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种心理挡住快乐

戴尔·卡耐基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导师和成功学大师，他曾说：“无论你是谁，你在何处，或你在做什么，使你快乐或不快乐的，是你如何想。”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心理对他是否快乐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8月22日，美国“每日健康”网站刊登心理学专栏作家泰蕾兹·博查德的文章，指出以下10种心理会让你不快乐。     

庄子"逍遥游"的审美人生

庄子将“道论”引向人和生命,对自然、人生与自由精神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逍遥游”的审美人生哲学。庄子认为,“逍遥游”的本质是自由心灵的审美境界;指出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必须实现三个层面上的突破：我与外在现实之间,突破个人境遇的束缚,即“安命论”;我与他物之间,突破个体认知的束缚,即“齐物论”;我与“真我”之间,超越“我”。突破个体心灵的束缚,显现本真之“吾”,即“体道论”。这三个层面的突破,层层递进,最终使个体精神获得空前解放,达到了“物我两忘”的极致境界。     

改善少儿成长的社会环境

幼苗长成参天大树,需要适宜的土壤和气候环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 目前,中国少年儿童成长的社会环境的确不尽如人意,有关专家对此表示深深的忧虑。 铜臭袭扰童心 毋庸讳言,当商品经济给我国的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一切向钱看”的意识,也开始侵袭人们的心灵。由于我们对商品经济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心理准备不足;由于近几年来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孔方兄的“臭豆腐干效应”,也在少年儿童的纯洁心灵中叩出了回音。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实干精神北大核心

关于“中国梦”的讨论和思考已成为社会的热点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真实愿景,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奋斗的结晶,也是三十年来中国人努力劳作和创造的结果,是中国人对民族富强振兴、社会和谐团结、个体幸福快乐的共同期盼,是今天中国发展的大平台所提供的现实的可能“中国梦”的光芒正在我们前方闪烁今年两会正是展开了对于“中国梦”的信心与承诺。     

以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审视“绿色”大学生的培养模式

我国的大学生环境教育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基础知识层面,缺乏深层次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绿色”大学生的培养模式就是深层次教育理念的教育实践.将环境教育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中和社会实践中,在环保社团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将当代大学生培养成为具备“绿色”心灵和“绿色”人格的“绿色”大学生.     

“信义兄弟”行为的社会意蕴

今日的中国社会对“信义兄弟”的行为反应如此强烈，正是因为“信义兄弟”个体行为的背后，蕴含着非常深刻和重要的社会内容与价值。     

论“社会心理”的内生逻辑关系

“社会心理”既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重要范畴,又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人们心灵的现实诉求,而且深深印刻的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经验性思考.在“社会心理”之中,蕴含着三种有着逻辑联系的内生关系:非理性和理性之间的自觉统一关系、社会现实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内在平衡关系、个人“自我”与社会“他者”互动的现实关系.     

试论大学生社会化的几个问题——来自北大毕业生的综合分析与思考

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说过:“社会化—这是一个两方面的过程。一方面,它包括个体通过加入社会环境和社会联系系统的途径掌握社会经验,另一方面(这一面常被忽视)它是个体积极活动和积极进入社会环境的结果。”这一概念体现了“人既是社会关系的客体,同时又是主体”的原则。本文认为,大学生作为青年中最为活跃、最具先锋性的群体在当前特殊的社会文化境遇中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知识积累与增长的承担者,还是人类道德能力与知识发展的保持者,他们正在和将要对社会的进步与良性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因此,大学生的社会化应该包括适应社会和积极进入社会的双重任务。     

论米歇尔·亨利的生命现象学马克思主义

米歇尔·亨利第一次将他的生命现象学运用于马克思关于“社会现实”的分析。亨利关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新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现象学最基本的原则“回到事物自身”被亨利解读为“回到个体现实性生命”,所有社会中显示的关系必须还原到个体生命。“社会总体性”还原到纯粹的“个体主体性”是理解马克思社会批判的有力工具。“彻底的主体性”概念是亨利新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马克思的“现实性”应该被理解为个体的主体实践。马克思看到了实践的原初本质:实践恰恰是一种努力的主观体验,简言之即劳动。马克思以“谱系学”开始进行社会批判,这是一种对各种社会结构下的主观现实性的描述方法。     

重视培育构建和谐社会心态

社会和谐,不仅表现为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个体间、社会区域等方面的和谐,而且表现为人们自我心灵的和谐,也就是深层次的社会精神文化和社会心态的和谐。和谐的社会心态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结果,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过程,还是检验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标尺。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对和谐心态的构建和培育。     

