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治理规范的演进与传播：以印度为案例

国际气候治理的关键在于形成国际气候治理规范并传播到各个国家,使之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切实遵守。从国际层面上看,需要各个国家积极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建立气候治理共识;从国内的视角来看,需要国际气候治理规范落实到国家层面,对国内政治产生积极影响。国际规范和国内政策环境的契合程度是决定规范能否在国家内得到有效传播。由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分离与差异,二者的完全契合的并不多见,因此,国际规范的传播过程往往也是双方相互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规范和国内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国际规范发生着变化,国家行为也在规范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在气候谈判中,印度政府不断的重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本国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但是随着气候谈判的深入以及气候规范传入国内后引起国内利益的分化,印度的气候立场有所调整,反映了在气候问题上的新认识。     

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谈判立场的解读与评价

巴西政府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及其气候政策的变化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消极参与逐步向积极推动转变的过程,可以分为前卢拉时期、卢拉时期、罗塞夫时期三个阶段。2015年9月巴西政府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发布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其减排目标在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肯定的同时,被指可以更进一步。在巴西立场和政策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其近期动向,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谈判立场进行了解读与评价,将其主要影响因素归结为环保主义的政策影响力、碳排放源结构的特殊性、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考量和可再生能源市场前景。中国和巴西同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且各自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但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立场分歧。基于巴西的气候变化政策及其气候谈判立场,中巴两国可以增进沟通,减少分歧,重点加强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和能源研发与应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拉美独立协会:中国的对手还是伙伴?

拉美独立协会是一个持激进立场的发展中国家气候谈判集团,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着领先的建设性作用,而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在气候治理方面坚持渐进路线,正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二者是对手还是伙伴?在全球气候谈判取得一系列进展但任务仍然非常艰巨的背景下,站在中国的立场,无论把拉美独立协会看作对手还是伙伴都是过于简单化的表现。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方针和多样的方法,针对不同场合、不同领域、不同时期进行区别对待才是明智的选择。概括地说,中国应当以"坚持原则,大局为重,南南合作,着眼未来"的十六字方针来处理双方的关系,主要在三个领域开展合作: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开发援助。这一方针也适用于中国应对其他激进的发展中国家或谈判集团。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加勒比国家及与中国的合作

加勒比地区是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小的地区,却是全球面临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威胁最大的地区之一。气候变化不仅阻碍了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威胁到这些国家及其人民的生存。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加勒比国家一直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一是为了寻求国际支持,推动进程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二是为了提高地区气候治理能力。加勒比国家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主要策略包括积极参加国际气候谈判,最大限度地争取话语权和主动权;以及积极争取国际援助进行地区气候治理。加勒比地区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关于气候问题的主张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并提升了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中国应加强与加勒比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通过巩固双方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合作、增强在地区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和实施综合立体的合作模式等路径维护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权益,并促进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     

中国与G77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分歧

"G77+中国"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谈判方,多年来为推进国际气候谈判,尤其是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气候谈判的日渐深入和复杂,中国与G77之问立场出现了分化,利益协调面临困难.尽管如此,双方合作的基础仍然存在.在后续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与G77继续维持这一战略联盟意义重大.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墨西哥:角色转型与政策选择

墨西哥在地理上和经济上的北美国家身份与政治和文化上的拉丁美洲国家身份,导致了该国身份认同的困境,也决定了其不断在国际社会中探索自身的角色定位。随着墨西哥外交政策的转型,其国际角色定位从发展中国家领导者,转向旨在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气候变化议题在当前墨西哥的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其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也是其表达中等国家声音的一个重要渠道。基于本国的特殊性,墨西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诉求是提升国际影响力、追求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其政策选择包括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努力调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认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视可持续发展,承担自愿减排义务;提出建立"绿色气候基金";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就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桥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适合墨西哥对自身的国际定位,有利于其走出认同困境,从而找到与南北双方接触并符合自身利益和政策目标的路径。     

