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新德国问题”前景探索

“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乍看起来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但对于21世纪初的德国来说却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本文尝试用这两个概念来探讨“新德国问题”的发展前景。     

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经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读

新中国的成立确立了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当代中国外交奠定了有效的组织基础和良好的社会基础。由于国家强有力地控制着社会,因而中国外交决策体现出高度的国家自主性,社会层面的外事信息难以输入到中国外交决策进程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大众、公共舆论以及知识分子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开始增强。当代中国外交体现出国家对社会力量的政治动员以及经济资源的汲取能力,这有助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贯彻执行与实施。     

社会变迁视野下的国家能力——评乔尔·米格代尔著作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正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Migdal)是著名美国政治学者、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早年师从亨廷顿。20世纪70、80年代,当现代化理论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界逐渐式微后,国家回归学派和历史制度主义兴起,米格代尔在这个大潮流中进行了调整和反思,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的研究路径,对国家中心主义提出了建设性的挑战。《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1988)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2001年,他在《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     

“权力国家”乎？“贸易国家”乎？“文明国家”乎？——“新德国问题”理论探索

“权力国家”、“贸易国家”和“文明国家”是外交政策研究的三种理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大主要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相对应。这三种理论模式的一般理论特点与要求是什么?它们对研究德国外交政策的适用性如何?说服力怎样?能解决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即坚持什么的问题吗?这些是本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     

国家能力的两张面孔——国家能力在民主巩固中的作用和局限

国家能力在民主巩固进程中的角色是双向的。国家能力保障了引导人们行为的规则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从而提供了民主巩固所必需的秩序。有效的国家能力保证了公民的意志和要求转化为社会生活的改变,从而保证了民主政体本身的回应性。但是,以强制力为前提的国家能力所具有的扩张性,方便了国家代理人攫取个人私利和操纵政治过程,从而引发了民主倒退。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增加了国家负担,降低了国家行为的有效性,这种依附关系也破坏了民主巩固的社会基础,对民主巩固产生了负面作用。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与科学内涵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一个庞大而精细的理论体系。政治理论的核心关怀是国家治理问题。追溯国家治理如何成为中国国家话语,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学理与历史逻辑;分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而在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中,制度模式选择问题与价值体系塑造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指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守正创新——重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面阐明了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及其消亡规律.恩格斯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阐发了两种生产国家相对独立性等基本原理,充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守正创新,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起点.今天重读这部著作,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仍然具有重大时代价值.     

建设国家军事能力的政府因素探究

政府能力对一国军事能力生成具有重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威胁研判能力、自身凝聚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三个方面。一国政府对国际威胁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国军事能力建设的目标选择;政府自身的凝聚能力影响着国家军事能力生成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效率;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能力则构成影响国家军事能力生成过程中能够用于分配的国家物质资源多寡和精神、智力资源贫富等基础性因素。为佐证上述观点,我们选取了1865—1895年中国晚清政府调控衰落失败的案例进行分析。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是晚清政府军事能力低下的最有力证据,但失败的关键在于当时清朝政府能力的孱弱。     

中国在非洲国家能力建设中的作用

<正>从二战后至今,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为非洲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主要目标是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但是迄今为止援助效果并不理想,其援助有效性备受争议。当今非洲国家不仅面临艰巨的经济发展任务,更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发展、民族发展和文化发展任务。然而,现阶段非洲国家能力建设普遍不足,严重影响了对外来援助的充分和有效利用,成为阻碍自身发展的桎梏。非洲要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来     

百年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家安全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多元、全球安全治理失灵失衡问题突出,这些使得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更有必要。国家安全能力可以理解为国家为了实现总体国家安全,基于对国内外战略资源的动员,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的能力。总体来看,国家安全能力主要包括国家安全观念能力、国家安全制度能力、国家安全基础能力和国家安全动员能力等要素。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主要路径包括健全国家安全体系,重视国家安全基础能力建设,加强安全风险防范和应对,促进安全事务的全面统筹与协调以及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科技赋能。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更加迫切。虽然中国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未来还需多措并举,从观念革新、制度保障、战略动员等多方面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法治建设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分析

依法治国是当前我们治理国家的重要理论,法治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法治建设的质量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提升起着关键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法律条文不能适应我们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且部分领域的法律空白导致问题不能很好地界定,迫切需要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加强对全社会的约束,让社会更加的公平,让所有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障。本文对法治建设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希望能够推动法治建设的发展。     

