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性别学科建设刍议——以首批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为中心的考察

2006年至2016年的妇女/性别研究以基地为依托,学科建制有序推进,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前无固定专职人员、无经费、无场地的落后状况;妇女/性别学术研究日益精进,成果丰硕,开始影响、推进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社会性别教育与培训、社会服务初见成效,其行政合法性、学术影响力、社会认可度逐步上升.但仍存在基地机构建制变动不居、经费来源少且不稳定、主攻方向不凸显等阻碍妇女/性别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亟需借鉴国内外的有益经验探讨突破这些发展瓶颈的策略,以推动妇女/性别学科深入发展.     

新时期推进中国妇女发展的对策研究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基本重合转变为有限分离.强国家-强社会是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的方向.在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基础上,中国妇女进一步发展的路径为:首先,在妇女政策制定方面,积极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逐步建立妇女特殊贡献补偿制度,促进妇女成为自身发展的主人.其次,加大提高妇女政策的执行力.再次,加强社会力量的发展,大力推进民间妇女组织能力建设,推进当代妇女解放的理论研究,促进妇女为妇女主体意识的发展,提高妇女解放的男性参与度.最后,在相关妇女机构的调整上,要通过设立党内妇女组织,加强政府性别机构建设,组建民间妇女联盟,形成国家与社会互动有效的制度联接,从而实现妇女解放事业的健康发展.     

从荷兰社科院的妇女性别与发展专业看妇女研究在高等教育体制中的主流化进程

改变妇女/性别研究在学术领域的边缘地位,谋求它的可持续发展,使其走向主流化,这是中西方高等教育共同面临的课题.荷兰"妇女研究的机构化"在西欧首屈一指,本文试图通过对荷兰社会科学院(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妇女,性别与发展"专业的建立、发展及课程建设等情况的介绍,输理一些对我国妇女/性别研究"机构化"和"主流化"进程有启发的思路.     

联合国建设和平与人的安全保护

冷战后建设和平成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人的安全话语开始兴起,因此,需要把人的安全置于建设和平的实践场景中来认识。建设和平的两大支柱——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与人的安全的两大核心要素——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分别存在因果关系。长期以来建设和平被建设国家的任务绑架,具体表现为自由和平主导了建设和平,结果是对制度建设关注有余,对经济发展照顾不足;重视了人的政治安全,却忽视了人的经济安全。这样,建设和平的结果是建设了虚幻的和平,人的安全表现为虚幻的安全。崛起的中国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传播了发展和平的和平规范。发展和平关照了被自由和平轻视的经济发展这一支柱,有利于保护人的经济安全。21世纪建设和平应当是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的结合,是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结合,而人的安全保护则应当是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结合。这可能才是建设持久和平之道。     

浅谈妇女社会工作队伍建设——以上海市为例

妇女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一支专业的妇女社会工作队伍势在必行.推动妇女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需做到以下四点:以现有妇联组织为基础,构建妇联系统社会工作者队伍;以社会招聘为主要手段,构建妇女社会工作者队伍;以社区建设为依据,构建妇女志愿者队伍;成立妇女社会工作者督导机构.     

老年妇女的社会适应状况研究——以广西桂林为例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一方面,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等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另一方面,老年妇女由于受到年龄和性别的双重影响,往往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运用社会适应理论对桂林市的30位老年妇女进行的个案访谈发现,老年妇女基本上能够适应晚年生活,但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我们要从宏观政策和制度的保障以及老年社会工作的角度对老年妇女生活予以关注。     

论我国妇女对环境的影响——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

根据社会性别理论,妇女与环境、发展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女性由于特定的社会性别分工而具有特定的社会性别角色。我国妇女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贫困、人口、教育四个方面。要发挥妇女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应重视性别统计信息的收集,建立女性本土环境保护知识库,并加强对妇女的环境教育。     

"为和平而来"——解析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

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目前,中国为联合国第十二大出兵国,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名列第一。近几年,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积极姿态已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非洲已经成为中国参与维和的重点区域,这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意图的警惕与忧虑。因此,在新时期如何正确解读中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并对其进行客观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联谊型妇女NGO与女性社会资本的建构——以女企业家协会为例

在女性社会资本构建中，以女企业家协会为典型代表的联谊型妇女NGO不仅能通过联谊实现女性群体信任关系的建立，通过培训与教育促进女性群体社会资源动员能力的提升，通过学习与交流推动女性群体互助合作的社会关系网络建设，还能通过榜样及宣传实现女性群体自我规范的形成。而女企业家协会在组织性质、结构、制度、运作机制等方面的组织缺陷需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实现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     

妇女、和平与安全议题的演进与发展——基于联合国秘书长报告(2010—2019)的分析

自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以来,联合国秘书长每年会针对这一问题的进展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大会递交年度报告.2010—2019年十年间的联合国秘书长报告主要围绕和平与安全、妇女参与、性别平等、保护及援助等四个层面展开.报告中占比最大的"促进和平和防止冲突"层面的内容显示,武装冲突和暴力极端主义是较常遇到...     

