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庄权力博弈的矛盾及其协调——以广东省S村和Y村为例

文章从权力分配的角度,比较分析了村民自治条件下广东省S村和Y村的村庄治理问题,阐述了村委会、村党支部和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三方的权力矛盾,以及村民自治与乡镇行政管理的冲突,探讨权力协调之策,探索乡村基层民主的更好实现。     

“村误”公开好处多

从去年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市恰夏乡村民参政议政有了一条新内容,即村干部在工作中有了失误,不再藏着掖着,而是把它写在“村误公开栏”里,让村民评头论足,监督整改。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委会在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兼以洪湖市洪林村、柏枝村、长河村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一些村为例

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组织,担负着发展本村经济的职能。村委会的产生、成员素质、决策能力、自身建设程度以及与村党组织关系的不同对该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村委会在村经济发展中有五个方面的作用:提供信息、决策组织、统筹协调、收支税费、投资扩大生产。同时,村委会的其它工作,如教育投资、计划生育工作、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精神文明建设等,对村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此,笔者从村委会自身建设、作用发挥、其他工作的开展三方面对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整村推进中村民小组长行动逻辑的三维分析——以皖中X村为例

地方政府为了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将整村推进工作任务层层下压。面对来自上级的压力,基层政府出于政策执行的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积极发挥村民小组长的协调配合作用,以期助推整村推进工作。身处乡土社会中的小组长由此受到权威内生性和地方性规范的影响和约束,加上小组长在与乡土社会和基层政府的长期互动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主体性认识,因此,作为源于"中农阶层"的理性行动者,在行动时会根据自身的情况来权衡得失,对于整村推进工作,其行动逻辑就是"工作肯定要去做,但要量力而行"。本文以皖中X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从基层政府、乡土社会和村民小组长自身三个方面具体阐释整村推进中村民小组长的行动逻辑。     

二十世纪末的地球村

由于高科技和空间航运的发展,人类从地球上任一位置到另一远距离处与一村民从村的一端到村的另一端的运行基本上差别不大,至于远距离条件下的交谈,全球性的移动电话号码一拨即通,所谓地球村的概念,实际上是尽人皆知的人类社会生活现实。人类社会如此交往密切相互影响并非从来就是这样的,地球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信息社会)的产物,当然,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成就。在即将到来的下一世纪,在科学技术与知识产业超高速发展中的地球村里所有人类,在同一地点共同拥有世界所有情报和超国界的信息社会里生活着。换句话说,我们即将面对着进入一个超国界的信息社会的地球村,我们别无选择。     

治村模式有新举

正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实行"家庭联户代表制",是农村自治模式的新创举。这个制度紧扣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形成了村民自治"无断层"的管理体制。家庭联户代表制的架构家庭联户代表制主要有三大制度。村民组委员会制度。村民按照自主结合、民意推选联户代表的原则,每个农户推选一名家庭代表,每10户组成一个联合体,从10名家庭代表中推选一名联户代表,任期三年。村民组委员会由村民组长和组内全体联户代表组成,     

新浜胡家埭村：把文明的种子种进村民心田

正胡家埭村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东部,人口2565人,面积3.81平方公里,是一座有浓厚江南水乡韵味的静谧村庄。近年来,胡家村通过一系列举措把文明的种子种进村民心田不断提升文明素质,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国美丽休闲乡村""国家级文旅服务功能融合试点等荣誉称号。     

小浪底工地的“国际村”

小浪底工地的﹃国际村﹄●解国记刘雅鸣依山就势，一座座具有浓郁欧洲建筑风格的白色小平房，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山体之间，房前绿草如茵，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蜿蜒曲折，各种文字写成的标牌告示引人瞩目……这幅充满异域风情的图景，如今就出现在孟津县原小浪底村的附近，在黄...     

村治再造与构建和谐村治的制度分析

村是农村公共治理的基本单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村治发展面临制度性障碍。台湾地区将再造理论从企业与政府研究领域引入村治研究领域,为大陆的村治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村治再造是当今构建和谐村治的合理选择。和谐村治必须通过理念再造、形象再造、村民再造、流程再造、制度再造等路径实现。     

招商不能变成招荒

近日,笔者随江西赣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同志去外地下乡采风,发现在公路边有一处比较特别的“景观”,就是四周都是绿油油的,或是种植了花卉,或是种植     

