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球治理观:时代背景与挑战

当今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其中,治理赤字是根源,和平与发展赤字是表现。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无法充分应对时代新挑战,致使"治理失灵"现象的出现。因此,设计理想的治理模式,改变治理赤字的现状,都亟须深刻理解时代新背景,对症下药。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不仅仅为世界贡献了大量全球公共产品,更是为实现紧跟时代精神、合作共赢、包容共享、监管有力和公共产品充足的理想治理目标,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国家治理与政治稳定——以吉尔吉斯斯坦转轨为视角

苏联解体后,西方政治制度在吉尔吉斯斯坦不仅未能开花结果,相反,政治结构体系却发生了功能紊乱与协调失灵,并导致政治持续动荡,整个国家出现治理危机;对民主化与执政能力,政治参与同国家制度化的比例,国家治理的模式与稳定繁荣的目标三对范畴重新进行考察,有利于进一步分析吉尔吉斯斯坦在具体治理困境中的症结,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一个理论依据。     

惩治腐败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腐败的产生与现代化进程和政治体制的类型都没有关系,而与国家治理能力直接相关。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就会导致腐败,腐败则会进一步降低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实际上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在深化改革进程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要对政府进行准确定位,防止政府因错位、越位而导致权力腐败。腐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国在治理腐败方面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治理的方式不一样,治理绩效也大相径庭,但其中不乏卓有成效的腐败治理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退向未来":全球气候政治的伦理反思

气候变化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也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题.肇始于西方世界工业化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难题.全球气候政治博弈反衬出新的全球失序,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亦一度失灵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实现全球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是确保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航向的根本遵循."退向未来",进行必要的伦理反思,促进自然的和谐与人的复归,才能更好解决日益严峻的气候治理困境.     

转型国家的治理结构与策略选择——基于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大规模制度变迁促使转型国家从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结构迈向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公共治理,还是私人治理都出现了功能紊乱与协调失灵,形成了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影响了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本文对转型国家在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公民社会构建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比较,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全球治理的东盟视角与实践

面对日益凸显的全球治理赤字和地缘政治挑战,东盟将参与全球治理作为维护区域安全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推动全球经济政治秩序改革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东盟积极参与区域与全球安全治理,从区域层面补充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促进实现全球发展目标,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东盟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与实践表现出以维护东盟中心地位为主体的治理导向、强调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的治理原则、重视协商与关系的软性治理机制、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治理路径等诸多特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东盟参与全球治理也面临着大国战略博弈加剧、逆全球化与单边主义上升、内部凝聚力下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以及成员国国内政局不稳等多重复杂挑战。为此,东盟通过维持大国对冲战略、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合作、深化东盟一体化建设等具体措施,积极促进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逐渐实现从全球治理跟随者向自觉推动者的转变。     

治理、善治与全球治理:理念和现实的挑战

本文梳理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概念的产生过程以及联合国在概念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治理"概念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但本文关注的只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理论争辩,不过,本文也探讨了去殖民化、地方化和人权等与联合国有关的早期观念,而这些观念恰恰是较为晚近的思想所反对的。本文分析的视角侧重学者的看法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工作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治理"指代一整套公共的和私人的复杂结构和程序,而一些通俗的作家却倾向于认为"治理"就是"统治"。     

人民法院参与诉源治理路径研究——以扬州市X区法院为分析对象

诉源治理既是“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深化法治领域改革的杠杆、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矛盾叠加、诉讼案件剧增的情况下,司法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举。在当前人民法院收案数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通过对人民法院参与诉源治理工作进行研究,完善参与诉源治理的具体路径,不仅可以从源头钝化矛盾,消除风险隐患,减少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亦有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从霸权治理到合作治理：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与方向

二战后,主要大国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成为维系战后秩序和开展全球治理的基石。美苏主宰世界及权力集中于少数大国的霸权治理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出现权力转移和扩散,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变革与转型,即由实力决定的权力型全球治理体系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合作型全球治理体系转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转型的主要特征是霸权治理的衰落和合作治理的兴起。这种变革与转型主要表现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去中心化”倾向、联合国推动和主导的全球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大量新兴治理组织和机制兴起等。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是积极推动合作治理,实现全球治理体系从“权力逻辑”到“能力逻辑”、从“国家”到“非国家”、从“传统”到“非传统”、从“全球型”到“地区型”、从“经济型”到“社会型”的转型。     

建国后地方治理中党的执政方式演变与经验教训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国家治理目标能否实现的基础,考察党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执政方式得出经验教训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建国后,党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经历了一元化、制度化及多主体参与的发展、演变,这总体上体现了党应对经济、政治、社会环境转变进行的自我革新。在这个过程中,党始终充当了国家与社会的桥梁、纽带,而新时期,多主体参与的地方治理也标志着地方政府独立性增强和政治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乡村治理能力塑造

