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华反倾销“非市场经济”问题探析

在欧盟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问题始终是困扰中国出口企业的最大难题之一。欧盟对华反倾销中的替代国标准、倾销幅度的认定等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对中国出口企业构成了歧视并严重阻碍了中国对欧贸易。本文对欧盟“非市场经济”待遇的产生、变化规律及造成的后果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文章首先介绍欧盟反倾销法的法律渊源以及“非市场经济”问题在欧盟反倾销法中的产生及演变过程;进而结合相关案例,分析欧盟“非市场经济”待遇的适用后果,包括替代国制度、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计算、“一国一税”及其例外等;文章最后就欧盟对华“非市场经济”待遇进行了基本评估,并提出了我国政府与企业的应对策略。只要我国政府与企业充分利用欧盟反倾销条例中的新规定,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欧盟反倾销指控,就可以争取有利的应诉结果。     

新的全球经济衰退是否正在孕育之中?

当今对全球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是三大经济体──美、日、欧盟。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扩大和深化的情况下 ,三大经济体经济的浮沉起落 ,本来就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世界的经济走向 ,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走势 ,与欧盟相比 ,对中国的影响更为重大。这主要是由于中美、中日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以及美日经济之间的联系性所决定的。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美国、日本在资本输入和经贸合作的领域都相当广泛。因此 ,在 2 0 0 0年第 4季开始的美、日两国的经济增长所出现的明显回落 ,尤其是 9月 11日美国世贸…     

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70年代以来 ,因受年度性双赤字困扰及美国产业向后工业化过渡 ,美国贸易政策理念在国内产业集团的强大压力下发生了变化 ,从传统的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政策走向公平贸易和战略性贸易政策。 80年代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发展为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日半导体和美欧商用航空器争端这两个案例说明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 ,政府介入可以改变战略性博弈的结果。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可以帮助本国企业实现利润转移 ,而且可以创造“外部经济” ,从而增加国家经济福利。 90年代 ,克林顿政府以战略性贸易理论作为指导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流经济学 ,实行“出口能动主义”战略。尽管未能消除贸易赤字 ,但美国出口能力大幅提高 ,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经济恢复国际竞争力做出了贡献     

大萧条时期美国贸易政策与中美贸易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开始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极大地损害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中美贸易也受到了严重冲击。1929～1932年,尽管中国货币被动贬值,但其对出口的积极效应远远小于美国进口税提高及进口需求下降的效应。1933年以后美国关税壁垒降低,美国货币贬值及白银购买导致中国货币相对升值,但有限的贸易自由化及国民收入的增加,引致进口需求扩大,并由此带动了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增长。     

美国贸易政策嬗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的研究视角

特朗普政府“公平、对等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拜登政府“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都表明美国贸易政策的落脚点正逐渐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本文从选民及利益集团、产业地理政治、要素流动三个视角出发,将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纳入考察,以此来解释美国贸易政策的嬗变过程。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部分中产阶层、劳工阶层、贫穷劳工阶层是主要利益受损者。庞大的人口规模与地区经济利益的变动,导致牵涉党派利益的政策决策者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不仅要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还要兼顾受损经济阶层的利益诉求。本文借助吉尔伯特模型对2009～2021年美国贸易政策的案例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的共识导致美国贸易政策发生嬗变。这是影响美国选择不同贸易政策的主要因素。     

从多边贸易体制看美国贸易政策的嬗变

现代国际贸易体制是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上的。从起初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到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在引领多边贸易体制构建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频频退出一些国际组织,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世界贸易组织不同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包括争端解决机构做出的裁决在内,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其成员具有强制约束力。世贸组织成员任何涉及多边贸易体制和其他成员利益的举动都可能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美国对其他成员采取贸易制裁措施摆脱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约束。因此,从多边贸易体制视角研究美国贸易政策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而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也为观察多边贸易体制的走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欧共体反倾销条例“共同体利益”条款研究——兼论对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若干启示

反倾销措施的适用常常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内不同产业团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平衡不同的利益诉求 ,进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是一国反倾销法需要妥善处理的课题之一。本文着重探讨了欧共体反倾销条例中“共同体利益”条款在不同阶段 (以 1994年为分界 )的应用情况 ,勾勒出欧共体反倾销主管机关目前在反倾销过程中权衡共同体利益的具体程序和指标评价体系 ,并对这一机制在实践中的应用做出了初步评价 ,指出“共同体利益”条款的存在赋予反倾销主管机关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 ,但是并没能遏制欧共体反倾销措施在实践中的滥用。在此基础上 ,文章分析了欧共体的共同体利益机制对中国反倾销法的完善的借鉴意义     

东南亚国家对美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1945-1970)

1945-1970年间,美国利用其霸权地位所缔造的国际贸易和支付体系、冷战地缘政治因素以及美国实施的战略储备计划,都对东南亚国家的对美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冷战动力的作用下,东南亚国家的对美贸易被纳入了东西方竞争的轨道,美国成为这一时期东南亚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最重要的进口国,东南亚国家也通过对美商品出口增加了财政收入和资本积累,一定程度上为其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非中性制度与美国的经济"起飞"

