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评析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出现了大幅倒退。在联邦层面,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持质疑态度,在相关人事安排和政策落实方面呈现明显的去气候化特征。在地方层面,各州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难以形成合力。部分地方政府虽然希望做出积极应对,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成效有限,难以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积极影响。鉴于美国是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其失衡、低效的国内气候政策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不仅对美国自身,而且对其参与的双多边气候合作以及全球气候治理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气候变化法》与英国能源气候政策演变

哥本哈根会议表明,国际气候政治斗争最终落脚于国际政治经济新制度的建构,这启示我们深入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关于气候制度的安排。英国是世界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倡导者和先行者,2009又实施了《气候变化法》,成为世界第一个以立法手段单方面为国内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设下限额的国家。本文立足该法,从整体上研究了英国能源气候政策的演变轨迹,对于其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路径和做法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借鉴其有利于我国实施科学发展的部分,可以为我国实施能源气候战略决策,走低碳发展道路提供参考。     

美国奥巴马政府气候治理政策的发展与演变

<正>影响美国气候政策的因素非常复杂,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与前任历届政府都有所不同。他承认气候变化客观存在,认可人为因素对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主张采取积极行动来加以应对,并试图在国内和国际气候治理领域发挥积极     

全球气候治理与欧盟领导力的演变

由于在推动全球气候谈判、内部碳排放交易的制度建设、倡导积极的减排目标和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援助等方面的贡献,欧盟长期扮演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欧盟的领导者地位客观上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缘起、扩散,并推动其在多方博弈中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但是,欧盟的气候政策也存在过于激进、重减缓、轻适应、对发展中国家资金义务履行不到位等问题,致使其气候领导者地位受到挑战。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受到孤立后,为应对挑战并重拾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欧盟加强了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致力于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包容性和普惠性,使低碳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希望借此巩固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强化其作为国际政治中规范性力量的角色。     

渐进主义与美国能源政策发展

渐进主义政治的本质是指政治决策进程受利益集团影响而不成体系,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又以能源领域为甚,原因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能源变革面临更强大的传统能源结构惯性、更短视的民众认知阻力以及更对立的政治决策进程。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促成的美国激进能源变革随着油价的回落而退出,接下来20年的能源政策基本无所作为。21世纪以来,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扬带来能源政策新一轮变革的压力,气候与反恐因素的影响上升使得党派和利益集团之争愈演愈烈,美国能源政策改革进程更具典型的渐进主义特征。奥巴马的气候与能源新政从目前来看并不如其当初宣誓的那样具有革命性,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前景依然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

拜登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美国设定35-50长期气候治理目标,并希望发挥自身的国际领导作用.为推进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拜登强调采用全政府方式应对气候危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同时,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更为分裂的世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自身相对优势持续减弱及其国内两党极化、利益集团反对等.拜登将气候政策重点放在气候风险及融资监管上,引入竞争性国际机制,势必会加剧全球对投资的监管浪潮.展望未来,美欧在气候融资标准、气候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可能趋同,而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明显.     

密尔功利主义的核心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当前许多人尤其是大学生对功利主义存在着一种误解,在口头表述和论文撰写中频繁且不恰当地使用功利主义这个词,其实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有其独特的科学内涵。文章主要通过阐释密尔功利主义的核心内容来消解大多数人对功利主义的错误理解,以彰显其当代价值。     

“气候行动之年”和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发展

<正>出于国内能源结构变化、全球治理进程压力和自身环境安全的需要,奥巴马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气候政策和战略继续延续其第一个任期绿色新政以来的核心理念,即承认全球变暖,并承诺积极应对。与第一任期相比,奥巴马当前的气候政策思路更加清晰、团队更加强大、执行更加坚决。2013年6月,奥巴马政府发布了美国历史上首份国家层面的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演变特征和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走向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从地位上看,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经历了从一般性程度上升到战略性高度的过程;从内容上看,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是变化性与延续性相结合的产物;从政府首脑来看,其党派属性对气候变化政策影响重大。奥巴马政府任期内,“积极应对”将会成为美国气候政策的主旋律,但是其国内政策能否有效推进取决于多重因素的相互制衡。美国依旧会继续避免作出实质性的减排承诺,并且会继续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来,只是形式将会更加间接化和多样化,同时会加强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力度,并有望打破小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造成的僵局。     

