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建设与浙江权力清单制度实践

一、四中全会实现了“依法治国”从理论到制度的巨大飞跃十八届四中全会完整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容,并充分阐释了法治政府建设的理念。全会指出,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四个方面,其实质即构建一个政府职能、决策机制、执行体制、监督机制“四位一体”的法治政府。全会强调,公民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在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过程中的重要性,从而充分阐释了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理念和原则：民主、专业、稳健和法治。     

中央政府“晒”出权力清单——专家解读国务院各部门公开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正国务院日前决定,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专家认为,这是中央政府首次"晒"出权力清单、亮出"权力家底",更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摸清底数,锁定改革目标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权力"一词虽然熟悉,但又很抽象。专家表示,其实,行政审批就是政府部门权力的直接体现,而此次国务院各部门公开这个目录,就是要把中央政府的权力以清单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在阳光下"晒一晒"。     

权力清单制度:法治政府建设的新举措

<正>推行权力清单是法治政府建设中的一项重大创新,通过梳理权力清单,对于规范政府权力、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有多方面的作用。晒出"权力清单",可以公开政府的权力边界,让群众明白政府应该提供哪些服务,不应该行使哪些权力,对政府实行有效监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的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这对建设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推行行政权力清单制度与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以安徽省蚌埠市为例

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制度性因素占主导地位。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直接关系到政府治理的效能。在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过程中,不断加强顶层设计、依法确权、简政放权、阳光示权、全程控权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力度,使制度化为行动,取得实效。     

划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世界各国发展市场经济必须破解的难题,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权力清单制度的实质是以规范行政权力为目的,以现代网络技术为支撑,实现权力法定、程序固化、裁量限定、事项公开,促进行政权力规范、透明、廉洁、高效运行。     

简政放权的法治维度分析——基于“权力清单”、“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思考

现代理论研究逐渐趋向主张建构"小而强"的法治政府,扩大公民和社会的权利,更大地发挥市场作用。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同样需要深化改革,理顺党政、社会、市场关系。因此,简政放权,成为在行政体制机制改革上寻求突破,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尝试。通过"权力清单"、"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简政放权得以落到实处。三张清单夯实的简政放权,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也将深刻影响法治中国的整体性建设。为发挥这种简政放权模式引领法治化突破的作用,还需要以县级为试点做多方面的尝试与努力。     

法治政府视域下行政权力平衡路径研究

将行政权力下放至基层行政机关,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对《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中有关要求的遵守。然而,我们也应该深刻认识到行政权力下放时“控权”的重要性,构建一种“收＋放”的权力运行模式,努力实现行政权力的动态平衡。探讨行政权力“收放”的平衡路径,必须建立在“控权—平衡论”的中国模式上,汲取有限政府论的理论精华,树立起“收＋放”的行政权力平衡观,进而构建起符合中国实际的行政控权模式。     

大力推进新形势下北京法治政府建设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中共北京市委出台了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意见,为北京市建设法治政府提供了重要遵循。新的历史时期,法治政府建设的环境、条件和要求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们必须研究新情况、     

以政府法治文化引领法治政府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述及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时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将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从一定意义上讲,法治政府既是一种制度体系,也是一种思想理念,更是一种文化环境。因此,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既要注重加强制度建设,更须重视与制度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文化,实施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共同推进的“双轮驱动”战略,以政府法治文化引领法治政府建设。     

对法治政府建设相关问题的思考

党的十五大的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全国人大十次会议上,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就被写入了宪法修正案。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依法行政,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提出了明确的思路和措施。这极大地促进了正在进行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进一步明…     

建设法治政府的路径选择

<正>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如何更好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就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彻底改变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放松行政管理,打破行政性     

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服务型政府是政府统治(治理)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需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并随着这些条件的日益充分而发展。     

法治语境下的司法体制改革进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彰显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中一些重要决断与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充分表明了中央推进司法去除地方化和行政化改革的坚定决心。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蓝图中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到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一年之间,两大主题,宣示了我们党高扬法治旗帜、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格局的坚定信念。“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是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深刻总结,也明确指出了继续推进改革大业的法治路径。毋庸置疑,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法治化进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行动纲领

正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标要求,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当前的法治政府建设中明确思路、把准重点、有力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强调了法治中国建设,并专门对法治政府建设中的"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提出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明确为全面     

县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深层运行逻辑:结构—功能主义视角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一个由若干制度要素有机整合而成的制度系统。在县一级,权力清单制度统摄着动态调适的清单内容、控权导向的行政程序、内外互补的督促机制和府际协同的制度体系等若干运行结构。权力清单制度的运行结构是运行机制嵌入静态制度结构的产物,在县级治理中主要发挥着边界性、服务性、合作性和公民导向性的功能。县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运行要以权责一体的制度文本为配权依据,以多元合作的实施网络为用权载体,以以民众为中心的运行规则为督权保障,进而实现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     

行政法治视野下的服务型政府构建

作为一种指导理念,＂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相互契合.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现实任务就是在行政法律制度中体现现代行政法的人文精神,体现＂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要厘清＂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服务＂的关系,把握＂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阶段性特征,从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三个方面率先进行规范.     

公务员制度法治化：中国法治的关键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作为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的行政机关担负着依法治国中量最多、任务最繁重的执法任务，没有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就失去了最主要的支柱，而公务员制度法治化是依法行政的关键，是中国法治的关键。对此江泽民在1996年2月8日的中央领导同志法治讲座上强调指出：“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     

谈法治政府建设

正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要目标之一。目前,我国法治政府建设虽然成效显现,但尚未达到法治政府应有的要求。为实现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协调发展,有必要弄明白法治政府的具体内涵,据此积极探索法治政府建设路径。一、法治政府的具体内涵现代法治政府的具体内涵受制于一国的法治文明水平和社会发展程     

“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     

民主与法治:权力进笼的制度路径

权力腐败的成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最为关键的在于其制度根源,即领导者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过分集中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具体来说,主要在于现有的权力结构不科学和选用干部体制不合理这两大弊端。无论是我国历史上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还是学术界关于反腐败斗争的理论研究,都充分表明:只有把民主与法治结合起来,同时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才能驯服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根本上治理权力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