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作用于人民的历史活动必然具有独特的话语体系形态,在时间维度表现为原生态、次生态、再生态,在空间维度表现为理论形态(显性态与隐性态)实践形态(集体态与个体态)。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多重话语,结合人民实践的现实要求,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增进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现实性、生活性、凝聚力,才能不断增强党和人民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     

从民主到民粹:政治传播中反话语空间的生成机制与流变

政治传播中,利益集团及其媒介通过新的话语映照"现实",同时也再造"现实",形成一套动态开放的"意义"生产机制,这一机制的流程体现在符号生产、身份建构与权力关系的扣连中。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草根选民在关照自身现实、利益关系的基础上,通过重新解读、解构,抗拒严肃主流的话语,形成一种逆生性的反话语空间。这种反话语空间的生产与传播往往伴随着符号生产、身份建构与权力关系的重构与互动。在从民主到民粹的转向中,应明确三个问题:一是在主导性话语所确定的秩序和意义之内,反话语空间如何进行有关意义争夺;二是在反话语系统中符号生产与身份建构的形成逻辑有何新的变化;三是反话语空间背后的权力关系如何作用。     

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形成及其内在逻辑

随着现代化的展开,现代西方政治话语形成了权力与权利两个基本维度。就权利话语来看,经由古代罗马到现代的发展,逐渐由自然法转变为自然权利,形成了以个人权利为内容的权利框架;就权力话语来看,古代希腊的道德权力也逐渐实现了道德与权力的分离,形成了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权力框架。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形成既是对古代政治话语体系的扬弃,也是西方政治话语现代化的结果。     

电影的意识形态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

意识形态性是电影的重要属性。基于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斗争与权力关系,电影的意识形态实际指向维护统治阶级统治利益、实现多元群体价值合法化、提高主权国家国际话语权三个方面。当前中国电影场域主要面临主旋律电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微弱、特殊群体电影意识形态话语分化明显、国外电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力强的现实挑战。实现中国电影场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既是逻辑必然亦是现实需要。以加强中国电影价值整合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布力、以提升中国电影市场化和大众化水平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吸引力、以推进中国电影国际化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这三者是中国电影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构建的三个要点。     

西方话语下中国恢复性司法模式之构建:现实处境与可能进路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西方话语,有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方案指向,而中国刑事法治的背景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在中国倡导恢复性司法,有必要立足于中国的法治现实。在这样一种思路下构建中国的恢复性司法,程序控制下的权力主导型方案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法庭话语中的语用预设分析

法庭的庭审话语是一种典型的机构性话语,庭审的不同主体有其既定的目的,也有不同的权力分布。预设作为一种语用策略,成为法官、公诉人和律师等权力主体控制证人和被告、实现自己既定目的的有效手段。语用预设有多种实现形式,既可以针对犯罪动机,也可以针对犯罪事实。法庭语用预设的前提是有罪推定,语用预设的过多使用有悖于无罪推定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司法公正。     

中国共产党党建话语体系的现实观照：要素、价值与回应

中国共产党党建话语体系是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和实践系统的外在话语表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舆论基础。其现实要素包括基础理论、政治立场、哲学思维、话语表述、沟通效果和话语权等。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现实急需形成党建国际话语的优势,推动从严管党治党,指引党的建设之使命取向。这就要求我们积极作出现实回应：守正创新党建话语体系的理论觉悟,站稳人民至上的话语立场,拓宽党建话语表达渠道,以此真正达成对党建话语体系的现实观照。     

话语权力与国家形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视野

公法思想和著述的核心是国家形象,国家作为抽象的概念,需要语言转介为话语实现其形象的感性把握。政治主体通过话语铺开权力实践逻辑的过程操持,进而通达集体利益实现的终极目的。时下,全球经济走势低迷,中国"迷中坚挺"为其握柄话语权力构建了利好的历史语境。"形合"西方话语权之表,"神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益,是中国共产党从"话语权力"让渡"话语权利"的公义之举,也是彰显中国共产党"和而不同"政治哲学理路的仁心之措。     

跨学科视域下的国际政治语言学:方向与议程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常借鉴其他学科而不断经历理论突破。由于语言具有政治性、权力性、建构性等特点,它一直在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进程与结果,也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关注的一个要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建构主义等"后"理论针对语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而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与语言学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国际政治语言学可以围绕语言在学理和政策层面继续深入。学理研究主要包括围绕语言拓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视域、话语理论与实践研究,语言、文化、思维与国家行为之关系研究等维度。政策研究主要包括语言战略与国家外语能力、话语建设、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研究等方面。国际政治语言学不仅会继续丰富国际关系领域的跨学科理论研究,同时也可以为外交实践提供启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力研究——基于话语权视角

话语权,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软权力,体现为解释权、建构权及话语主导权。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建构性及其价值观话语的渗透,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通过话语权提升引领力,才能实现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当代中国,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权,首先要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的说服力,其次要注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权的基础建设,再次要注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的吸引力,以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力。     