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曾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其治理的主要规则是乡规民约。城乡规则的巨大差异使得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差别较大,但城乡一体化战略目标的提出与实施使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与挑战,新型的村民人际关系得以塑造,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必须引入新的治理结构。要实现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是关键。新形势下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家庭(族)角色定位及其功能重建,建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关系网络,形成家族、市场和国家三个途径的乡村公共产品提供。     

阿富汗和伊朗跨界河流治理的双重困境

当前，国际水资源争端升级，跨界河流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跨界河流治理有霸权护持、议题补偿、制度嵌入和身份建构四种模式。同为伊斯兰国家、社会同质化、经济联系密切的阿富汗和伊朗之间的水资源争端白热化，其背后是两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上游弱国阿富汗拥有地理区位优势，掌握开发主动权；下游强国伊朗拥有政治经济优势，掌握外交主动权。权力平衡是两国跨界河流治理困境的内部根源。另一方面，美国占领阿富汗后为遏制伊朗而支持阿富汗，印度出于对抗巴基斯坦的目的而支持阿富汗，第三方的选边站队导致水资源争端国际化。域内外大国的权力斗争是两国跨界河流治理困境的外部原因。要破解上下游、域内外双重困境，两国应在跨界河流治理中对内抑制资源民族主义，对外获得必要的国际发展和安全援助，从利益共生到安全共生，从单边治理到全流域共治，建立跨界河流命运共同体。     

从命令式到法理型：中国监狱治理模式的转型

“监狱事件”集中体现了中国监狱“命令式治理”的特征：命令式行政,简单化一;追求绝对安全,对失误零容忍;倚重惩戒,责任单向扩张。这种治理方式是传统的,而非现代的。该治理方式的形成是监狱本质属性认定、刑罚执行理论供给、社会大众舆论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命令式监狱治理与国家治理转型、社会理性化和监狱法治化之间的张力日益加剧,无法有效应对罪犯群体变化、民警群体变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和新期待。这一模式不仅会在应对监狱突发事件中越来越捉襟见肘,而且在此模式主导下的相关事件处置本身又会衍生出其他危害。应当采取科学、系统、针对性的措施打破对传统监狱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完成中国监狱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中东地区长期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治理赤字",地区经济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随着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中国已成为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主要覆盖能源、贸易、投融资与发展治理等领域。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与压力仍不断增大。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的治理实践在目标、能力、路径、机制、领域和风格等方面均独具特色:中国参与地区经济治理改善了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与贸易条件,增强了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也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西方所谓中国"搭便车"的指责。"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动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实践进入新阶段,中国应努力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机制,构建国际合作治理格局。     

基层治理的能动性

正基层治理的动力从哪里来?我认为还是来自基层。但如上级把所有问题裁量权都收在手中,形成不合理的政策框框,既限制了基层的治理能动性,又因基层缺乏政策制订权,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在实际工作中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受影响。基层治理包含两大问题,一是治理主体的问题,即"镇治"和"村治"问题,二是对治理主体的治理问题,即"治镇"和"治村"问题。这两个问题缠夹在一起,相互影响,只要一个发生了变化,立刻就会对另一个产生影响。     

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理念探析

粮食安全是联合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也是联合国在成立初期就重点关注的议题。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遵循粮食权、粮食主权和发展观等三大理念。其中粮食权突显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国际法依据，强调粮食安全治理要保障“类安全”和维护“类生存”。粮食主权反映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价值遵循，强调粮食安全治理要实现“去政治化”。发展观体现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可持续导向，强调以发展为动能，构建更具韧性的粮食体系。上述理念相互依存，捍卫粮食主权是实现粮食权的基础、发展是确保粮食主权的前提、粮食权的维护需以发展为保障。但同时也应看到，联合国落实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理念仍面临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资源匮乏和强制力不足等诸多挑战。这需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下，构建综合治理机制，开展系统治理，加强对粮农事务的资金支持，提高融资能力，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以实现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和更好生活的粮食安全治理目标。     

全球民主治理与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改革是各方都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世界国家论者、新帝国主义论者和全球治理论者分别为联合国改革规划了不同的前景。全球治理论者的观点与中国推动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对联合国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原则 ,影响着联合国改革的走向。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 ,中国较少提出自己的方案 ,但对各种方案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法治现代化研究

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规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与法治体系的协调与统一,可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现代化的相互促进,是铸就现代化强大国家、实现"法治中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国家安全视域下的网络治理策略刍议

互联网不仅是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新场域。在国家安全视域下进行网络治理,必须强化和优化马克思主义治理队伍,在技术层面和价值层面进行科学调控,在"时、效、度"等方面做好社会意识引导、社会舆论调控、社会情绪管理工作;启动权威的官方"网络百科全书"工程,清朗"词条"空间,满足网民知识需求,实现"守住红色地带、改变黑色地带、转化灰色地带"的网络治理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治理模式创新的基本逻辑与展望

农村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领域,但场域特征复杂。无论从前述逻辑框架分析,还是从自治、治理概念本身来看,中国农村治理都不可能采取某种特定的单一模式。相反,我们应当力促农村治理的多样性、多元化和上下平衡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