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法治转折与法治的境界

本文从法治的视野对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存在着的政治泛化话语进行反思 ,并以此为基点考察当代中国法治转折的内在含义 ,探讨法治发展的逻辑和境界     

论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及出路

中国法治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法治文化难以养成,以至于法治模式难以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一困境长久地困扰着国人,阻扰中国法治发展的深化。理性的法治文化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内在核心动力,是推进我国普法宣传教育的内在需求。在寻求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越来越重视自身文化建设,寻求打破法治文化建设中面临的困境,乃是今日之中国法治建设的不二主题。     

反思精神:中国欲求法治之核

实现法治,已经成为中国目前的紧要任务。首先需要理清的是法治的含义,接下来才是研究如何实现法治的问题,也就是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来寻找具体的实现法治的路径。通过对西方法治形成过程进行梳理之后可得出结论,反思精神乃是实现法治的内核,除了注重移植国外的先进制度外,更要注重学习这一反思精神,以促使中国的法治建设更加快速、稳健和理性地发展,并永葆生机。     

论当代中国监狱文化的冲突与转型

监狱文化的冲突与转型蕴涵于监狱文化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进程的必然性之中,中国监狱文化中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人治与法治的冲突、本土与外来的冲突。抓住了这些矛盾的根源,就可以理性地促成当代中国监狱文化对人治文化的舍弃和对法治文化的推崇、对政治文化的改进和对知识文化的膜拜、对农本文化的超载和对都市文化的追求、对复合型结构文化的解构和对单一型结构文化的重塑,从而正确把握新时代监狱文化科学发展的改革路向。     

关于阶层文化与农民问题的思考

阶层文化是特定社会对于阶层的文化解释,是一定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中的阶层发展的文化氛围。合理的阶层文化,是一种反思现代性的视角。中国农民问题,或者说三农问题,背后有一个阶层关系问题,有一个与理性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相联系的阶层文化的塑造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在中国直接涉及到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整体型的社会结构,避免阶层关系的负向循环。     

论中国公民权利的法治保障之路

有着千年之久的“法治”，语义纷呈。在近代，奠基于西方人文理性精神之上，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法治”理想深入人心，和宪政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法治在当今中国是最好的选择。中国的法治之路，必然深受传统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首先要扬弃传统文化中假“法治”行“人治”的工具论。要结合传统文化的有益部分，在借鉴吸收西方法治内涵和精髓，并努力营造“中国政体型法治”生存的环境和条件。     

法教育学与中国社会

法治从结构上可划分为制度的法治与文化的法治。制度的法治在于法律制度本身基本具备法治的制度性标准 ;文化的法治意指社会公众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尊崇权利和信仰法律。中国法治的关键在于文化的法治 ,亦即培育中国的权利文化。法教育学的主题在于如何构造中国的权利文化 ,而变革的社会、权利文化的追求和通过教育实现法治的方法必然使法教育学产生于中国社会并服务于中国法治文明的实现。     

当代中国法治生成模式探微

西方法治的生成主要有赖其文化、经济、政治、法律基础的同时同向务实;以法治生成所依凭的社会基础的来源不同,西方法治的生成模式分为内生型法治和外生型法治两大类;当代中国在对法治生成模式进行选择时,应当把"治标"和"治本"结合起来,解决中国传统社会缺乏以人的自由权利和理性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基因和实体价值的问题.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的研究意义在于，其是努力争取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利，更在于其是实现法治中国化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话题。我国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我国的法治实践。     

试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五大转变

我国从1978年开始历史性转折，这三十年，我国发展的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内容是推进五大转变，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由人治向民主法治转变；由革命文化向和谐文化转变；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     

尊重法律体系 引领法治发展——对宣布法律体系形成的得与失的考察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要想发挥法律体系的规范功能,就必须理性地对待它。现在法律体系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夹击,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轻视形式逻辑的实质思维倾向阻碍了规范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在司法政策中过度强调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能动司法的统一,使得法律的权威性难以树立,法治之路更加艰难。因而,强化形式法治的观念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特别的意义,要想实现限权意义上的法治,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及其体系的规范作用。过早地批判、放弃形式法治将会使法律失信于民,成为法律白条;过多地讲政治、讲大局等是对政治资源的过度消费。     

