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对构造法治国家的价值

法治的实现,首先要有一部符合宪政精神和法治价值的宪法。只有依据弘扬人民主权,限制政治权力的基本理念而成长起来的宪法才是法治之根本法,“良宪”的存在及其理性运作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关键。依法治国不仅是依宪治国,更在于依良宪治国。故而,深人探讨宪法对构建法治国家的应然价值并使之实在化,对法治之进程具有重要的前导性功能。一、宪法是法治国家立国的政治宣言从实在法角度看,宪法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法治国家的形式标准,而符合民主宪政精神的宪法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存在及其有效运作,则是法治国家的实质要件。宪法对法治国…     

法治中国建设从宪法出发

推动党内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同步发展,以促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战略的实施,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宪法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根本依循,从宪法出发,紧紧围绕宪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当突出宪法对法治政党、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根本意义.宪法精神走进执政组织的党章和社会组织的章程,融入政党政治、国家政权运作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将有利于形成由宪法携手执政党章程和社会组织章程主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局面.突出宪法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统率作用,以宪法精神和规范驾驭法治中国建设过程,重在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章程为核心的社会规章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党内法治联动国家法治、带动社会法治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常态.     

韩大元：依宪治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以法治理念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需要以宪法为根本，社会管理服从法治框架，管理创新遵守法律规定。在法治理念中，要突出宪法理念。法治是执政的保障。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宪法体现了尊严、规则、法治等社会共同体的基本价值，是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规范基础。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依法治国,是我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首先是要依宪治国,这是习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进行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中明确提到“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机制.”深入理解和掌握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的关系,大力健全宪法实施与监督制度,维护宪法的权威性,是我们必须明确的重大课题.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宪法信仰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

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是依宪法治国,公众普遍的宪法信仰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宪法信仰程度决定着宪法实施程度进而影响着整个依法治国的进程。宪法信仰既是指一种对宪法的情感和态度,也是指一切按宪法规定行事的行为,它是主客观方面的统一。宪法信仰是建设法治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它是实现依法治国精神保证。     

增强宪法意识 树立宪法权威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的治国方略,也是我们国家法治建设发展的根本方向。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以及宪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它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依宪治国。也正是因为宪法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出发点,所以,依法治国必须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     

宪法与宪政建设研究

宪政建设与法治建设浑然一体的国家建设,二者密不可分。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宪政建设的水平和法治建设的水平紧密联系。依法治国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标志,宪政建设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依法治国本质上就是依据宪法治国;宪法和宪政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从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入手,探讨在中国进行宪政建设的必要性和基本途径,探讨宪政制度的建构。     

加强司法改革 促进公正司法

本次修宪将依法治国纳入宪法，表明了我国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是中国彻底与人治决裂的宪法宣言。依法治国需要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局面，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各个环节都要到位，缺一不可。公正司法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而...     

依法治国首先要以法治权

我国《宪法》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要使中国的经济走向世界市场经济，建立一个以规范权力、保障人权为基本内涵的现代化法治国家，是我国依法治国所追求的最根本目标。我认为要实现依法治国首先要以法治权。     

论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和宪法依据

行政许可听证制度是一项保障行政许可相对人发表意见、了解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依据,保护当事人民主权利的法律制度。探讨行政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和法理基础不仅是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立法要求,而且也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听证制度的现实需要。自然公正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和依法治国理论是西方国家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美国听证制度的依据源于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确立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进一步完善我国听证制度就必须修正《宪法》第五十一条,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一切国家机关未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一款,并制订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宪政视野里的无产阶级政党宪定执政地位研究

无产阶级政党在现行宪法中的宪定执政地位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宪政国家阶段具有历史唯物论意义的逻辑推论。这种执政的宪定地位是实现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跨越的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历程揭示了在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将社会主义的国家建构成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宪政国家理念与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在宪法框架下的统一。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的内涵发展与时代发展的客观现状决定了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必须重新解读。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在于其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先进性。     

论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的界限

国家权力机关对国家行政、审判和检察机关正确行使监督权,应根据被监督的三机关的性质和特点进行监督,其界限是既保证三机关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又使国家权力机关不失职不越权。这对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权利的另一个成本:国家认证及其西方经验