国际规范、国家认同与国家行为——《国家安全的文化》述评

本文在罗纳德·杰普森、亚历山大·温特和彼得·卡赞斯坦等学者归纳的基础上,对《国家安全的文化》所涉及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明晰化,对该书各实证章节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述评,并简要总结了该书的成就与不足。总的来说,《国家安全的文化》已经完整地涉及了现今社会建构主义的主要核心论点,并对许多有意思的具体问题展开了认真严肃的研究,虽然它在规范和认同的来源、作用等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法治教育的理论逻辑和路径选择

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长久之策,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法治意识是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国家安全法治教育,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标,对全体公民开展以法治方式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国家安全法治教育要以大学生为重点,目前大学生国家安全法治教育还存在内容上“重法律条文宣讲轻法治思维运用”“重知识传授轻价值引领”,形式上“笼统单一”的问题。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法治教育应当从价值养成、政治方向、法治精神三个维度出发,将国家安全法治教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与强化政治认同相协调、与提升法治素养相适应,不断增强大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国家亲权”法则的衍变及其发展

作为少年司法的重要基石,“国家亲权”法则的出现、辗转及探索并非坦途,在理念及践行上都历经无数次的考验、甄别与演进。“国家亲权”法则为国家干预问题少年提供了理论基础：若父母无法控制并训诫后者,则国家有权取而代之,提供必要保护及监管。近年来,在新保守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夹击下,“国家亲权”法则与时俱进中有所松动,但仍不啻为少年司法最为重要的理论根基。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寻求自主性的战略路径——以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为例

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国家的干预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害无利,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国家主义观点则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将国家和市场看作相互对立的因素:所谓"发展型国家"的概念必然是与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以及对经济的干预相联系的,而一国经济对世界市场的全面开放通常也被当作国家在全球化的市场力量面前丧失自主性的证据。本文则通过对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即国家有可能以经济全面市场化及开放化为路径,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本文对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研究显示,早期以行政分权为基础的外贸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内部制度结构,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自主性及政策贯彻能力;而国家将经济全面推向市场化并对世界市场开放,恰恰是为了重新获得并加强国家的自主性。     

职场外语“韩流”涌动——OK-TEST职业韩国语能力考试已纳入国家国际职业资格证书的统一管理体系

近年来,韩国企业逐步增加在华的投资力度,韩资服务业、制造业等不断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目前在华韩资企业约有6万家,约200多万中国人在韩国企业中就业。然而,部分韩企职员发现,在实际的工作中,韩国语综合能力有欠缺,进而造成职员之间、职员与企业之间的沟通不畅等问题;     

论“金砖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及其制约因素

“金砖国家”从一个商业概念演变为一个国际机制有着深刻的背景。“金砖国家”的崛起不仅大大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使得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进入一个历史转折点,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金砖国家”应冷静和理性地看待西方国家对新兴国家整体性崛起的疑虑,并对“金砖国家”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国家的衰落?——反思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性

本文刊登于美刊《世界政治》1997年第1期,彼得·埃文斯(PeterEvans)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文章认为,当前的全球经济学并没有预测国家的衰落。虽然经济全球化限制了国家的权力,但是跨国资本比起一国国内的经济活动更加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在全球信息经济时代,最有优势的经济行为主体即跨国公司,可能     

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国家角色

对于国家行为体而言,多边外交政策和行为是其在多边制度框架内角色定位进程的直接产物,而多边外交政策的有效性决定于国家角色定位的客观性以及角色实践的主动性。着眼于有效推进自身在中亚和周边的利益诉求,植根于日益提升的国家实力以及政治和外交能力,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角色实践,使其成为制度化的推动者、议程的设置者、规范的塑造者。鉴于在多边外交舞台上,一方的角色实践始终面对他者的角色预期或者角色要求,因此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多边互动进程中,中国需要继续提升自我角色为他者所接受的程度。这尤其要求中国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程中积极倡导地区制度框架下的合作共赢,构建基于共同利益、共享规范的命运共同体,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集体身份的塑造者。     

国家治理变迁的困境及其反思:一种比较观点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克服治理危机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走出治理困境的过程。从国家建构的三大维度,即政府职能、治理能力与合法性面向出发,比较分析不同阶段、不同遭遇的治理变迁问题,可以揭示出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困境、发展型国家的包容性困境和转型国家的制度性困境,有助于思考在现代化进程中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