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分析

非洲国家在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国内措施以应对气候变化,后者可分为专门政策型和相关政策型两种类型。但是,目前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专门性国家政策的非洲国家较少,多数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是通过发布较为宽泛的纲领性、宣示性政策文件,辅之以在其他相关国家政策中体现气候变化的内容。从比较的视角来看,非洲国家在气候变化立法及政策上较为落后,需要加以完善和提高,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中存在的利益博弈和气候陷阱问题。     

欧盟“绿色新政”与气候政治新动态

欧盟“绿色新政”是欧盟环境治理史和欧洲气候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新界标,作为一种新的“欧洲梦”和全球战略,一经问世即引发广泛关注。欧盟“绿色新政”实施以来,在目标设定、政策制定、资金投入、实践推进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同时,欧盟“绿色新政”存在议程承诺不足、政策雄心与行动实践间鸿沟、新旧政策框架间矛盾等问题,也要应对能源安全风险与地缘政治危机、碳边境调节机制困境、经济复苏乏力等挑战。欧盟“绿色新政”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但其系统效应和发展前景仍有待观察。     

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初探

尽管我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但“恤幼”思想和宗法伦理却如现代的刑事政策一样, 直接影响着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在“恤幼”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古代法律在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诉讼等方面对犯罪未成年人给予一定的特殊照顾。同时,为了维护家族内部的“尊卑有序”,宗法伦理要求对违背家族内部等级秩序的行为予以严惩,据此,我国古代法律设立“不孝”罪、“准五服以治罪”等制度,它们虽不仅仅指向未成年人,但却是古代未成年人特定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准则。     

《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它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了动态发展;法律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等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的动因。在全球气候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和混合形态变迁的趋势下,要巩固"自下而上"模式,使"软法"更软,发挥更大的动员能力;同时要完善各种实施机制,逐步确立相对中性的"硬法"或制度,加强"软法"的执行力。中国要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评审和排名,推动或引领治理方式适当向"自上而下"回归,通过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     

中国的气候变暖

现在大多数科学家承认近百年全球气候确实是变暖了,中国的观测证据也表明近百年中国气候变暖的事实。中国气候变暖与全球气候变暖基本同步,中国是世界上变暖较为激烈的地区之一,但有其自己的特点。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大气中温室气体将继续增加,与全球一样,中国未来气候变化趋势仍是变暖,而且变暖速率将继续增加,但不排除在某一个月或季在某一个地区出现明显的低温,但后者主要与自然气候变化有关。     

中国气候外交议题策略探析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的外交话语杈偏弱,特别反映在哥本哈根和坎昆气候大会上,中国总是受到西方的指责,并承受了巨大的国际减排责任压力。要想提升中国当前的气候外交话语权,应在议题策略上有所突破,最关键的是要提出国际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的核心是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转型的“缓冲期”策略,并在“公平承担份额”的原则指导下,制定“可实现、可完成”的“中度限额”减排方案。在此基础上,中国在气候谈判中还应更多地使用议题联系战略,迫使发达国家妥协,以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     

斯大林与新经济政策

大致以1926年为界,斯大林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可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之前他坚持、维护新经济政策,在此之后他修改、背离、取消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没有将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政策,只是从进攻、退却、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意义上理解新经济政策。“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酝酿、形成的过程就是斯大林逐步结束新经济政策、建立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     

新形势下的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角色

当下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陷入低谷。困境突出表现在内忧外患两方面:内忧主要指《巴黎协定》如何落地为可操作的规则;外患则是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但退而不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气候治理何去何从,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当下尤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巴黎气候大会后的中美气候合作

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领域,气候合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次要到主要,从边缘到核心的转变过程。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和最主要经济体,双方自2009年以来在该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无疑对2015年年底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召开和《巴黎协定》的顺利签订作出了积极贡献。尽管仍存在诸多分歧、面临诸多挑战,但巴黎气候大会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也对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做出了重要安排。因此,在《巴黎协定》签订之后,中美双方的合作将会在两个方面得以持续:一是重点推动前期合作成果的落实,二是在新协定框架下推动地方层面、技术层面以及更具体领域的气候合作。可以认为,中美气候合作将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关键动力。对中国而言,中美气候领域的沟通合作和分歧管控对维护双边关系的整体稳定也具有重要作用,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