地方法治建设中的文化路径

地方法治建设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文化在其中亦不容忽视。从历史走来并且立足于现实中的地方法治建设存在着困境,集中体现在对于法治文化的忽视和错误定位,进而在现实中难以取得实效。在地方法治建设中,如何协调差异、统筹整体性要求以及培育法治文化的可行路径等问题依然有必要加以分析。从法治建设的文化路径选择来看,地方法治建设需要关注法治文化培养和传播、坚守法治文化原则、认清其与法律文化的差异,最终实现地方法治文化下型塑法治信仰的精神内涵。     

当下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走向原因析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发展出现一个转折.引领中国精英文化潮流近一个世纪的文化激进主义,让位于迅速振兴起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对这一转折进行历史性分析不难发现:中国迅速走强的综合国力为这一转折莫定物质基础;全球化特别是文化的全球化为这一转折提出必然要求;东亚现代化的成功以文化自信力的提升推动这一转折;中国学者对西方现代中心主义的反思赋予这一转折以内驱力.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文化的发展困境与优化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是广府文化传承、发展的中心,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粤港澳大湾区法治文化具有异质性与同质性并存、私法性与公法性同在、建构性与进化性共生的特质,这些因素促进了大湾区法治文化的发展。同时,大湾区法治文化发展也面临着差异性影响、理性流失、"良性违法"等诸多困境。为此,粤港澳通过明确区域合作权限、加强软法治理、推动社会组织合作等路径消解困扰,形成协同合力,促进大湾区法治文化的发展。     

中国法治信仰体系建构思路

中国法治信仰体系的建构有利于破除中国法治的现实困境,切实推进法治化进程,它的本质是一种政治文化建设活动。中国法治信仰体系建构以中国丰富的传统法治资源、当代共和时期的政治实践与西方法治理论及实践为文化与思想基础。中国法治信仰体系建构的目标是塑造一套与中国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结构,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系统的理论基础,并形成一门综合应用学科或新兴专门学科。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范畴的法治信仰体系的建构可采取对古今中外的法治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两种基本的发展方式,最终使法治信仰扎根于人心之中。     

区域法治文化的发生学考察——一个多维分析框架

区域法治概念对法治中国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作用,厚植区域法治文化是区域法治发展的根基。就发生学而言,区域法治文化的生成路径包含历史、制度和实践三个维度。在历史维度中,区域法治文化生成自地方性知识中对文化大传统的多元诠释;在制度维度中,区域法治文化生成自现行宪制结构下对法制体系的合理续造;在实践维度中,区域法治文化生成自区域竞争语境下的自然演化。应当重视法治文化的区域化及差异化发展路径,并推进法治理论的转型。     

论当代中国监狱文化的冲突与转型

监狱文化的冲突与转型蕴含于监狱文化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进程的必然性之中,中国监狱文化中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人治与法活的冲突、本土与外来的冲突,我们抓住了这些矛盾的根源,就可以理性地促成当代中国监狱文化对人治文化的舍弃和对法治文化的推崇、对政治文化的改进和对知识文化的融洽、对农本文化的超载和都市文化的追求、对复合型结构文化的解构与对单一型结构文化的重塑,从而正确把握新时代监狱变化科学发展的改革路向。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法治和自由的关系视角

法治作为一种生成中的生存方式,内涵了人的自由理想.自由精神是法治产生的动力,法律是自由现实化的基本途径,自由权利是法治的核心内容,法治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和谐和全面发展.马克思对法律自由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个实践问题,自由不是纯粹理性的反思,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对中国而言,依存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法治,是其法治之路的特征.     

试论当代中国法治型政治文化的生成

我国已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在观念上进行变革,即要生成当代中国法治型政治文化。本文提出目前应着力通过树立法治理念和建构制度来生成当代中国法治型政治文化。     

法官与法治

法治是一种理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法治社会中,要保证法律权威的实现,当然离不开法官,这是实现法律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法官在法治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