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礼仪之道与信仰的生成

孔子继承周代的礼乐文化,特别是受到春秋霸政时期贵族"礼"文化的直接影响,赋予制度之礼以人文教养的意义。孔子认为,缺乏对礼的敬畏导致违礼,没有勇毅的担当精神使得守礼不笃。学礼、守礼与敬礼,并持之以恒地守秩序与规矩,看似平凡的礼在日常交往中凸显出神圣性。文质彬彬、知书达礼成为有礼仪教养的君子的标识,并赢得人们的仰慕与尊重,从而起到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孔子开创的礼仪之道,遵秩序、守规矩、重教养,既可以治国安邦,又可以经世济民,在日常的社会实践中彰显出人的尊严与价值,寄予着深厚的人文精神追求,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信仰之道。     

良知与廉行——阳明心学对当代廉政建设的启示

在体用论视域内,阳明心学体现为内在义理层面的由本体到功夫的展开和外在实践层面的由本体到事为的展开,二者在心与理和心与物两个向度达到辩证统一,从而为王阳明的廉政思想和实践的当代转化与价值启示提供了理论逻辑担保。阳明心学以“良知”为廉政之基,以“亲民”为廉政建设的用功之地,以“知行合一”为廉政建设的规范要求,以“乡约”为廉行的外部约束手段,形成了一个心学化的廉政思想与实践体系,此对于促进各级党员干部洁身自好,真做事、做实事,构建取信于民的廉洁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家政治正当性信仰与礼乐教化

儒家思考政治正当性问题存在着两大维度,即"天命"与"民意"。周人创发的"天命"、"君德"、"民意"三位一体的政治解释,构成了儒家政治正当性信仰的思想源头;儒家坚持民本的价值理念来审视和思考政治共同体的正确治理之道和权力行使的正当性问题。"民惟邦本"的政治意蕴在于统治者和人民共同构成一个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君民共同体,而士人君子居其中承担辅君化民的职责。礼乐文明作为维系共同体的规则,礼序乐和的功能定位及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贵和的价值取向均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十分有益的思想支撑。     

儒家“慎独”与“为己之学”辨析

先秦儒学作为私学追求的是成就己身,儒家后学提出的"慎独"修身成己思想充实了儒家私学"为己"的理念。在春秋战国儒学不受诸侯喜好的现实环境中,儒家私学作为"为己之学"在讲学育人和传承中面临着践行危机。如果把"慎独"思想中的"修身成己"与儒家"为己之学"中的"为己"结合起来,儒家私学危机就可以迎刃而解。可以说儒家的"慎独"思想与儒家私学作为"为己之学"是相辅相成的。     

"学贵得之心"与"学无内外"——阳明心学内外本末之辩

王阳明一生为学注重内外本朱之辩,既主张"学贵得之心",要在内心有所实得证悟,同时又坚持"学无内外",将反观内省与知识致用密切结合.这一思想观点在古今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     

自律·平等·责任:阳明学视域下儒家创造性转化的三个向度

通过对阳明良知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我们提出自律、平等、责任三个价值向度,使之为现代社会提供启示意义的精神资源。阳明由良知建立道德自我,并在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中展现出基于主体自律的过程,这对于今天信仰危机的救治有着借鉴意义。阳明学中的平等观念发自儒家的仁道,体现出人我交往、分工等方面的互信互爱,这种价值取向为现代社会个人、家庭、社群、国家之间的互动指明了一条有益的启示之路。阳明学中的责任意识包含积极的救世决心和自觉参与社会活动的实践精神,可为今世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所借鉴学习。我们应该以更包容的心态面对传统与现代之间、中西之间的交流,立足阳明心学精神,在儒家创造性转化中与世界各国共同面对人类当下的困境与危机。     

王阳明"致良知"的儒家诠释学思想意义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主客相融、亦主亦客,集本心与天理于一体.王阳明"致良知"命题的经典诠释,就是读者运用自己的良知,去与经典文本意义中体现出来的圣人的良知相交融.从了解经典文本的符号意义,进而了解经典文本意义中的"理".最终达到对于圣人良知的体悟,实现自己的"良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致良知"就是"良知"致"良知".     

