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与欧盟领导力的演变

由于在推动全球气候谈判、内部碳排放交易的制度建设、倡导积极的减排目标和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援助等方面的贡献,欧盟长期扮演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欧盟的领导者地位客观上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缘起、扩散,并推动其在多方博弈中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但是,欧盟的气候政策也存在过于激进、重减缓、轻适应、对发展中国家资金义务履行不到位等问题,致使其气候领导者地位受到挑战。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受到孤立后,为应对挑战并重拾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欧盟加强了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致力于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包容性和普惠性,使低碳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希望借此巩固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强化其作为国际政治中规范性力量的角色。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基于欧盟、美国、中国的比较

国际制度竞争根源于国内制度实践,中美欧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主要谈判方,三者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倡议都源于其内部减排制度的实践。欧盟内部形成了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的减排制度,美国国内形成了基于自由市场哲学的地方排放交易制度,中国国内形成了"国家—发展型"减排制度。三种制度的形成都受到各自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这种制度差异传导至气候外交领域,使欧盟侧重于建立全球总量控制和约束性减排机制;美国倾向于建立完全基于市场竞争的减排制度;中国则主张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多元共生的减排体系,且不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这些政策差异成为三方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竞争的基础,而制度竞争也反映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从理论上看,三方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体现了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密切关系。由此说明,在研究中将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具有合理性。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的金砖国家合作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努力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对话与协作,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等协商与有效合作仍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金砖国家是当前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关键变量,不仅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主要力量,还事关发展中国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诉求,更涉及新兴市场国家自身发展优势的延续。与此相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既是推动金砖国家强化合作的动力,同时也从经济增速、市场规制、要素配置、治理能力和合作机制等五个方面对其合作构成新的挑战。对金砖国家合作而言,推动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渐进式变革"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补位式改革",是现阶段金砖国家合作的必需也是其战略特点。着眼未来,金砖国家的有效合作取决于经济实力、利益纽带、机制建设和行动能力四个因素。其中,经济实力和利益纽带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内核,机制建设和行动能力是金砖合作的外在表现。     

试析全球治理的非正式化与私有化发展

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是霸权与多边主义的结合,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以国际组织为载体的治理。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治理模式遭遇"治理赤字",非正式与私有化治理模式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非正式治理模式是世界主要国家就应对全球问题进行平等协商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私有化治理模式是非国家权威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的治理体系,主要在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等领域发挥作用。新治理模式的灵活性、操作性强的优势弥补了传统治理模式的不足,因此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虽然新的治理模式也存在缺陷,但其在未来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需要处理好新旧两种治理模式的关系,并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公平和民主的方向发展。     

全球气候谈判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进展、趋势及中国应对

长期以来,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技术谈判的争议热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知识产权与气候有益技术的转让、知识产权是否应纳入气候谈判及知识产权具体利益等问题僵持不下。导致上述僵局的核心原因有三:一是作为知识产权既得利益者的发达国家维持并扩大了其在全球知识产权体系中的话语权;二是随着新兴经济体气候有益技术的发展,绿色产业的利益之争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三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上的信任危机加剧。随着《巴黎协定》进入全面落实阶段,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将更加复杂。中国作为气候有益技术发展较快的新兴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有着独特利益,需要明确自身利益诉求的本质,并尽早从战略和策略上提出预案。     

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困境与新兴国家的突破路径

网络空间治理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命题之一。但既有网络空间治理机制不仅存在制度设计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机制落实能力有限、机制运作巴尔干化和碎片化等特征,更体现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网络治理制度理念的根本性冲突,导致了严重的机制困境和治理失灵,难以有效解决日益凸显的政治关切及公共秩序问题。随着其群体性崛起,新兴国家在网络空间治理的机制建设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也不断提升,这不仅包含对传统治理机制的改革,也涉及网络空间治理新型制度框架的构建。需要指出的是,新兴国家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建设一方面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反对和牵制,另一方面也面临来自新兴国家的内部制约。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应坚持联合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主导地位,推动现有治理机制的有效改革,并与新兴国家合作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新型制度框架的建构。     