城乡统筹下“村改社区”村民意愿、满意度及期望——基于成渝两市郊村民的微观调查分析

为了促进相关决策主体在推进制度变迁时更加注重平衡村民的多元需求,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文章基于成渝两市微观调研数据,采用离散选择模型和排序响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城乡统筹下"村改社区"进程中村民的意愿、满意度等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村民对"村改社区"建设的意愿、满意度具有层次性,其影响因素表现出一定的地势烙印,即不同的地理条件下村民的意愿及满意度的影响维度有所不同,市场产权要素产生越来越重要影响,政府信息的扩散有利于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此外,研究还表明,村民对"村改社区"中的各主体不满意度仍保持着较高的比率,其期望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阶段性。     

关于优化村“两委”关系的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重构了农村基础社会，这势必引起国家对农村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根据广大已获得经济自由的农民的要求，国家掌握的社会公共权力开始回归农村社会，由农民选举产生了自己的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且由村党支部在村民自治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由此便导致了村庄正式权力的二元性。     

农民工返乡的生命历程——以湖北沟村为表述对象

本文以湖北沟村为田野,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野下描述了农民工从外出务工至最终返乡的长期过程,并对不同出生组农民工的返乡历程进行了比较分析。在社会系统的宏观结构下,农民工个体依循着年龄的层级在一系列生命事件中不断反思自身角色并重新进行定位。但是由于社会化过程的差异,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农民工能够顺利地实现角色转换,而80后农民工在返乡过程中的调整却要经历较大的波折。     

在拉雪兹拜谒逝者

一面墙。一段故事中学历史课中便出现过的拉雪兹公墓，位于巴黎城东南。上月，我利用周末偷闲，辗转到此。眼前这座墓地几乎就是一座艺术的殿堂，无论形制大小，每一座墓仔细看去，总能发现一些特色，或是沉思中的逝者头像，或是表情哀伤的天使。     

政策试点与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从2014年到2019年,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进入国家的顶层设计但又最终淡出,其背后具有深层次的政策逻辑。实证研究发现,该项政策试点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广东清远进行关于"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的地方预先自主试验;第二阶段,中央政府在总结清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政策调试和试点铺开,将试点核心内容由"在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建村民委员会"转向"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建村民理事会等组织",实现全国性的地区试验扩散;第三阶段,中央政府根据政策试点的反馈以决定政策维系或是中断。研究表明,铺开后的政策试点涌现出一系列的组织性难题,影响着政策创新的治理效能和扩散能力,导致该项政策最终淡出中央的顶层设计。汲取试点经验,应在组织能力建设和组织功能发挥等方面对政策试点不断进行优化,继续深入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自己的村座在哪里

有一个小山村，十分闭塞，这里的人，世世代代都没有走出过这个小山村。一日，一位旅人来到这里。旅人问村民：“你们知道你们的村庄在哪里吗？”村民们笑了，心想，自己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怎么不知道自己的村庄在哪里呢？“你们说你们知道，那就说说到底在哪里呢？”旅入问。可轮到大家说时，都说不上来。     

设立“村文化协管员”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村民的信息来源渠道日益多样，村民的思想观念更趋复杂，其文化需求也趋向多元。村民对人际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情感沟通，对现实生活中的烦恼倾诉和意见表达都非常渴望，但是往往缺少组织者和引导者，缺少公开畅达的交往平台和文化场所，这些都对农村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为适应农村和农民思想的新变化，     

江西都昌村落社区探索民主新路

江西省都昌县是一个拥有3000多个自然村的农业大县。2003年,都昌县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村落社区建设试点工作,以自然村或中心自然村带周边零星小自然村为单位,在村落党支部(党小组)的引导下,坚持党员带头、村民志愿参与的原则,建立健全一会六站组织体系,开展村落社区民主实践。随着各项惠农政策和大量涉农资金不断倾     

村域文化价值对乡村治理的借鉴与拓展

在一定地域空间发展过程中乡村逐渐形成自身特定的文化及其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价值的作用要融入乡村生产和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内得到体现,并教化和约束村民的观念、行为,稳定乡村社会秩序。乡村文化通过农业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等持续传承,凝聚了村民的乡情向心力共识与架构乡村社会有序运转的理念。治理乡村时,要从整体上把握乡村文化规律,合理借鉴乡村文化自身所含有的价值,实现乡村"法治、德治、自治"相互作用、协调。     

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影响——一份来自鲁西南H村的田野报告

本文以鲁西南H村为个案,从微观层面考察了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复杂影响。研究表明,村民外出打工既增加了家庭的收入,改善了留守老人的医疗状况,又加重了留守女性的负担,影响了留守子女的教育;与此同时,村民外出打工还改变了既存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和邻里关系,冲击了传统的行为准则、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