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现代化改革的方向

先进性是本文探讨的核心内容。现代化内涵的先进性是指世界先进水平。"世界先进水平"是本研究的难点,也是价值所在。本文在比较世界先进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特色的社区自治、治理、党的领导的先进性。研究结论是:我国社区建设走了一条自治与政权建设平衡发展的道路,在方向上具有先进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治理体制,是把握了"治理"的先进内核并结合我国实际的创造性思想,具有先进性;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中国模式"在世界上日益显示其先进性。这些先进性正是社区治理体制现代化改革的方向。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探究

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下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功能受限、治理格局发育迟滞、治理创新发展不足、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有待提升等多重困境。制约因素主要为治理意识不强、体制机制制约、制度供给不足。只有把握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牢固树立坚持基层党组织领导这一根本前提,持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构建起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以社区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社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场域。加强社区建设是转型期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迫切需要,是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基础路径。目前社区建设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自治能力、资源配置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为此,要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来加强社区建设,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过渡型片区”体制：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新探索

乡村治理体制与基层社会的匹配程度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经历了从管区制到社区制的历史变迁,每一种乡村治理体制都是国家与社会基于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乡村治理具体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阶段,“社区制”乡村治理体制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激活自治活力、便于有效管理的价值功能。但在现实中乡村社会治理条件不一、治理任务复杂多样,统一的、固定化的乡村治理体制很难承载所有的治理事务。乡村治理体制的设置,必须考虑该体制需要承载的功能、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实践创新中,“过渡型片区”体制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形式。相较于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其在主体构成、权力配置、运行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能够满足当下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助力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物业管理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共生路径

物业服务企业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对提升我国基层社区治理能力与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意义重大。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作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同时存在的两种不同管理体系,两者的有效融合关系到和谐社区、文明社会与幸福中国的构建。新时期,物业管理在管理思想、管理技术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为此,需要法制创新,明确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权力与义务;需要体制创新,打造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组织创新,兼顾市场利益与社会效益;需要管理创新,以技术赋能城市社区治理。     

压力型体制下乡村治理运行逻辑

本文从我国政府层级中的压力型体制出发,通过对乡村治理演进阶段的分析找出乡村治理的时代特点,进而探究当前乡镇主体和乡村主体是如何应对压力型体制并开展乡村治理活动的。因此需要明确基层政府定位,完善基层政府激励机制,整合村两委思想,培育村民自治文化,最终实现多主体参与共治的新乡村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容,提出了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正确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准确把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特点,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格局与全球治理体制变革重要论述研究

全球治理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当今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于历史转折点上。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必须坚持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遵循维护与创新完善相结合、坚持从国情出发和发展中国家定位,坚持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等原则,弘扬共建共商共享的理念,把握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着力点。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路径的体制性探索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基本特征。基于北京麦子店街道"楼院自治"实践考察,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单元小型化、创新社区党组织设置方式、完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社区治理议题分类分级处置以及配套相应的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的体制性要素,是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这一有效路径可以推动党的组织资源、政治资源转化为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可以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主体、内容与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要构建与我国城市社会相适应的治理体制,需要准确回答谁来治理、治理什么的问题。从实践看,城市社区治理“多元共治”的理论构想与具体现实之间的张力凸显,不同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及其限度需要重新审视。在人民城市理念下,城市社区治理应当重点关注与城市居民关系最密切、影响最直观,且具有日常性、重复性和弥散性的各种社区生活“小事”。这些“小事”的有效解决,直接影响了每个个体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具体体验。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以治理能力提升为导向,从激发社会合作、激活群众路线以及做实重心下移三个方面,建构一套既能够有效承接国家治理任务,又能有效回应社区内生性需求的简约高效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     

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间协同关系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现代城市发展迫切要求改变传统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社区多元主体间相互协调并管理社区的公共事务成为发展形势的必然。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间关于协同关系的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出国内外关于研究现状和结果的四个方面内容:社区治理的体制、多元主体、模式以及协同治理。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与若干思考

近十年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社区治理经验.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我国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在认真总结我国社区治理基本经验,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本文从构建区域性社区党建新格局、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社区公共服务机制、重塑社区组织结构、构建大社区整体性治理体制、大力发展社区“两新”组织、打造社区公共文化等方面提出了破解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对策性路径.     

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共融模式及其实施路径

随着城市社会复杂性、脆弱性和敏感性急剧增加,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的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成为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工智能技术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中坚力量",正在颠覆传统的思维逻辑、决策方式和管理模式,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社区治理的潜力尚未完全发掘,多数实践忽视了体制机制流程优化和社区的人文关怀。基于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组织回路与信息感知、传输、处理、反馈的技术回路紧密联系、相互反馈的思想,提出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共融模式,并顶层设计共融模式的科技支撑方案,可有效助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有着重要的功能定位:首先,诊断社会问题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能否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工业化、城市化与环境保护,基本民生建设与公共安全,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权力膨胀与公民权利萎缩等社会问题,既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其次,促进社会协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本文将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并最终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与路径

社区治理是一种集体选择过程,是政府、社区、社区成员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引发了社区治理的巨大变革。治理理论为此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解释框架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着手于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组织体系、治理关系的转换是社区走向善治的理性取向。     

“强建设弱治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观察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已迈上一个新台阶,基础设施与服务条件普遍增强,社区干部队伍的素养普遍提高,社区服务的精细化与技术化水平普遍提升,但城市基层治理依然保留传统色彩,居民自治普遍不足,集权化与行政化趋势日益严重,呈现着"强建设弱治理"的基本格局。然而,"强建设"并不等于、更不能代替"强治理"。城市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重点应转向"软件"建设,着力推动治理理念与体制的进一步提升和创新。     

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统一战线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具有特殊的优势和作用。统一战线能够为社会治理整合社会力量,提供智力支持,协调利益关系。当前,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面临社会公众参与程度低、社会组织行为能力弱、社会矛盾化解难度大以及社会治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应当发挥统一战线凝聚力量优势,提升社会公众参与度;发挥统一战线人才智力优势,增强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统一战线协调关系优势,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发挥统一战线民主监督优势,健全社会治理体系。     

城市社区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广西南宁为例

基层作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组织,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目前南宁市城市社区建设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由政府主导的城市社区服务与治理存在的弊端较为突出,如机制体制不完善、服务供给不足、功能单一、资金不足等,如何不断满足广大群众对社会发展的各项需求成为当前南宁市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     

分析社会及其治理的分工—协作体制

在全球视野中,社会治理的困境都呈现出了不断加重的趋势,这要求我们必须对既有的社会治理体系进行审查。其中,对其基础性的体制进行分析是谋求社会治理重建的必要功课。人们在工业社会中往往集中关注的是诸如民主还是集权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每一社会,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制都是分工—协作,这个社会的人们是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去开展社会活动和进行社会治理的。在分工—协作体制的运行中,主要是由价格整合机制和权力整合机制发挥调整作用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受到冲击的正是分工—协作体制,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运动却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致使改革中所确立的社会治理方案总也无法满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其实,改革中的体制变革应当是一场从分工—协作体制向合作体制的变迁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