国家认证的西方经验表明,认证是权利的另一种成本,是建构良好的法治和治理秩序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国家认证的公共性,体现在它几乎是所有国家制度的前提,因此堪称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的基础"。在建设法治国家、税收国家、福利国家和监管国家的过程中,现代国家需要不断增强其认证能力,让多数人进入认证体系,从而加快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进程,提升法律与政策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沟通国民的中间成本,逐步实现关注绝大多数人的期望并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良治状态。认证这种"治理术"在发达国家的制度化和例行化,应当为追求民主法治的人们所正视。     

我国宪制发展中短期态势评估

我国宪法确立了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架构,内容包括若干基本宪法原则、公民宪法权利的范围及其保护、国家权力的横向和纵向配置,以及宪法的保障实施。我国宪制发展面对的课题可概括为以下几种:使政治、法律体制改革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效保障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治化;形成独立的有权威的司法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完全可以在今后5-10年内实现一些具体的宪制改革目标,其中包括:初步实现政党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法制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乃至全国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修改选举法,容许人大代表选举实行竞选;实现不同职业选民的平等选举权;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采取立法措施弥补公民基本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消除地方因权力过度集中于执政党的领导机构而形成的党的书记破坏法制、搞个人专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设立宪法法院前的过渡措施;逐步终止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选举和补选环节普遍违反法律原则的做法。     

论国际法与宪法的效力关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视角

在有关国际法与宪法的效力关系的国内法制度中,有规定宪法的效力优于国际法的,也有规定国际法的效力优于宪法的.根据有关国际法与宪法效力关系的国际法,国际法的效力优于各国宪法,每个国家都有义务依据宪法或法律采取履行国际义务的措施、不得以宪法及其他国内法为理由不履行国际义务,但各国可以利用条约保留机制处理国际条约与宪法或法律的冲突.在国际关系中,违背国际法的宪法或法律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削定或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宪法或法律规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产生国际责任.关于违背国际法的宪法或法律规定在其本国国内的效力,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违背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或违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缔约国在紧急情况下也不得克减保障义务的强制性条款的宪法或法律规定,应当是自始无效的.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因此 ,弄清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意义重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党的领导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和实施依法治国的动力与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基础与所要实现的目标 ,依法治国则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坚持党的领导 ,就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 ,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 ,使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 ;就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但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就要在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实践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民主协商与民主表决相结合、“多谋”与“善断”相结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结合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不断提高我党运用民主的水平 ;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国家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相结合、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实现由主要依靠政策办事向主要依靠法律办事转变 ,不断提高我党的依法执政水平。     

论法治国家

法与国家关系一元论既可能有利法治 ,也可能导致法治根本就无法建立。法与国家二元论下的国家优先论 ,可能使法成为国家的附庸而否定法本身。它在使法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对国家的约束力的同时 ,也使法治失去了基本的立足点。在法与国家的产生上 ,二者在互动渐变中发展形成 ,没有先后之分 ;在法与国家的并存中 ,二者有着地位的差异。基于法与国家本身的特性 ,基于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期求 ,基于实现法治国家的理想目标 ,法律应当优先于国家。就法治国家来说 ,我们要建设的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而非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我们不能将法治国家与法治相等同 ,更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 ,相反 ,我们应当把法治的内容纳入法治国家的含义之中。法治国家与人治国家、专制国家、警察国家等非法治国家相对立 ,与宪政国家相联系。西方法治发展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国关于法治国家口号的提出也有百年的历史 ,现在重提并郑重确认它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 ,必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国法治将经由法治国家进而向法治社会的纵深发展。     

宪法泛政治化的逻辑归谬与历史反思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创立的“政治问题不审查”之宪法惯例及与美国宪法传统相契合的政治观,将对宪法正当性的逻辑判断转读为对于主体的道德依赖,其生成的逻辑结构未免带有强迫性,导致宪法的泛政治化。近代旧中国立宪的逻辑怪圈亦然:宪法“移植”使得“应然宪法”性状无法获得“实然宪法”有效地证明,则悖论产生;“自上而下”的立宪路径和权力本位,使得宪法缺少正当性基础;明显的“工具性”特征,造成“政治”与“宪法”的“目标冲突”,形成“体”和“用”的二律背反。事实就是:宪法的泛政治化是一个世界现象,防止宪法泛政治化,宪法司法化具有价值上的合理性,但以司法化为导向的中国宪政目标之实现尚需经历一个长期的准备阶段,要防止两种极端倾向:悲观主义和冒进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