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善治与全球治理:理念和现实的挑战

本文梳理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概念的产生过程以及联合国在概念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治理概念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但本文关注的只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理论争辩,不过,本文也探讨了去殖民化、地方化和人权等与联合国有关的早期观念,而这些观念恰恰是较为晚近的思想所反对的。本文分析的视角侧重学者的看法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工作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治理指代一整套公共的和私人的复杂结构和程序,而一些通俗的作家却倾向于认为治理就是统治。     

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理念的确立

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性文本在表述上显示出了从监管到治理的理念转变,这是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了我国社会力量的发展状况,对食品安全监督困境的一个回应,但是,还需要通过《食品安全法》修订过程中对举报奖励、食品安全信息汇报与发布、责任追究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推动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良好合作,才能在实践中真正确立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理念,达致善治状态。     

“专项整治”常规化反思

几乎没有一个领域不能够被纳入政府专项整治的范围中去。"专项整治"政策,是国家治理资源贫弱条件下的一种理性抉择。     

全球民主治理与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改革是各方都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世界国家论者、新帝国主义论者和全球治理论者分别为联合国改革规划了不同的前景。全球治理论者的观点与中国推动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对联合国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原则 ,影响着联合国改革的走向。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 ,中国较少提出自己的方案 ,但对各种方案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话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理论创新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那么,应如何界定治理的涵义?从政治学理论来看,统治、管理与治理有何区别?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从"管理"到"治理"的改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有哪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为了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本刊特约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和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竞速统治与后民主政治——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反思

人工智能已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它已经深层次地介入当下世界,在教育、健康、金融、零售、交通、制造、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做出了强有力的赋能。人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交给人工智能算法,而这又导致其决策更容易被算法处理。人工智能算法的全面赋能,恰恰意味着人类这种生物化学算法的全面赋闲。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使人类以同样快的速度陷入不被需要的政治困境,其价值正在被数据所取代。与之相应地,民主则正在被算法权力实质性地掏空。民众时代正在迈向黄昏,我们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不得不面对思考后民主政治的任务。     

“国家治理”新思路

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关键,也在于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与互相制衡。这就需要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11月12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尽管作为学术概念早已出现,但还是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文件。会议公报还多次使用治理、社会治理体制等字样。     

村级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村级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乡镇行政权力对自治权力的不法侵扰 ;村党组织权力过分集中与权威弱化同时存在 ;家族势力向乡村政治渗透等。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很好地解决 ,关系到村级治理的成败     

古巴民主政治制度化建设及其治理效能

60多年来,古巴始终坚持对民主政治制度的丰富和发展,经过革命胜利后的初步探索、制度化建设及模式更新不断深化的三个阶段,古巴的民主政治制度化体系基本成型.随着实践发展,古巴对人民政权制度、中央和地方的民主行政体制、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群众组织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和党的领导体制等方面不断改革创新,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关键的制度支撑,在团结带领人民、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中体现出强大的治理效能.     

民主治理的系谱学研究

治理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公共行政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近年来,以市场和网络为中心的治理模式逐渐超越官僚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追捧的新兴治理模式。本文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对治理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并考察了这一过程对于实现民主理念的启示。作者认为,现代主义理论的盛行以及公共机构的改革浪潮因治理理论而起,同时亦推动了治理理论的发展与传播;决策者不但没有拒斥现代主义理论,反而采纳了更多的现代主义专业知识来武装代议制机构,以应对治理提出的挑战。     

环境犯罪技术治理的反思及完善

我国高度关注环境犯罪的技术治理,先后以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形式对环境犯罪技术治理设定体系化的规范依据。在实践中,环境犯罪的技术治理具有防范“行转刑”、双面利用工具属性、密切联系物理空间、多维获取案件线索等特征。然而,治理主体人员有限,被治理对象的相关主体在逐利心理以及侥幸心理下形成的合作排斥心理,监测数据有限真实与技术手段介入下客观行为评价的错误空间,为环境犯罪技术治理带来了实践难题。为了更好地实现治理预期,首先应正视技术治理的合理定位。在运用技术手段进行环境犯罪预防时,不仅需要客观看待数据分析的辅助性能,还需要均衡因预防行为而投入的治理成本与实际获得的治理收益。其次,强化行业在线数据监管是缓解治理主体人员压力的备选方案。行业监督在促进环境监测执行的过程中充当义务执行者,而非权力共享主体,且该行为有别于企业合规。此外,为了给技术治理实施提供更好的执行环境,应该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相关活动进行约束。     

中国创新“1+N”中心国家治理模式

中国国家治理不是单中心(monocentric),也不是多中心(polycentric),而是1+N中心。从公职人员的产生来看,强调竞争性选拔;从决策过程来看,是事前协商、充分吸纳,事后制衡;从公众参与来看,强调决策者主动了解民意的公众逆向参与;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看,中国在强调高度政治集权的同时也高度行政分权;从社会治理来看,强调党的动员能力与社会自组织的有机结合。这是一种结合了统一与多元,效率与开放,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新型国家治理模式。     

城市基层社会“ 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限度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重心和难点皆在基层。在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型中,技术治理已成为推动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实践逻辑。避险与避责是技术治理的基本动机和理性选择,化约主义逻辑是技术治理的行动哲学,追求工具理性是其主要价值取向。技术治理在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其运作逻辑存在众多局限,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转型须坚持以人为本,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塑造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和公共性,由碎片化、科层化的技术治理走向整体性、社会化的社会治理。     

治理鸿沟:全球化与西方民主的危机

一场治理能力危机正吞噬着世界各大工业化民主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正不约而同地经历着政治衰退,这不是巧合,而皆是全球化所致。纵观整个西方开放社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选民对政府的期待与政府实际所能满足的要求之间正出现越来越大的鸿沟。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善治的需求与政府实际缩水的治理供给之间严重失调,西方世界的权力和效用岌岌可危。     

如何面对“群体性事件”?

针对当前群体化事件发生几率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应当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治理,转换社会治理的模式。     

国家经济治理中的竞争政策与经济民主

良好的国家经济治理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要素,亦能有效地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经济治理的过程中,蕴含着经济民主价值的竞争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就国家经济治理、竞争政策及经济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所裨益。     

国家治理变迁的困境及其反思:一种比较观点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克服治理危机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走出治理困境的过程。从国家建构的三大维度,即政府职能、治理能力与合法性面向出发,比较分析不同阶段、不同遭遇的治理变迁问题,可以揭示出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困境、发展型国家的包容性困境和转型国家的制度性困境,有助于思考在现代化进程中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问题。     

“饭圈”集资问题治理路径研究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粉丝群体逐渐壮大成为有组织性的支持性团体,即“饭圈”。“饭圈”为应援而筹集来的资金,在来源、使用及监管等一系列问题上一直处于灰色地带。本文分析了粉丝文化与“饭圈”的关系,从“饭圈”集资乱象所涉及的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探讨“饭圈”行为规制的必要性,从明确主体、构建规制机制、加强平台监管等角度提出“饭圈”集资治理路径。     

国家公共管理职能演变对国家治理的启示——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当代分析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公共管理职能内在于社会之中.在国家产生之前,它由社会成员共同承担;在国家产生之后,上升为国家职能,由专门的机构、专职人员来履行;在国家消亡的过程中,它逐步归还于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亡,它将完全回归于自由人联合体.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履行,是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演变的认识,为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提供了三点重要启示:一是国家职能需要稳定地由阶级统治转向公共管理;二是公共管理主体需要积极地由国家一元转向社会多元,形成多元主体依法共治的格局;三是当代国家治理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