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视域下的中、美、印海上地缘博弈——表象与实质

新世纪以来,伴随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地区影响力等方面的群体性崛起,印太这一地缘概念被赋予更加贴合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现实的重要意义。以中、美、印三国为代表的区域大国更倾向于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视作统一的地缘战略区域而纳入国家大战略进程,并作用于具体的外交政策实践,进而塑造出印太地区大国间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战略生态环境。而印太特有的地缘特征,使得单一国家难以依靠自身实力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借助提供公共产品等方式确立自身在地区的支配性优势地位。因此,构建以地区大国协调和合作安全理念为核心的复合型地区海上安全架构,成为维护印太海上安全秩序的必然选择。     

欧盟战略自主与欧版“印太战略”

为提高国际社会影响力,实现“新安全战略”,应对“美国优先”、英国“脱欧”等危机和挑战,欧盟强化战略自主并培育安全力量建设。随着印太地区地缘战略重要性的增强,欧盟及其成员国不断加强与印太的联系,力求成为该地区新的战略参与者。欧版“印太战略”,以日欧贸易协定为蓝本,优先发展对日关系,联合介入印太,通过与印太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探索在这一地区建立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强调经济与安全并重发展;法英在欧盟介入印太过程中充当先遣队。它以维护自由与开放、繁荣和稳定的印太秩序为切入点,使欧盟成为这一地区解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利益攸关方,谋求与中美在印太地区实现战略平衡。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亚太"轴辐"安全同盟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实行两洋联结,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此举试图以合作与制约双管齐下,将中印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框架内。从地缘经济角度而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亚太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东部转移也促使美国提升这些次区域的战略地位。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形成多个三角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者的影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美"印太战略"使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使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奥巴马时期美国的“印太战略”——基于美国大战略的考察

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嵌入到其综合性、全球性大战略之中并服从和服务于其整体战略目标的。奥巴马时期美国并没有明确阐明的"印太战略",但随着印太地区国家间互动的增加及地区安全形势与安全环境的变化,各国间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政治与安全议题的相关度越来越高,印度洋和太平洋相关地区越来越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整体,美国的战略视野也开始从"亚太"转向"印太","印太"概念已融入到其战略思维和具体的战略实践之中。     

“印太”战略的南太平洋攻势:现状、动力与前景CSSCI

南太平洋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成为美日澳印“印太”战略的政策发力点。太平洋、东南亚和印度洋共同构成地缘意义上的“印太弧”。南太平洋与其他地区相比,在从“亚太”向“印太”的视域转换过程中,获得了战略地位的巨大提升。由于美日澳印四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天然优势,太平洋岛国成为各国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方向。对冲“一带一路”的影响力,是“印太”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美日澳印加强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将进一步加剧南太平洋地区的大国竞争,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太平洋岛国的推进产生重要影响。面对“印太”战略的南太平洋攻势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太平洋岛国面临重大外交抉择。     

日本的全球治理战略评析

在战后世界秩序中,日本既是战败国又是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受益者。特殊的地缘条件和主权受限的现实使日本将参与全球治理视为保障国家生存与安全、重塑大国地位、应对全球秩序转型的有效手段。基于战后迅速提升的经济实力,日本以G7/8为核心治理平台,以全球环境气候治理为重点领域,以地区发展治理支撑区域主导权,将本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全球影响力。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经济低迷,以及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日本为维护大国地位,在全球治理中捍卫西方价值观和传统治理体系,其在经济金融、环境气候、地区发展等治理领域的立场政策全面倒退,从全球治理的先行和领导力量,逐步蜕变为保守力量。这从实质上折射出日本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遭遇的国家治理能力下降、构建大国地位战略失当和在全球秩序转型中定位矛盾的战略困境。     

“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动力、影响及前景

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印度洋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的重点区域。印度与日本作为影响印太秩序的两支重要力量,两国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在"印太"地缘框架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全面发展,已经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在政治、经贸、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并具有浓厚的制衡中国色彩。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两国各自利益的需求使然,也是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地区秩序的对话沟通机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兴起与日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势下,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地看待印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也要积极构建中国的"印太"战略,运筹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以便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与政策实践

基于争做"一流国家"的对外战略目标,安倍政府领导下的日本对印太地缘政治反应积极。对"印太"地缘战略理念的追随,不仅体现在日本领导人对外战略思想和政策思路中,也体现在日本的外交实践中。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通过三个途径加以实施:安全保障、经济合作以及文化和人文社会交流。日本"印太"地缘外交的实质是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获取经济利益及拉动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发展、针对中国的较量与博弈。可以预见,随着印太地区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国外交战略的拓展、中国的崛起难以逆转,美国战略的不确定性,未来日美印太战略前景黯淡,以日本为主推动印太战略则更没有现实基础。     