本文从商人集团与国家相互博弈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对美国经济"起飞"的原因做出尝试性的解释。文章认为,美国立国后,通过国会立法、政府推行的以关税保护和国家银行为核心的贸易、金融政策,国家对工商业集团给予制度上的特别支持。在国家力量的保护和支持下,美国商人建立了自己的工商业体系,这一过程与美国国家实力和政府权力的迅速扩张同步。国家与商人之间的长期合作,推动了具备增长潜力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及有效的资本市场的确立,这是确保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     

推动中美贸易问题的非政治化--美国工商利益集团就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游说

1999和2000年,围绕是否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美国国会尤其是众议院存在明显分歧。劳工组织等团体试图通过将贸易问题政治化,阻止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工商利益集团则从维护在华商业利益出发,大力推动贸易问题的非政治化,最终促使国会批准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工商利益集团的游说,实际上是一次美国全国范围的中美关系教育运动,对促进美国公众和国会议员对两国贸易关系乃至整个双边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密切中美经济往来,推动贸易问题非政治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影响。它反映出,工商利益集团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维护和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积极力量。     

"克里奥化":对全球"美国化"现象的一种解释

在20世纪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他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大众文化,致使"美国化"成为很多国家在维护本民族文化认同时面对的严重挑战."美国化"现象反映了美国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重塑这个多元文化世界的图谋,带有明显的"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美国化"这一全球现象,"克里奥化"便是其中一种很引入注目的观点.本论在考察20世纪以来全球"美国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分析"克里奥化"观提出的背景及其包含的基本内容,以及文化上的"克里奥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本文认为,"克里奥化"观尽管还不完善,但对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全球"美国化"颇有启迪.     

“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新德国问题”前景探索

"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乍看起来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但对于21世纪初的德国来说却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用这两个概念来探讨"新德国问题"的发展前景,是本文作出的尝试.     

“红色”黎明

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德国去年十月的柏林选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联系到过去几年里民社党的发展趋势 ,它的崛起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历史和现实的因素 ,地方、全国和国际上的局势都是促进或限制其复兴发展的客观条件。但如何进一步确定自己的政治身份 ,在德国的主流政治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还需要它继续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反思和对自己的政策纲领进行调整。     

从"热那亚事件"看"反全球化运动"

反全球化与全球化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两面.冷战结束后,世界矛盾的发展演变刺激着"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本文试以"热那亚事件"为背景,对"反全球化运动"的起因、概念和特征进行分析和思考.     

TRANSGRESSING "VICTIMS" Reading Narratives of "Filipina Brides" in Japan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discourse on Filipina hanayome (brides) in administratively mediated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kokusai kekkon) in Japan from the mid 1980s to the present. In narratives of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in the late 1980s, “Filipina” came to index the “problem of brides from Asia.” As seen elsewhere, various textual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s have depicted rural Filipino women as socioeconomic victims and sexually subjugated women. Simultaneously, however, constructions of Filipina hanayome in rural Japan have been given local twists. Drawing on examples from largely neglected written texts in Japanese and from an ethnographic vignette, the article next focuses on sexual subjectivity and economic autonomy, two dimensions of the women's lives in which they struggle to recapture their own ways of imputing meanings to their lives vis-à-vis various social forces. In so doing, this article interrogates certain feminist and popular depictions of hanayome.     

Interpreting "Nationality" and "Language" in the 2001 Ukrainian Census

Ukraine conducted its first post-Soviet census in December 2001.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use of the categories "nationality" and "native language" in the census and relates them to fundamental precepts of Soviet nationality and census policies. The enumeration of national and linguistic identities is related to the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preferences. Orientations toward language policies (particularly in Galicia and Crimea), regional autonomy (in Transcarpathia), and territorial belonging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olitics of the 2001 Ukrainian census.     

和辻哲郎“风土论”与“伦理学”内在关系探析

和辻哲郎(1889年-1960年)是日本著名的伦理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其核心思想有两个重要分支:风土论和伦理学。《作为人间学的伦理学》(1934年)与《风土——人间学的考察》(1935年)的最终出版,标志着和辻哲郎思想的初步形成。风土论与伦理学两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在早期风土论的相关论述中,和辻哲郎的核心哲学结构仍停留在"意向性结构",直到在伦理学领域逐步确立自己独特的"间柄"结构,完成了从意向性结构到间柄结构的转向,他才完成了自己对风土论的修改。但是风土论与伦理学面临着许多质疑,笔者认为,如果说风土论是以伦理学为方法论来对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进行理解的产物,那么风土论的问题就反映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伦理学中的根本问题。     

国际体系“区块化”的演变与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

"中等强国"外交近年来在韩国政界、学界都是一个持续升温的关注热点。而有关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讨论在中韩两国的学术界都有过一些颇有见解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全球体系的视角来分析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本文作者选择的视角同样是从演变中的全球体系中观察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即冷战后全球体系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型的结构,而"一超多强"或雁阵式结构也不能恰当描述全球以及地区的变化趋势,同时韩美同盟体系的"升级"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该同盟的单向强化。本文将首先回顾并分析冷战后相对稳固的"金字塔"结构的国际体系是如何出现相对松动的"区块化"趋势。之后,笔者将从外交层面分析韩国是如何应对这种国际体系的变化以及韩国如何在全球体系中确定自身的战略定位。最后,笔者也将尝试分析并评估在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与中国的全球外交举措有着怎样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并对韩国"中等强国"外交做一个简单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