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探析

在现代社会,每个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并向社会进行披露。目前,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工作在我国已有较大程度的发展,但也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解决问题,立足长远,才能使企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社会组织强制信息披露制度构建问题研究

社会组织强制信息披露制度构建须遵循四个原则,在遵循比例原则下,通过考察社会公共利益关联度、社会组织信息披露成本、社会公众信息搜寻成本来确定强制信息披露内容;在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下,以准确、及时、便利原则来建构强制信息披露法律程序;在遵循过罚相当原则下,通过责任行为类型化、责任机制多样化、责任负担合理化来配置强制信息披露法律责任;在遵循激励约束相容原则下,通过树立声誉模型、配置行政奖励、培育竞争机制来建构强制信息披露激励机制。     

公司治理监督机制与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性研究——基于2012年度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以2013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股权结构、独立董事制度和外部审计监督等公司治理监督机制的视角,研究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治理情况和外部审计质量等因素能否促进环境信息披露。通过相关性检验和逐步回归分析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声誉、外部审计质量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正面影响,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所占比例和独立董事背景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中介机构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研究

证券发行与交易中 ,发行人对其披露的信息有瑕疵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 ,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若中介机构在信息披露中担当了一定角色 ,是否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回答是肯定的。中介机构应当承担信息披露瑕疵的法定赔偿责任 ,只有证明其无过错时才可免责。同时 ,文章对中介机构信息披露瑕疵行为作了界定 ,根据不同行为由中介机构承担不同责任。     

不依法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理解与适用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防止投资者受到欺诈,我国相关金融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了相关公司、企业负有信息披露义务。但目前我国的形势是,许多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并不依法披露其应该披露的信息,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而我国97年刑法中只有“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并未将其他不依法披露信息的行为纳入调整的范围,因而对于绝大多数不依法披露重要信息的行为无法施以刑罚。因此,为了有效地保障广大投资者及时获取完整、真实信息的权利,《刑法修正案(六)》对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进行了修正,从主体、行为方式、披露的对象等方面扩大了本罪的适用范围。     

国内外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的研究进展及热点——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对比分析

运用文献计量分析和CiteSpace分析工具,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来源类别为CSSCI且文献主题为信息披露的文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国外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数量远超国内。从高被引文献看,国内外研究热点围绕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环境信息披露、信息披露质量四大主题展开。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从股票市场、资本市场和信息披露的关系到公司,再到信息披露的质量本身,是由大到小的。在企业信息披露和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方面,国内的研究对象则是从“内”到“外”,从对公司、银行、市场和信息披露的关系,到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再到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今后我国应加大投入,开展多层次信息披露的研究,鼓励发表高水平文章。     

利益相关者视域下的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及其实现路径

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其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是整个社会责任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我国企业环境保护责任的弱化存在缺乏法律拘束力、传统的政府绩效评价的GDP导向和政府监管力度不够等制约因素。现代企业应当建立清洁生产标准体系,使用SA8000社会责任认证标准和ISO14000认证标准;政府应采用绿色GDP绩效评价标准,对企业的环境责任进行评价与披露,明确企业环境责任承担主体,完善市场引导与社会监督机制,从而对企业的环境保护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推动。     

谈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问题

我国目前正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关注越来越多,研究也不断深入。但是从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企业自愿披露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水平较低,内容较少。本文     

石油企业声誉评价体系的构建

借鉴西方声誉评价的研究成果,根据石油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从经营业绩和社会责任两个方面构建石油企业声誉评价体系,披露石油企业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努力和效果,有利于加强石油企业声誉管理,改进社会各界对石油企业的感观。     

浅谈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公开制度就是披露制度。是上市公司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而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将其自身的财务变化、经营状况等信息和资料向证券管理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或公告，以便使投资者充分了解情况的制度。信息披露不当会产生民事责任、法律责任，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论行业协会的社会责任问题

基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考虑,行业协会有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行业协会的社会责任在国家立法è和民间法中都有体现,但不同类型的行业协会所负担的社会责任是有差异的.行业协会承担的社会责任制约着其职能和行为.行业协会违反其社会责任会导致其合法性的削弱或丧失,也会导致其承担一些具体的法律责任.     