浅谈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

伊壁鸠鲁是古希腊哲学史上的一位实践哲学家,他的哲学带有明显的伦理学色彩,突出的表现为快乐主义。但是人们往往误认为享乐主义。实际上,伊壁鸠鲁重视的是精神快乐,追求心灵的宁静。这种思想对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青少年心理成长的社会环境因素分析

青少年期是童年向成年的过渡时期,是青少年个体确立同一性以及产生同一性混乱的重要时期,青少年在该阶段生理和心理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成功度过该阶段受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不同社会环境如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生活环境、同伴群体环境等对青少年心理有重要的影响,必须优化以上四项社会环境以对青少年心理产生正面的影响。     

民主社会的理智训练——谈杜威的公民道德教育思想

约翰.杜威是西方道德教育领域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他把道德教育看作是一个公民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必须接受的“训练”。他关于公民在道德上应当接受理智训练的思想就是如何有效地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问题。他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开展理智训练,即开展培养公民个体理智的思维能力和行动能力的训练,是“公民训练”的核心内容,更是道德教育的重要任务。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杜威关于“公民道德教育”的思想必将促进我们对于公民道德教育本质和规律的思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礼仪文化建设困境与出路

乡村礼仪文化对于实现乡村个体情感归寄、守护乡村社会和谐、助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受到内外多元要素影响,当前乡村礼仪文化建设面临着多重困境,主要表现为个体情感归寄困境、家礼家风建设困境、价值共识凝聚困境、“礼”“法”融通互进困境。要从个体、家庭、社会共同着手,在制度完善中强化人才引领、在利益整合中提升礼仪效用、在与时俱进中重塑家礼家风、在村规民约创新中推动“礼”“法”融通,合力提升新时代乡村礼仪文化建设质量。     

影响利他行为生成的因素分析

在注重“自我利益”、强调“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时代，加强对个体利他行为的研究对于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教育工作，很有必要。 就社会因素来说，利他行为的发生是社会环境多因素、多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要受到个体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活、教育培养以及家庭熏陶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生活包括许多方面：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对人们发生着强有力的影响，社会的改革进程、社会的发展程度都会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同时，党风、民风也有巨大影响作用，党风不正、腐败严重，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     

城市家园的形态差异分析

从广义建筑学、民俗学、环境心理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建筑观念看，家宅，显然不仅仅是安置我们身躯的建筑，它还肩负着安置我们心灵的重任。中国文化非常重视家宅对我们人格乃至心灵的教化。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城市建筑是社会人心的物化，反过来城市建筑也会影响和改变置身其中的人的心。从居住者心灵感受的角度，反观在城市建设中我们家园的变迁，也许能给我们建设“美丽中国”带来更多的启示。     

义利关系的历史视域与现代视域

“义”与“利”是道德关系的基本范畴,是“人我关系”在利益维度的折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宗法礼治秩序与整体主义的人伦环境,为“重义轻利”提供了充分的价值合理性基础。随着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生存方式的深化,重义轻利道德价值观逐渐消融。在当代多元化、差异性的社会中,“义”的“私德”性质淡化,其内涵已不再局限于个体之“道义”,而根本上吁求社会与制度之“正义”。构建当代转型社会的制度之“义”,以最终实现“义利统一”的道德机制,成为传统义利观转型与发展的现代性视域。     

谈庄子的人生处世哲学及其对当代社会的观照

《庄子》的人生处世哲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个体逍遥的心灵境界,一是对世俗政治、教化的批判,一是个体生命在世俗世界中的融合。通过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庄子》,并能透过《庄子》来反观当下社会所出现的问题以及个体所面临的生命困境,然后依循、借鉴《庄子》中的人生智慧,在当下社会中走出合理的人生之路。     

让核心价值观融入家庭教育

正社会化是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从个体角度讲,社会化是个体将社会的文化规范内化并形成独特个性的过程。从社会角度来讲,社会化是社会按照一定标准塑造社会成员的过程,从而使社会及其文化得以延续。个体社会化程度如何,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发展,决定中国梦的实现。影响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工作单位和大众传播媒介等。家庭是人们接受社会化最初的和最基本的文化环境,家庭在     

青年“反劳动”文化的症候诊断、理性反思与纾解路径北大核心

“反劳动”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新形态,是青年群体在面临新型劳动环境下表达内心焦虑的文化符码。青年“反劳动”文化的出现与传播,一方面映射出青年一代对劳动意义的认知偏差、自我认同焦虑感的发酵与承担时代使命责任感的隐退,另一方面其背后蕴含着理性祛魅、自我治愈与价值回归的正向意义。因此,要以青年“反劳动”文化的流行为契机,在社会维度营造“劳动幸福”的社会氛围,在个体维度树立“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念,引导青年一代真正成为新时代的奋斗者与担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