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新趋势

《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由上至下的减排义务分配体系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免责优待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京都模式"的主要特点。由于这两大制度安排与实际需求的矛盾,全球气候治理很快陷入困境之中。《巴黎协定》对"京都模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是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共同推动的结果,将有效地化解"京都困境"。一方面,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在多个层次上对治理实践的创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从以国家减排为重心转向以经济低碳化为重心。另一方面,随着多边气候谈判僵局的持续,发展中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认知逐步更新,而发达国家推动的"自愿减排原则"的传播也为南北气候治理规范的再融合创造了条件。为有效利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这一机遇期,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发展低碳经济,并主动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全球发展倡议下的中拉气候合作：基础、机遇与挑战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拉同属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还是在绿色低碳合作领域,都有相近的立场和广泛的共同利益。在全球迈向碳中和的关键时期,中拉气候合作在清洁技术转移、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和林业碳汇三大领域具有广阔空间,进而有望在公正转型、气候韧性发展和协同增效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拉美国家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已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尽管中拉合作面临美国因素干扰和拉共体内部认知不统一的双重挑战,但双方气候合作的机遇大于挑战。未来在全球发展倡议的统领下,中拉气候合作应朝着推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实现碳中和的方向走深走实,不断拓展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下的气候合作新议题群,争取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达成对发展中国家整体有利的条款。中拉双方要以前瞻的、发展的、创新的眼光来看待气候合作中的机遇与挑战,为共同实现强劲、绿色和健康的发展而持续发力。     

对当前深化"基础四国"合作的思考

"基础四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与欧盟及美国等"伞形国家"并立的三大关键力量之一,在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以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等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日益转向美欧发达国家的减排方案,使"基础四国"面临巨大的压力.随着巴黎气候大会后新的全球减排框架逐步落实、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阵营划分,开始呈现出向"排放大国对排放小国"转变的态势.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分化明显加剧,"基础四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面临的冲击日益加大.     

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全球气候变暖在印度表现得非常明显,对印度的影响也比较大。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印度出台了《国家行动计划》,在国内重点实施八项计划,并辅以其他计划。在国际上,面对发达国家不断施加的强制减排压力,印度一方面积极通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参与国际节能减排合作,另一方面在气候谈判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捍卫国家利益。由于立场相近,印度与中国在气候谈判问题上总体上保持的是一种协调与合作的关系。     

浅析沙特阿拉伯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与策略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立场十分引人注目。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对石油生产构成了制约,对沙特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基于此,沙特确定了它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基本立场。但由于自身的影响难以左右谈判的发展方向,因此该国时常采用同步前进、反复宣传负面影响、推迟谈判、对程序性规则作出自己的解释等杯葛策略,来表达和维护自己在气候谈判中的利益和诉求。     

东亚区域气候治理合作困境分析

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谈判进程缓慢背景下,区域层面的气候治理显得日益重要。然而,气候变化形势严峻的东亚地区并未能形成类似于欧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气候治理合作机制。东亚国家因领土争端等安全议题使国家间关系相对紧张与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区域性合作;域内国家发展现状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差别导致针对发展性问题的关切不同;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治理机制中,分属不同气候谈判集团,所持立场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加之外交传统惯性和域外其他行为体的影响,使得东亚区域气候变化治理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造成区域合作困境。在构建和推进东亚气候治理合作机制时,应注重在域内大国引导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以体现不同个体的利益诉求,并借鉴其他地区的治理经验,促使区域治理机制同国际层面的制度接轨。     

应对气候变化:非洲的立场与关切

气候变化及其引起的消极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非洲对形成气候变化的责任最小,却是受影响程度最深的地区.气候变化将对非洲的农业、水资源、沿海地区、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和国家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并最终影响宏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共同立场的形成,有利于非洲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争取主动,并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消极影响.非洲国家将在坚持原有气候原则和机制的基础上,保证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争取更多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转让.气候变化对非洲既是挑战,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美国气候政策的演进及其析因