信仰之光

<正>信仰是内心的光,它照亮了一个人的人生之路。没有信仰的人犹如在黑暗中行路,不辨方向,没有目标,随波逐流,活一辈子也只是浑浑噩噩。信仰,就是相信人生中有一种东西,它比自己的生命重要得多,甚至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值得为之活着,必要时也值得为之献身。这种东西必定是高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像日月星辰一样在我们头顶照耀。我们相信它并且仰望它,所以称作信仰。但是,它又不像日月星辰那样可     

王霸之辩与儒家公共性思想

王霸之辩是儒家公共性思想的重要体现。在先秦儒学中,王霸之辩主要围绕公共权力如何运行而展开,孟子、荀子等人讨论德力手段的有效性和长远性等问题。在宋明理学中,王霸之辩主要围绕掌握公共权力的统治者具有何种动机才更为正当的问题来开展,在这一论域中,王霸之辩又转化为公私之辩。传统王霸之辩在建构政治理想、促使政治家注重个人品德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现代政治哲学具有启示意义,但在解释公共权力的来源、约束和运行等方面,缺乏更为深入的解释能力和有效的现实举措。     

信仰与真理性信仰

一、信仰的本质及作用什么是信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界定为:“指在无充分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状态”[1]659。我国辞书对信仰的定义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2]565。两者虽然对信仰特征的把握上有相似之处,但其本质差异是很明显的,这只能从各自的立足点、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和现实,以及认识能力和水平等等原因中去分析。目前我们的学术界基本是沿着这样两条线索去探讨和研究信仰问题的,而知识就是非信仰,信仰就是非知识,似乎又成…     

儒家“为己之学”的衍义与当代治学精神的价值重构

面对当代物欲释放下为学发展的困境,根植儒家文化传统,通过对"为己之学"内涵演变和价值维度的探讨,汲取文化中国自身的精神源泉和文明精华,实现传统儒家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灵魂再植,为当代治学精神的重构提供可参考路径。     

儒家之礼与民族精神的塑造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群体、尚和谐、求发展的民族,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优秀民族精神传统,这与儒家礼学以秩为本、和为贵、时为大的特质是忠忠相关的.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支,礼学在民族精神的塑造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作用.     

儒家之“诚”

"诚"作为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之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直至北宋周敦颐将"诚"植入《易传》之时,作为本体论范畴的"诚"才终于得以突显,周敦颐也因此被尊为理学鼻祖。受此影响,至朱子时代,一个精细庞大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终于日臻完善。     

志道据德:孔子及其儒家的信仰世界

在重塑当代中国人的信仰价值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寻找坐标,找到核心,才能更好地培育和践行当代核心价值观。孔子无疑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坐标系人物,"道"与"德"是孔子信仰的核心价值观。孔子"道"的信仰为传统中国人提供信仰动力,"德"的信仰为其核心价值。后世儒家士人也通过各种方式推崇和践行孔子的"道德"观念,形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信仰世界。     

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与信仰关系之思

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世纪哲学的基本问题，没有理性和没有信仰都不能称之为中世纪哲学。以梳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为脉络，重新审视和评价中世纪哲学，纠偏人们传统观念中对宗教的认识，对解决现代所面临的理性过度张扬、信仰失落、价值迷失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这就明确了坚定理想信念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思想建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高度自觉,体现了我们党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     

论儒家学派心理思想发展观与当代之比较

历代儒家大师都非常重视对人性和人的心理发展规律的探讨,这些观点有:心理发展之人性发展的观点,生物与精神文化和谐并存的发展观,心理毕生发展观,这些观点互为支持,相互论证着,能相传至今,必有它存在的道理,而且对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启示意义。为了建构中国化的本土心理学以及适应当代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必须对这些文化宝藏进行挖掘和整理。     

先秦儒家美德伦理与古希腊美德伦理之比较

比较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学与古希腊美德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性、相似性和所面临的困境。在差异方面,两种美德伦理类型具有展开路径不同、成德践行的内在动力结构不同以及思维方式不同。在相似性方面,两种美德伦理类型都确定道德可教并强调德行教化的意义,两者在个体成德践行的具体途径或方法上都选择中庸。在困境方面,两种德性观都面临理论和现实的挑战。对于古希腊美德伦理学,这种挑战主要是道德相对主义和自然主义;对于先秦儒家伦理学,则是其依附的礼制被边缘化和传统文化价值的失落。     

“法律信仰”之再审视

探讨"法律信仰"的真正内涵,有必要结合中国现实语境予以具体分析和理解,从而规避西方"整体性危机"的不实言论。本文主要通过信仰发展的分期及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对"法律信仰"予以重新审视,强调"法律信仰"的对象应是良法之精神,并且应突显其中人的主体性地位,从而达至一种"真的法律信仰"状态。     

论法律难以信仰之现实原因

缺乏信仰的法律,是无法完成法治国家的使命的。法律不被信仰,传统中国的因素影响固然甚大,但现实中的法律实践,同样关系着公众对法律的感情和认知,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各个方面任何一点的不当或者违法行为,都会损害人们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