国际机制间合作与G20机制转型——以反避税治理为例

G20目前处于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中,正在发展"G20+"的国际机制间合作治理模式。其中,G20承担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设定议程和建立共识的政治引领功能,其他国际机制提供全球经济治理的技术支持和执行方案。在这种合作治理的新模式中,新兴经济体能否以平等身份参与,维护G20开创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全球经济的时代精神,是决定G20机制能否成功转型的重要条件。在G20/OECD反避税治理的案例中,G20较好地体现了上述主张和诉求,推动达成了"税收与实质性经济活动相匹配"以及"税收情报自动交换"的治理原则和政治共识,而OECD也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技术实施纲领,从而实现了G20的"政治优势"与OECD"技术优势"的相互补充,推动全球反避税治理进程取得良好进展。     

中国对IPCC评估报告的参与、影响及后续作为

IPCC是国际社会参与气候变化评估的重要平台,其历次评估报告都直接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进展,也推动了气候公约的签署和通过以及气候治理机制的建立、完善与发展。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了IPCC的历次评估,参与的专家数量不断上升,参与的人员结构日趋优化。尽管如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优势亦不明显。通过长期积极参与,中国对IPCC评估报告的影响不容小觑,在促进报告遵循多样化原则,推动报告评估范围的拓展和深化,促进报告内容的客观化和合理化方面意义巨大。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科研阵地,IPCC仍将是各国科研和政治较量的重要场所,为此,中国必须努力做到积极参与、扩充文献、提升能力、掌控流程,从科学领域掌握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主动权。     

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移国内的环境成本,通过掠夺资源、转移污染企业、垃圾出口以及设置环境壁垒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生态掠夺,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这种生态帝国主义行为不仅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拉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破坏了全球生态平衡,威胁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更加深了全球发展的不公正性,使得全球环境非正义现象持续加深。面对生态帝国主义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应对,倡导环境正义,完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全球技术革命中的可持续性标准与对华影响

在全球技术革命不断演进的背景下,标准问题日渐成为国家间经济与科技竞争的焦点。随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入落实阶段,可持续性标准也成为最具潜力的技术治理手段之一。当前,由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行为体推动形成的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体系正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采纳和推广西方标准的同时,也面临新的贸易壁垒。值得关注的是,西方背景的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大量兴起,其中一部分已沦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卸责任、转移压力甚至进行政治打压的工具。尤其对中国等新兴大国,更是如此。西方可持续性标准给中国带来政治风险的同时,也推动中国积极塑造自身的可持续性标准体系。展望未来,中国应继续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和支持国内相关行业组织联合产业界、国际标准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共同培育更加完善的自主可持续性标准体系,从而对冲和化解西方发达国家以可持续性标准之名行打压之实的风险。     

"金砖+"合作模式与中国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

"金砖+"合作模式是对全球治理机制建设的创新贡献。机制互动和机制关联理论通过聚焦"机制+",为探讨"金砖+"合作模式提供了有用的分析视角。"金砖+"合作模式注重拓宽地域范围,坚持灵活渐进,秉持发展优先原则。中国推进"金砖+"合作模式的制度创新,通过"机制+跨区域成员国"的实践路径,密切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夯实了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使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机制。因此,对"金砖+"合作模式的创新与完善,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制度改革、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推进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战略对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尝试。     

中国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合作探析

作为国家公共部门投资主体的主权财富基金是国际金融体系中新的市场参与者,它的兴起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相对重要性的上升。中国与中东引领了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快速发展,双方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从制度创新与变迁的视角分析,主权财富基金合作会对资本流动、监管协调、货币体系等广泛的国际制度领域产生影响,并可能推动国际金融制度演进和全球金融治理革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通过联合投资、共建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论坛等行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并推动了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变革。中国应把握机遇,在防范地缘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双方主权财富基金合作,加强国际资本市场布局,并有效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全球公域的内涵、伦理困境与行为逻辑

