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贪污罪犯罪对象的立法完善

司法实践中的一则案例,定贪污罪还是诈骗罪,存在严重分歧。贪污罪与诈骗罪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对象是否是公共财物。而理论和实践中对公共财物的界定模糊,导致实践中认定贪污罪存在争议。现行刑法规定,普通贪污罪的对象是公共财物,特殊贪污罪的对象包括国有财物、应交公的礼物、保险金和单位财物。这一规定已落后于司法现实,亟待调整。立法应将普通贪污罪的对象扩大到公私财物。     

套取科研经费刑法规制的再思考

李宁套取科研经费案的宣判,再度引起了理论界对套取科研经费问题的关注。综观围绕套取科研经费形成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争论,可以发现科研人员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科研经费是否为公款是争议的核心问题。通过梳理实践中套取科研经费的判决,可以发现,套取科研经费案件非贪污罪的定性是少数,且是因为未能理解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关系问题造成的。基于此,文章欲从科研人员的法律地位、科研经费的性质、套取科研经费的实践类型三个方面,对套取科研经费的刑法规制再思考,以期减少对套取科研经费构成贪污罪的争议。     

论转化型贪污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标准

挪用公款转化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从客观上很难区分,主观方面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两罪的关键。对于转化型贪污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标准来说,理论上认为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归还意思,而实践中则主要以行为人的客观表现来具体认定。无论是理论上的主观标准还是实践中的客观标准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对于转化型贪污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贪污罪立法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贪污罪罪名的在废问题关于贪污罪罪名的存度问题。法学界有三种观点，即取消说、保留说和强化说。“在取消说中有废除说和代替说二种意见。废除说认为，贪污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完全可以把贪污罪的行为方式纳入其他罪名中，如果把普通的盗窃、诈骗与利用职务便利盗窃、骗取公共财物同为一罪，则可以为司法实践中从严惩治贪污犯罪提供立法保障．避免对贪污案件处理过宽的偏向。代替说认为。贪污罪罪名本身含混、不科学，借鉴国外刑事立法例应当将贪污罪改为侵占罪。笔者认为，废除说显然没有考虑到我国刑事立法的…     

“特定身份“的律师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

律师能否成为贪污罪的主体,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积极地探讨这一问题,无论对于正确认定此类案件性质,准确、有效地打击犯罪,还是对于纯洁律师队伍,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段时间以来,律师涉嫌贪污的案件不断发生。在此类案件的定性上,争议较大。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律师能否成为贪污罪的主体,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者,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不可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另一种观点认为,国资律师事务所,因为是国家列编、投资兴办的,其中的律师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所以应该构成贪污罪…     

四川省贪污罪量刑实证研究

通过对四川省801名贪污罪被告人的量刑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贪污罪在司法实践中量刑偏轻,整体呈低水平均衡状态。结合刑法基本理论和统计学基本方法,综合考察了贪污罪量刑在受犯罪金额大小、是否共同犯罪、是否特定款物、犯罪持续时间等方面的影响,探索出贪污罪有期徒刑刑期、财产刑数额、缓刑适用的基础模型和修正后的基准模型,以期为审判人员提供实际参考,更精准地打击和预防贪污犯罪。     

关于贪污罪主体立法的再认识

由于受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长期以来 ,我国刑法对贪污罪主体范围的规定一直比较宽泛 ,1 997年修订刑法 ,虽然部分缩小了贪污罪主体范围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过于宽泛的贪污罪主体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 ,主导思想不明确、打击重点偏移、刑罚失衡、办案难度加大等问题无不与贪污罪主体范围宽泛有关。笔者在对贪污犯罪客体、贪污罪犯罪属性、贪污罪主体的本质特征等问题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贪污罪主体立法 ,精简贪污罪主体范围的主张     

关于贪污罪的若干问题探讨

贪污罪作为一种职务犯罪，对“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实践中争议颇大。笔者认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是法律的授权而非委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人员应是贪污罪主体；共同贪污犯罪依据个人贪污数额定罪量刑有其不合理性；退还被害人合法财产的规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贪污罪主体的重构

贪污罪主体的重构张兆松科学合理地界定贪污罪的犯罪构成是修改刑法分则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对修改贪污罪的犯罪构成是刑法学者关注热点，其中如何界定贪污罪主体是该问题的焦点所在。理论界对此提出了很多有益见解。本文根据刑事立法宗旨，结合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构成及其认定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是97年刑法确定的新罪名。本文对该罪的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看法，对如何区分罪与非罪进行了研究。鉴于贪污罪是实践中常见的犯罪之一，本文从犯罪构成要件方面对本罪与贪污罪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二者的不同之处，以更好地划清它们的界线。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