日本《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保障的行动计划》外向型立场分析

2013年日本为响应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决定制定本国《妇女、和平与安全保障的行动计划》(简称"WPS-NAP").目前该行动计划已有两版,分别于2015年和2019年完成.第一版颁布后,学界对WPS-NAP的外向型立场及其文本中存在的模糊性表述产生了争议.利用文本分析法对外向型立场和模糊性表述的依据和原因进行分...     

特大城市社会安全管理——以上海市为例

处在高风险的现代城市生活正因安全而改变。重要性、整体性、全面性、综合性、政治性、长期性、应急性和关联性是特大城市社会安全管理的特点。上海是世界特大城市之一，其面临的主要社会安全问题，既有传统安全威胁，又有非传统安全威胁，境内外因素相互重叠。因此，构建上海城市社会安全管理体系要法制为先、常态规划、预防为主、职能管理、责任共担、应急联动，实现“五个结合”，在社会安全管理的方式上，要实行主动管理、综合管理、规范化管理、分类管理、专业化管理，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     

论中国传统武术中蕴藏的和平文化因子——以太极拳为例

武术源于人类真实的格斗技能,是一种本能而又野蛮的身体搏击与对抗。但中国传统武术在中华人文理想和审美情趣的长期浸染下呈现出别样的面貌,蕴藏浓郁的和平文化因子,体现出儒家重道德,尚中庸;道家法自然,崇无争;墨家主兼爱,讲非攻等思想精髓与文化取向。太极拳在中国传统武术中独树一帜,注重内外兼修、整体修炼,是中国和平文化的身体诠释与技艺表达,并可以引导当代社会的人们追求一种内外和谐、身心和谐、天人和谐的诗意人生。     

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以福建为例

以福建为研究区域,以参政、就业和社会保障等三大公共政策是否性别平等为研究问题,以1978年以来出台的与参政、就业和社会保障相关的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社会性别为研究视角,通过纵向的时期分析或横向的比较分析,可以观察和估计公共政策的总体状况、内容结构与决策过程的时期变化及其给女性的社会参与和社会保障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审视公共政策的初始动机、制定程序、主要内容、实施过程以及实际效果是否存在着性别不平等或造成性别不平等,并揭示公共政策社会性别缺失或性别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同时为完善公共政策内容、决策程序与执行过程提供对策依据。     

妇女问题进入公共政策决策程序研究——以广东省佛山市为例

公共政策决策程序具有工具性价值,从公共政策决策程序视角审视佛山市的妇女问题,目的在于促进佛山市在运用公共政策协调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强化重视社会性别的意识,增强决策者的性别敏感度,在政府的决策和立法中逐步消除性别歧视,体现出"性别正义",实现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     

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何突破安全困境——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再度兴起,地区冲突和动荡的安全局势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消极影响。作为摆脱安全困境的一种有效手段,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抑制成员国间冲突升级、发挥和平效应时会受到不同条件的制约。作者从现实主义的逻辑出发,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为例,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内成员间冲突形势之间的互动,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未能产生和平效应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未能通过机会成本机制提高成员国的收益预期,高层互动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在信息沟通和冲突管理方面的作用也受到很大的制约。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平效应的发挥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只有进一步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水平,扩大和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和范围,增加多议题之间的联系,强化高层互动机制和制度的独立性,才能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的和平效应,尽快走出安全困境。     

土地流转背景下农村留守妇女社会状况分析——以桂越边境民族地区为例

在土地流转的大背景下,与发达地区相比,桂越边境民族地区的整体经济水平比较落后,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提高家庭的收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壮年男性。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很多女性选择了留在农村耕作农田、赡养老人、照顾子女、参与村庄建设等,成为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但留守妇女在社会地位、生存发展、心理健康等方面存在压力,需要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基于社会性别的灾难社会工作——以汶川地震为例

灾难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损失和伤害,由于男女两性生理、心理、社会性别的差异,灾难对两性的影响有所不同.在灾难面前,女性面对死亡和创伤受影响的程度更大.参与灾难救助是社会工作的使命,社会工作者应具备社会性别意识,在灾前准备、灾难援助和灾后重建中都应考虑到社会性别对男女两性的影响,考虑到女性的需求,赋权于女性,在灾难援助中倡导社会性别主流化,推动男女两性和谐关系的重建.     

姓氏文化与两岸和平发展——以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连氏委员会为例

以福建连氏源流研究与对台宗亲联谊成果斐然为例,阐述寻根活动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闽台连氏宗亲联谊的对台统战平台大有可为,并提出在厦门市建设连横纪念馆、在福安市建设闽东对台文化交流中心等建议。     

大国因素与地区安全机制的制度化——以东盟与非盟的安全机制为例

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的东盟地区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机制的低制度化特征,而非盟以和平安全理事会为核心的地区安全治理架构具有高制度化特征。东盟和非盟之所以呈现出这种不同的制度设计特点,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二者地缘政治环境中大国因素的差异,即东盟在安全领域长期面临大国争夺形成的主权威胁,从而促使东盟形成并恪守不干涉内政的规范原则,而大国争夺因素在非洲的相对稀缺,以及非洲国家主要面临国内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带来的主权威胁,促使非盟在安全领域越来越卷入成员国的国内事务,以至最终形成了干涉内政的规范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