全球公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及其资源。全球公域这一概念本身内涵着某种超越国家主权的规范。其公有属性意味着对国家权力和利益的限制,而开放性和资源的竞争性则造成国家间在全球公域进行博弈以获取更多利益的现实,两者之间互相矛盾,这也是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困境所在,即在全球公利与国家私利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全球公域中存在着理性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两种行为逻辑互相制约,加上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使得国家权力在全球公域具有边界性,利益的最大化受到制约。为了有效维护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规范国家行为。本文对现有全球公域治理制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进行了分析,指出全球公域的治理制度亟待完善。中国历来积极参与全球公域治理,可以从价值理念、制度建设等层面提供公共产品,以推动全球公域秩序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

制度性话语权建设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和建立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近年来,中国在推动传统国际制度改革和建设新型国际制度层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了新的路径。展望未来,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推动国际制度改革,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制度,增强自身国际制度传播能力,提高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以进一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一种理论解释

金砖国家是中国提倡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和规范制定权力的重要平台。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外生功能因素包括系统外部环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环境,外生规范因素有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完善公正国际规范的意愿;内生功能因素为行为体数目、互补性和国内政治,内生规范因素则是同质性的认知和内生共识。金砖国家对保持报偿结构的判断和对未来影响的认知是将上述影响变量联系起来的两组机制。金砖国家的合作起源于其政治经济崛起的背景和国际制度的非中性,金砖国家间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逐渐增长,国际地位和利益追求的共识超越了国家间同质性差异,进而产生联盟组织的信任,推动金砖国家组织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发展。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路径与世界意义——基于全球环境治理的视角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是全球治理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议程设置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和话语权，罔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发展需求，导致全球环境治理动力不足。中国结合自身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扩大绿色基础设施和环保项目合作，推进绿色金融，搭建合作平台，交流环境治理经验和技术。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合作的深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彰显其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贡献者、引领者的作用，对全球环境治理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绿色“一带一路”形成了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新规范，可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自主性和话语权。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分歧扩大的趋势下，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继续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强化身份认同，密切利益契合点，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助力全球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     

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要实现现代化

<正>金秋十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隆重召开,会议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放眼世界,如何完善国际多边制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亦是当前摆在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实现全球治理     

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危机剖析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国家治理危机,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总体乏力、民主政治体制失范和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这些危机的产生和持续,既有资本主义制度体系自身的弊端,也有具体国家内部机制、结构、政策等存在的不足或失误,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民主政治体制的秩序性衰微和社会文化秩序的认同性危机。为缓解治理危机,西方主要国家从深化宏观经济调控、推动民主政治改革、规范调整社会秩序等方面作出了努力,但收效甚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危机及其应对也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留下了许多深刻启示。     

全球治理新格局中的金砖合作

全球治理格局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逐渐摆脱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经济增长停滞态势,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似乎正丧失世界经济增长领跑者的地位,不得不转向致力于内部的调整和改革。发达国家对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由此而发生巨大变化,从过去的容忍或有限的欢迎,转变为如今的排斥和抵制,"金砖失色论"大行其道,金砖国家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空间受到明显的挤压。但金砖国家合作势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发展。金砖国家不仅在区域合作中展现了新的魅力,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加强了政策协调和相互支持,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今后的金砖国家合作将沿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着力推动相互间务实合作两个维度展开,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积极谋求经济增长、纠正相互间贸易不平衡;主动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朝"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流"的目标迈进;发挥金砖国家智库理事会引领议题的作用,凝聚合作共识,筹组金砖国家大学联盟,开展人文大交流,培养金砖合作人才。     

世界各国如何编织“不能腐”的制度之网

<正>制度作为一种"稳定的周期性行为模式和与社会总体再生产实践活动相关的结构性原则",其本质决定了相比其他反腐方式,制度反腐无疑最有效、最持久。纵观全球,各国不论国家性质、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背景,无一例外都将编织严密、严实、严肃的制度之网作为实现"不能腐"的重要突破口。一、多层次、全方位和"无死角"立法,确保反腐制度网络的严密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