党要提高非权力性权威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提高自己的非权力性权威。非权力性权威是人民对党的自觉服从,即自觉的心理认同、支持与拥护。提高非权力性权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党更长久地保持执政地位的现实要求,是党降低执政成本的现实条件,是顺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提高执政绩效、坚持群众路线、大张旗鼓地反腐败、开展扎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保持先进性是党提高非权力性权威的现实途径。     

监狱警察权力场域研究

监狱警察权力是监狱警察为实现国家意志,组织管理囚犯在实现刑罚执行目标的过程中对囚犯理念、行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监狱警察权力场域是其主体争夺支配性资源和价值评价话语权的空间场所。当下监狱警察"改造"话语霸权在表征现代行刑理性精神的同时,也遮蔽了监狱警察权力不断扩张的问题、意识形态权的单向度问题和权力私人化的问题。监狱警察权力去蔽的空间和权力制约的空间,应当是当下监狱警察权力自主建构的主要场域。     

“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的内涵剖析

近年来",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相关研究日趋升温,但对于"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却缺乏一致的科学界定。学者们在使用它时各说各话,甚至自相矛盾,从而导致相关研究成果存在较大的纰漏和缺憾。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已势在必行。按照概念、理论推演的逻辑和现实中人们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多维实际理解与运用,可以将"意识形态话语权"较为合理地剖析界定为"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利"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力"两大层面及四个维度。     

试论“人格力量”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人格是人的个性所表现的做人的基本格调,它是一个人的人生迫求和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并通过这种表现,形成对他人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它强调的是一种现实性与理想性统一的人格。理想的人格是一种完善的人格,它既是一种价值目标,又体现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所谓“人格力量”,是指人的内在精神因素在实践中产生的效应,也就是宣传者、教育者必须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带头实践自己所提倡的人生追求的奋斗目标。人格的力量是思想道德建设中一种非权力的影响力、号召力。其     

试论"故事"与"话语"关系的两个层面

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提出"故事"与"话语"的区分,主张故事独立于话语.解构主义叙事学家反对"故事"与"话语"的区分,主张话语力量创造故事.结构主义叙事学是在存在物的意义上使用"故事"与"话语",而解构主义叙事学是在存在的意义上来使用"故事"与"话语".这是"故事"与"话语"关系的两个层面,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上实现对话与沟通.     

"三个代表"思维方式解读

一、实践思维方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种实践思维方式。这在它的产生根源、目的指向、现实作用等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江泽民同志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根据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经验、现实需要提出来的。”[1]这就明示了这一理论的实践性思维根据。首先     

应急体制下的权力再生产——对汶川灾区T镇党政权力体制的考察

在灾害情势下,国家在承续原有的科层结构及其成员基础上,建立应急性组织机构来实现基层党政权力的结合,体现了救灾中依赖"组织驱动"的动员模式。这既使科层组织的常规运行机制得以扩展和延续,又整合和型构出适应灾害情境的权力再生产机制。在实践中,它表现为"动员式的权力再生产"过程,即借助特殊的话语体系,将国家主流话语贯穿到基层社会的内部结构,实现对原本疲弱的基层权力地强化与再生产的目标。尽管这种再生产机制面临持续性与稳定性的争议,但它却是资源匮乏型国家的理性选择。     

道德制约权力何以可能

道德制约权力能否可行?没有可行性,研究道德制约权力则失去实践意义。道德制约权力,这个命题能否成立,答案是肯定的。道德具有特殊的强制力,可以用来作为制约权力的重要力量。儒家"德治"思想和现代西方国家权力道德制约的实践,为我们探讨道德制约权力何以可能的问题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例证。     

“中国法理学”的特点及修辞方式的改变——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研究之二

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中国法理学者的任务之一。然而,由于传统法理学对法律、法治的研究等采用"求真"、"求是"的姿态,再加上革命性的批判精神,因而"直白"的叙述方式成了中国法理学的明显特征。在法理话语体系中含有较多的阶级性、工具性以及国家权力色彩,权力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没有得到充分的张扬。要提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水平,就需要改变传统法理学的叙述方式、消解权力话语与法治话语的矛盾。还要注意假言命题(诸如,法律的独立性、一般性、体系性等)对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过度接受后现代法学等对假言命题的解构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话语权的形成。     

日常生活融入:红色文化教育的现实困境及其转向

提升红色文化教育实践成效应当将红色文化教育与日常生活领域实现有机融合,在微观层面促进二者的融会贯通。红色文化教育与日常生活之间高度契合,红色文化教育以日常生活领域为根本,日常生活领域是红色文化教育的归宿,这也构成了红色文化教育融入日常生活的现实依据。红色文化教育融入日常生活中面临着红色文化教育的理论性与生活的实践性相对立、红色文化教育的说教性与人的主体性相分离以及红色文化教育的理想性与人的现实性存在冲突等一系列现实挑战。提升红色文化教育成效应当将红色文化教育融入日常生活观念,强化红色文化认知;将红色文化教育融入日常生活环境,增强红色文化情感;将红色文化教育融入日常生活话语,实现红色话语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