主义"外交,取代了之前的"零问题睦邻"外交和"宝贵孤独"外交。土耳其"积极进取的人道主义"外交主要的试验田是叙利亚、利比亚以及其他非洲地区,其重要工具包括军事干涉、人道主义援助、高层交往和贸易关系等。土耳其的新外交基于对区域局势和土耳其自身遗产的新认知,体现了其外交哲学的革命性变化和对变化局势的创造性应对。它摈弃了防御性特征,潜藏着众多风险。其实践行动牵扯到多个行为体,触动了多方的根本性利益,国际社会对其褒贬不一,其未来前景尚需持续观察。     

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剖析

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在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基础之上,是西方国家对于外交决策实行监督制约的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对于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监督制约机制主要包括议会监督、政府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社会监督。其主要功能是：监督外交决策和决策机构是否依法行使外交决策权,以及在执行外交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保证外交决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促使外交决策者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适时调整外交政策,调节和平衡国内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与需求。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由于自身存在着阶级局限性以及种种弊端,因而其监督制约效能又存在着有限性的一面     

土耳其“东向”外交与其深层逻辑

自2002年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上台后,土耳其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其最新表达和体现就是带有强烈地区乃至全球取向的达乌特奥卢主义。达乌特奥卢主义强调土耳其地缘战略的优势及其历史文化的关联性,主张扭转过去一味倚重西方的一边倒外交,致力于发展与周边国家尤其是穆斯林国家的友好关系,注重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力图充当地区冲突的调解人,并突出软实力的重要性。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的中亚政策评析

土耳其是影响中亚地区的重要外部行为体，中亚也是土耳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区之一。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在新的整体性外交战略的基础上调整了其中亚政策，对中亚的投入和关注度仅次于中东。土耳其的中亚政策目标主要有三：将中亚塑造为“战略纵深地带”,以此为本国“全球性大国”构想提供支撑；推动中亚能源西运，将本国塑造为全球能源枢纽；力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积极参与中亚事务，配合“东向”的整体性外交政策转型。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土耳其采取了包括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安全外交以及能源外交在内的多重政策工具，推进与中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以此保障中亚政策的实施。土耳其的中亚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特征，即政策布局上的国别圈层性，政策工具运用上更倾向于文化手段以及通过平衡战略保障政策实施。从中亚博弈的未来趋势来看，土耳其虽然目前通过采取议题对冲策略实现了中亚政策实施的大幅度推进，而一旦乌克兰危机结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趋缓，土、俄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甚至将重塑中亚大国博弈格局。     

普京当政后的俄罗斯外交走势

5月7日,普京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统。这标志着俄罗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普京政权下的俄罗斯将推行怎样的外交政策,其前景如何,正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一普京早在任俄代总统期间便着手调整对外政策,从相继出台的“新国家安全构想”和“俄外交新构想”中可以看出,俄将奉行“务实外交”,即最大限度地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为“强国富民”、复兴经济服务。从普京近期采取的外交举措看,俄罗斯以西方为重点、“以国家经济利益为中心”、东西方均衡的全方位外交架构已具雏形。(一)放低姿态与西方缓和关系。俄罗斯与美欧间虽然存在根本性的利害冲突…     

美国中东政策的战略支点——土耳其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大国,地跨欧、亚两大洲,连接黑海和地申海,也是多种文明的交汇地,无论在冷战还是后冷战时期都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二战后美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很快,土耳其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扩张势力范围和遏制苏联政策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美国中东战略中许多重要举措都是通过土耳其这个“支点”展开的。土耳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并非只有融合、亲密的一面,还有不断产生矛盾、出现一些“不和谐声音”的另一面。新世纪土耳其调整外交战略“向东看”,但依然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战略支点之一,并能“东西逢源”,无疑将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作用。     

土耳其与北约关系：战略自主还是联盟至上

近年来，土耳其在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围绕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的开发等问题上都与北约盟友激烈对立，引发盟友对其北约身份的质疑。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再次引发了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资格的讨论。土耳其与北约之间的这些矛盾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其核心是土耳其认为北约的“集体威慑”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保障，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与北约联盟的利益并不处在同一轨道上。冷战结束后，当年迫使土耳其加入北约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加速变化，北约联盟新的集体威慑对象也变成了所谓“恐怖主义”。但在应对全球及地区恐怖主义威胁时，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及北约的联盟利益形成了根本对立，土耳其成为令北约“头疼的伙伴”。究竟土耳其是否继续留在北约联盟，以及北约是否继续容纳土耳其，既要看土耳其的外交战略选择，又要看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更要依赖彼此间的分歧管控智慧。     

