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流口村:在原始农村形态上翻新

中国农村惯常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广袤的土地。 贫瘠的乡村,一代一代人在上面流汗播种,辛勤收获。 徐流口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原始乡村。 有女不嫁徐流口 老式黑边塑料眼镜,一身洗得褪色的深蓝中山制 服．60岁的老管家董春林坐在村长办公室破旧的办公桌 前,在临窗射入的暖暖阳光下,正在为徐流口村一笔一 笔算账。     

在新农村的起点上——徐流口村：在原始农村形态上翻新

中国农村惯常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广袤的土地．贫瘠的乡村．一代一代人在上面流汗播种．辛勤收获。徐流口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原始乡村。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回顾与展望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历经了县政乡治模式、人民公社体制、乡政村治格局三次大的变迁。目前“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行政化、权力二元化、城市化等诸多挑战，从“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模式转换是一种必然趋势。乡镇直选、村庄合并、农业税免除及乡镇机构改革等实践使“县政乡社”模式从构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民主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设计的局限性逐渐表现出来。乡村民主自治的领域应当适时扩大到乡一级,把乡政村治模式提升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为此,要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制度框架,并为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三亚吉阳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正>三亚市吉阳区坚持党建引领,探索积分制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激发人才活力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在乡村开启“景区时代”,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打造了博后村、大茅村、红花村等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样板村”。近年来,三亚市吉阳区坚定不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和海南省委、省政府关于打造“自贸港乡村振兴样板”的决定要求,蹄疾步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以实际行动践行“老乡”嘱托,探索出独具吉阳特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从强制到适应:政府与乡村关系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以国家惠农政策为分析视角

政府与乡村的互动关系是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视角。政府对乡村的介入模式直接反映了政村关系的性质与特征。20世纪以来,政府对乡村的介入始终具有很强的规制性和强制性,是一种"强制性政府介入模式"或称为"政府介入的强制模式"。然而,新世纪以来,以一系列国家惠农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为标志,政府对乡村社会的介入开始迎来历史性转换的重要节点,表现为政府介入过程具有越来越明显的适应性特征,是一种"适应性政府介入模式"或者称为"政府介入的适应模式"。     

论文化对提升乡村品位的作用——以杭州市西湖区外桐坞村打造文化艺术乡村为例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外桐坞村从普通茶村发展为艺术家聚集地,继而走向风情小镇、美丽乡村,其历程可以概括为三阶段的发展模式：资源依托型,政府政策推动型和产业带动型。深入分析外桐坞村打造文化艺术乡村的发展模式,探讨文化对提升乡村品位的作用,揭示乡村转型发展对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启示。     

可持续发展是“一元钱看病”关键

正"一元钱看病"是基层医改的一种探索模式。村民在村卫生站看病,只收一元钱挂号费,药品及诊疗费全免。此模式在广东、宁夏、广西等地都有尝试。"一元钱看病"在推广过程中改善了村卫生室(站)硬软件设备,吸纳和留住了乡村医生人才。同时,其与分级诊疗、医联体等制度息息相关,并推进基层医疗机构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网红村"是怎样炼成的

互联网时代,如何创新乡村治理模式、丰富治理手段和方式,成为时下乡村治理主体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网红村"就是乡村依托互联网发展的一条创新探索之路。乡村可以依托网红代言人知名度和号召力,推广乡村社会特色品牌、用美丽乡村书写"网红"名片、精心培育"网红产业",为乡村社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幵放+共享 守着家门赚大钱——三亚市中廖村、青塘村新合作开发模式奏响黎村致富曲

<正>中廖村中廖村隶属三亚市吉阳区管辖,先后获评"2016年中国休闲乡村""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海南省五星级美丽乡村"等称号,是远近闻名的乡村游目的地。2015年10月起,三亚市开启中廖村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打造文明和谐新黎村。采用幵放、共享的合作开发模式,保护民俗、修复生态,结合中廖村当地传统农业,导人文化旅游     

历史视角下的村干部身份与治理模式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中国乡村治理者身份制度及相应的村治模式变迁的长时段视野,分析村干部的制度身份定位与治理模式选择。中国历史上在不能实现官僚化、科层化的乡村治理体制的背景下,以绅士制度和职役制度为基础,在实践中形成了“乡绅—乡役”组合身份治村模式,弥合了乡役治村的身份困境。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干部与治理的制度经验,借鉴“组合身份治村”模式,完善“村干部”的身份制度,综合增强村干部身份的政治属性和行政属性,探索“政治—行政”的融合身份治村模式,是可行的善治之路。     

为乡村振兴提供稳定持续的金融动力

金融工具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能有效提升乡村地区的经济活力,有利于构建一个产业兴旺的新乡村。新时代,要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要把金融服务作为开展乡村经济建设的重要着力点,逐步优化乡村金融服务既有模式,大力推广智慧金融。     