坚决打击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

证券市场中的内幕交易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依法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违法犯罪行为,才能保障证券市场健康发展。除有关部门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以减少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外,公安机关也必须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严厉打击这类犯罪。一是国家要加强证监会和交易所的监管权力,完善监管渠道;二是证券部门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信息披露责任;三是公安机关要切实提高执法水平。     

论证券重大信息披露

我国证券法的基本原则是“三公”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现此“三公”原则的重要一环,就是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实行信息披露制度,证券法的核心也在于信息披露及其相应的责任制度,一国的证券法就是一部信息披露法。通过要求证券发行公司及相关人员依法将其证券的一定的重大信息予以公布,使公司股东及债权人能在合理判断的基础上作出投资决策,从而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证券市场的有序运转。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略探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是新近修改公布的一个罪名，与原先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相比，其增添了一些与原刑法第161条条文完全不同的新内容。包括犯罪主体的扩大，公司、企业负有依法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披露信息义务的明确，“其他严重情节”犯罪结果要件上的堵截等。     

外资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及解决对策

一些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后,漠视社会责任甚至做出违背社会责任理念和道德准则的事情。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既有我国有关立法不完善,也有某些地方官员对引进外资企业存在认识误区等。治理外资企业逃避社会责任,要采取严厉打击外资企业的行贿行为,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监督,建立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加大反避税力度,完善各项相关的立法,发挥工会保障劳动者权益作用等多方面措施。     

论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本文在认真研析英美刑法学者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对严格责任的含义进行探讨 ,澄清了我国一些学者对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制度的一些误解。作者提出 ,严格责任制度是符合现代社会要求有效预防和遏制危害公共福利犯罪的趋势的。并对严格责任制度借鉴适用于我国及其与我国罪刑法主义原则、犯罪构成理论、举证责任制度的协调等理论问题作了分析和论证     

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探析

公司社会责任是当今各国公司法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传统公司法理论面临的一个挑战,它倡导公司不仅对股东负责,同时还须对所有的非股东利害相关者负责。本文首先探析了其理论依据和必要性,在客观评价我国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制度的一些设想,最后列举了确保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切实履行的若干对策。     

论西方企业社会责任培育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西方企业社会责任培育机制脱胎于企业行为的异化及其所造成的普遍社会问题,是社会与企业互动和相关条件逐步积累的产物,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企业与社会冲突、初步形成、快速发展和与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相融合几个阶段。由于国情的不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路径与模式与西方有所不同。目前我国既缺少市民社会的基础,又缺乏社会责任运动的推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进作用将显得尤为突出。     

城市化进程中对危房改造的责任追究透析——对浙江奉化塌楼事件的反思北大核心CSSCI

探寻针对浙江奉化塌楼事件的责任追究路径可对类似的危房整治行动提供一些借鉴。城市化进程中的危房事件由多种原因造成,主要原因是非人的城市化、政府监管缺失、建筑承包方缺乏资质和躲避责任、居民野蛮装修和过于依赖政府、市场运转和社区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就城市化危房改造中的责任追究而言,政府应对其负历史责任并从中吸取教训,完善对自身的责任追究和倒查机制,理顺建筑主体的行业规范,做好对相关居民的补偿和动员工作,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社会救济制度。     

侦查阶段案情披露活动的程序性完善——以“李庄案”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以不公开为原则。近年来,公安机关出于安抚群众、震慑犯罪分子和宣传公安机关形象的目的,经常对社会上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在侦查阶段进行案情披露。但是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缺位,侦查机关的案情披露活动混乱不堪,甚至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造成侵害。出于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目的,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应联合制定司法解释,对侦查阶段案情公布的部门、方式、内容等程序性事项加以规定,强化司法监督机关对侦查阶段案情披露的监督,明确侦查机关的责任,完善不当披露的被害人的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