乌克兰独立以来与俄、美、欧(盟)关系演变述评

乌克兰由于地汇欧亚、东西的优越地位,其外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独立10年来,其外交经历了从亲西方的"一边倒"到实行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平衡、务实外交的过程.俄、美、欧(盟)是乌克兰的三个最主要的外交对象.乌克兰把自己定位为欧洲国家,以加入欧盟、"融入"欧洲一体化为外交发展的优先方向,同时从不忽略、不敢得罪俄美两家.乌克兰与美国的关系政治特色突出,与俄罗斯的关系则更多的是客观因素在起作用.美俄对乌克兰的政策具有争夺的性质,各有所图.但美对乌克兰并无把握,俄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受俄、美、欧(盟)三大势力的影响,乌克兰的外交在夹缝中生存,不得不走钢丝,左右逢源,在三者中间维持某种平衡,为自己谋取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     

调整中的俄罗斯与东南亚关系及影响因素

俄罗斯曾一度推行亲西方外交 ,结果导致国际地位下降 ,国内民众强烈不满。为扭转不利局面 ,重振大国地位 ,俄罗斯很快开始对外交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作为一个欧亚大国 ,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形成于“特定的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中 ,使得其既不能绝对地关注西方 ,也不能绝对地关注东方”①。随着冷战的结束 ,亚太地区逐渐进入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心 ,东方在俄罗斯外交中必将日益具有重要的作用。一、稳步发展的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关系1 .恢复与传统盟友的合作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及中苏(俄)、中越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使得苏联与越南关系中…     

拒绝欧洲化? 土耳其疑欧主义的兴起

目前,土耳其的欧洲化进程面临严重障碍。由于对入盟谈判框架的失望、关于欧盟强烈反对土耳其入盟的认知以及对欧盟双重标准的不满,土耳其的疑欧主义在大众和政党中有了较快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对欧盟普遍的不信任。这导致了两个重要的政策结果:第一,由于土耳其国内关于加入欧盟的政治共识破裂,导致政坛动荡,改革阻力加大;第二,土耳其改变以往对欧一边倒政策,寻求拓展新的外交空间,逐渐与西方偏移。当前土欧关系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于重建信任。     

普里马科夫多极化外交评析

普里马科夫多极化外交思想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产生了俄罗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有两个特点:一是全方位,二是力图与西方划清利益界限,借以稳定因北约东扩而动摇的双方关系.普里马科夫外交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其主要方向--对西方的外交却失败了,因此就整体而言没有达到改善国家外部环境的目的.普里马科夫外交的失败与其思想上的缺陷有直接的关系,如他错误地认为和平伙伴关系可以取代(力量)均势体系,过于追求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夸大了俄罗斯的作用,但在面对西方的打压时,由于无力还击,不得不退让.目标过高而手段不足,二者的失衡是普里马科夫外交实践中的基本问题.     

试析战略纵深主义对土耳其外交的适用性——基于隔离行为体的视角

土耳其作为位于中东和欧盟两个安全复合体之间的隔离国,长期以来具有传统隔离行为体的脆弱性、边缘性和消极性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向"非传统"隔离国转变。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执政后,土耳其外交在"战略纵深主义"指导下表现出异常积极的"非传统"特质。该主义以土耳其"无与伦比"的"地理纵深"与"历史纵深"为逻辑起点,给土耳其设定了"全球行为体"的超前目标,选择发挥"中心国家"优势,积极介入多地区并发挥领导作用作为其实现路径,意图突破隔离国的身份。但隔离行为体性质对土耳其外交的制约依然明显,且与战略纵深主义间存在巨大张力。"阿拉伯之春"爆发刺激土耳其冒险采取武力作为重要外交手段,最终导致这种张力无法调和,外交陷入孤立。后达武特奥卢时期,埃尔多安仍奉行战略纵深主义,而土耳其外交战略调整必须建立在对其进行扬弃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