美国在气候问题上坚持的立场和国际气候谈判框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这是国际气候谈判难以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从回顾美国气候政策的演进出发,发现美国对气候变暖带来的危害的认识日益加深,强调所有国家必须承诺减排和运用市场手段来达到减排的目的,美国持有这个立场的核心原则是气候政策必须不能削弱美国的国家竞争力.为此,本文运用波特的"钻石模型"分析了美国气候政策变化的原因,认为由于政策会影响到"钻石模型"的四个要素,而美国的气候政策必须不能降低由四个要素组成的钻石体系的竞争力,所以这就左右了美国的气候政策.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分析

美国为了维护其现实利益,在现阶段不会以承担温室气体强制性减排义务为代价来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合作。从长远利益考虑,美国需要利用气候变化政策为其能源安全战略服务。在石油替代能源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后,美国可能调整其气候变化政策,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政治压力和经济影响。     

欧盟国际气候政策中的消极因素

欧盟的国际气候政策存在诸多消极因素，主要包括：提出的减排目标相对保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采取一种内外有别的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在技术转移问题上过于强调知识产权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虚多实少；其相关产业政策导致排放转移，某些环境和技术标准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消极因素与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新形势一起，共同决定了欧盟难以重返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的领导者地位。     

印度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特征及中印合作

印度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自2008年提出"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以来,印度的气候变化政策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变化。与发达国家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更加侧重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不同,印度应对气候变化主要关注"安全纽带",即围绕水、能源和粮食安全这一主题展开。这表明,印度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更多是从生态安全的整体性考虑,并未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核心关注。这提示中印两国应加强生态安全领域的战略和技术合作,依托印度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推动中国优势低碳技术在印开展绿色产能合作,并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积极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立场。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巴西的谈判地位、利益诉求及谈判策略

巴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政策,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提出了减排目标.巴西拥有世界最大的天然碳汇--亚马孙森林面积的2/3,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使巴西在世界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巴西不仅与发展中国家结盟,而且与法国等发达国家采取共同立场,力图使自己掌握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话语权,争取获得国际援助.由于各国在减排责任及援助等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较大,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难以达成有约束性的减排协定.     

碳中和目标下海湾国家气候政策探析

随着全球气候政治环境的变化，海湾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角色由“牵制者”转向“骑墙者”。在利益基础分析模型和选择性激励视角下，海湾国家气候政策演变是内生因素和外部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因其承受全球气候行动加速带来的压力、生态脆弱程度高、面临经济转型困境、国内减缓成本降低，以及提升国际形象的需要，海湾国家气候治理势在必行。为此，阿联酋、沙特、巴林和阿曼等国相继宣布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增加清洁能源开发利用，降低化石能源依赖；研发推广碳捕集技术，减少温室气体结构性排放；通过植树造林增加碳汇，补偿碳排放。海湾国家在气候治理和绿色发展方面积极作为，取得了初步成效。与此同时，能源系统脱碳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环节，这将导致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使用减少，进而冲击海湾国家的地租型经济和食利契约，对其国际地位和国家治理带来挑战。海湾国家已开始为达到气候治理目标与可持续发展付出努力，但因其影响因素纷繁复杂，实现碳中和目标任重道远。     

气候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全球推进

随着气候地缘对世界格局变迁影响的不断增强,气候安全逐步成为霸权护持的新型塑造变量,即霸权国以气候威胁识别与安全保障为抓手,全面提升自身在全球低碳转型中的军事、经济、制度和话语霸权。经过二十余年的气候议题安全化进程,美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气候安全战略。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危机全面嵌入内政外交之中,通过多种路径推进其气候安全战略,包括凝聚盟友气候危机共识并启动北约气候安全框架;增强军队气候韧性以推进全球气候地缘敏感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美国在绿色技术联盟与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的议题设置权与话语权;在“印太”框架下主导符合气候安全与人权规则的可持续基建标准等。但美国这种“国家安全至上”的全球气候安全拓展路径难以在国家安全目标和人类安全目标之间达成平衡,气候危机应对需要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发展—安全”理念基础上推进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