生态乡村建设须坚持“四个尊重”

<正>2015-2016年集中开展的生态乡村建设活动,作为"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是清洁乡村活动的深化和拓展,因此,在整体推进生态乡村建设活动过程中,我们既要吸取清洁乡村活动的经验和教训,又要立足各乡村实际情况持续而有序地稳步推进。在笔者看来,生态乡村建设还须坚持"四个尊重":一是尊重自然规律。世间万物都有其自然发展规律,在推进"生态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要尊重乡村发展自然规律,适应乡村发展步调,从乡村发展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巧托山形、善借水势、活用资源,构建"一村一景、一村一品、一村一韵"新格局,这才是生态乡村建设的最终归宿。     

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对恩施州村级主职干部队伍现状的调研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部分,而村级主职干部则是乡村治理中的主要力量,我们趁恩施州对村主职干部进行集中换届的时机,对恩施州村主职干部的现状作了一番调研。调研中发现村主职队伍的现状虽然整体比较稳定,但也涌现出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村主职干部由于工资、养老、工作环境等问题,辞职、工作积极性不高、疲于应付的现象比较严重。我们认为这一现状是由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本身的内在矛盾引起的,乡镇政府的"悬浮"及越来越严重的压力型体制都弱化了国家对乡村的治理能力。"乡政"没理顺,"村治"也就难以达到其实效。其解决的思路就是,一要加强乡村治理力量的建设,二要重新夯实国家对乡村治理的中间阶层即乡镇政权的力量,当然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注入资源,而是重塑"乡政"的结构。     

恩施州“三位一体”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效及意义

针对当前乡村社会"强发展弱治理"的现状,恩施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围绕民族贫困地区的实际,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为目的,探索形成了由优选"村医村教进村级两委"的基层组织建设、进行"农民办事不出村"的网络技术建设、推进建立"法律顾问"体系的制度建设所构成的"三位一体"乡村治理模式,既有效缓解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危机,构建乡村信息化平台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对农民的服务方式,还为解决基层矛盾提供了最有力的"法治"工具。这一创新模式既立足于当前农村居民的现实需求,也符合把中国建成"法治社会"的长远努力目标,对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与水平,具有借鉴价值和推广意义。     

“美丽乡村”建设的十大模式

<正>由于各地美丽乡村建设的理念不一致、资源禀赋和经营方式的不同以及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形成了特色各异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与经验。农业部总结发布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十大模式:产业发展型模式:主要在东部沿海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其特点是产业优势和特色明显,初步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典型: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生态保护型模式:主要是在生态优美、环境污染少的地区,其特点是自然条件优越,具有传     

中国美丽乡村安吉

安吉地处浙江西北部，是中国竹乡、中国白茶之乡、中国椅业之乡、中国竹地板之都，中国美丽乡村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县，荣获全国首个县级“中国人居环境奖”。自2008年开始美丽乡村创建，全县187个行政村以“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为目标，强化“规划、建设、管理、经营”四位一体创建模式，逐步构建出了一个县域大景区的基本雏形，呈现出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村一景的大格局。     

脱贫攻坚下“依法治村”的制度框架构建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攻坚下的“依法治村”成为乡村治理工作的重点内容。从长远来看,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保障。因此,梳理和分析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问题以及明晰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法治困境成为探索脱贫攻坚下“依法治村”的基本任务。一、脱贫攻坚下“依法治村”的制度价值(一)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客观需要脱贫攻坚背景下的“依法治村”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也是应有之义。     

决战脱贫攻坚 推动乡村振兴——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发展之路的山西实践

正近年来,山西省紧紧围绕"发展一村一品,实现增收致富"主线,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以"党建引领、组织推动,政策扶持、科技驱动,乡村振兴、产业带动"为重点,抓典型,推模式,创品牌,大力开展特色产业扶贫,取得了显著成效。实践证明,"一村一品"已成为山西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主要方向和重要抓手。     

中国“三农”问题新动态与乡村发展模式的选择——以福建乡村调研和乡村建设的实证研究为例

该文通过对福建若干代表性乡村的实证调查,探讨了新时期中国“三农”问题新动态,即表现为农村经济、环境和社会等三方面交织的难题。其症结是长期的城乡“二元”政策造成农民数量过多,也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不加区别的农产品市场化安置,更是乡村建设和农民组织化的长期缺位。为此,该文从农村城镇化、健全农村合作社构建机制以及发展生态农业等3个方面提出新“三农”问题的应对之策。并以泉州市安溪县福田乡生态茶业、莆田市东桥镇汀塘村的生态城镇、连城县培田村的古民居（文化）产业合作社和福州市郊县林柄村的社区支持农业引导城乡互动为例,深入分析四个可能的乡村发展模式,说明在构建这些模式的过程中,重估农业的多功能性价值以及推动社会参与下的乡村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