日本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新动向及中国应对

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印太战略”总体构想的延续与发展。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旨在限制中国发展，实现印太地区力量平衡，促进“新资本主义”政策的实施，提升战略自主。岸田政府上台后从政治、经济、外交、防卫等方面全面推进“印太战略”。政治上，岸田政府继续巩固美日同盟，构建中日关系新框架；经济上，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强化经济安保；外交上，强调价值观外交，组建民主联盟；防务上，聚焦印太地区军事安全，提升自主防卫能力。然而，岸田政府的战略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岸田政府“印太战略”将受到日本国内问题的牵制。第二，日本伙伴关系不稳固，东盟国家不愿追随日本“印太战略”。第三，日本“印太战略”难以摆脱美国影响而实现战略自主。第四，“印太战略”框架下的中日合作难以实现。此外，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将制约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实际效果。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中国应稳妥应对，管控分歧，将中日关系纳入良性发展轨道。     

大国海外港口支点战略及模式选择

回顾主要大国的崛起历程可见,大国普遍认识到海外港口支点战略的重要性,以海外港口为支点推进国家对外战略。大国海外港口支点战略目标,主要是海上通道和资源能源安全保障、国际产业布局、海外市场开拓和地缘影响拓展。在战略推进中,港航产业链上的民间主体与国家协同配合作用突出。从模式看,大国海外港口支点经营的主流模式已从殖民式、霸权式转为项目合作式,该模式往往以对外经济影响力带动综合地缘影响力的提升。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倡导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下一个十年,“海丝”港口合作应进一步升级顶层设计、细化战略目标、激发民间潜能。     

制度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中心地位”的一种理论解释

冷战结束后，区域合作兴起，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居于“中心地位”。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发起战略竞争。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建立竞争性的地区合作制度，制造地区对抗，对东盟的“中心地位”构成严重挑战。文章尝试构建“制度对冲”理论，解释大国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自身地区合作“中心地位”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东盟通过“疏离”和“接触”对冲中美各自主导的区域制度，并以“结网”和“引领”对冲高度不确定的地区秩序。这些发现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对冲理论的研究，还有助于中国理解中小国家集团应对大国博弈的行为逻辑，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水平。     

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

2023年美国拜登政府加快了“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亚太地区经济秩序发展方向之争趋向激烈。随着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亚太地区经济关系的战略意蕴日益复杂,大国如何利用经济合作影响战略关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不仅包括其对合作者之间的“战略稳定效应”,还包括对非参与者的“战略外部性”,它们受到经济合作深度的调节,构成了“功能化”和“安全化”两个基本路径。近十年来,中国支持东盟引领地区经济合作,贸易协定的“战略稳定效应”推动着经济合作的功能化演进,美国则基于地缘利益考虑而利用贸易协定的“战略外部性”,刺激地区经济合作不断趋向安全化,亚太地区形成了“功能化”与“安全化”并行的双向演进格局。     

位势、威胁认知与美国联盟体系的演进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欧非等不同地区建立了不同的联盟机制，组成了美国全球大战略中的联盟体系。随着国际社会“时”与“势”的重要转变，美国联盟体系不断演进并表现出不同特征。美国在不同地区联盟的设置诱因，它们在体系、结构、认知等层面的关联，以及如何影响“印太战略”的实践是文章的研究核心。文章从国际政治的权力动态转移出发，根据位势的强弱和威胁认知的高低，深入阐释了美国不同联盟机制的演变及影响。强位势优势及高威胁认知影响了同心多边机制及其变种的产生，强位势优势及低威胁认知则可能会催生出强多边机制及其变种，弱位势和低威胁认知下的结构关系较为松散，这些联盟机制均服务于建立、维护和拓展美国的全球霸权。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战略东移以及地缘政治博弈的逐渐升级，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也体现了“变”与“不变”,弱位势及高威胁认知，刺激了美式小多边机制的产生。文章对美国联盟体系演进的分析突出了行为体间及其内部的互动逻辑，拓展了无政府状态下研究国家战略的视角和维度，在回溯历史和研判当前国际局势的背景下，为管控当前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建立美式小多边开展“阵营化”对抗所带来的地区风险，提供了重要路径。     

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路径与前景

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乌克兰危机久拖未决、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全球供应链面临的风险因素持续叠加,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亦遭暴露。拜登执政后推动重塑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战略,实施路径包括以产业链回迁重振制造业,推动关键产业“在岸外包”;打造一体化的北美供应链,推动关键行业“近岸”生产;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推动关键领域“友岸化”,构建“去中国化”的国际“友链”。拜登政府的供应链战略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和阵营化趋势,核心目标是通过重塑全球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重建美国产业优势以应对国内供应链脆弱性并在战略竞争中“竞赢”中国。重塑全球供应链是长期过程,拜登政府将面临利益博弈、依存冲突和内部分化的牵制。供应链重塑战略与经济全球化背道而驰,不仅将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还将促使全球经济碎片化、集团化和安全化,推升“印太地区”竞争性对抗,导致地缘政治风险快速上升。对此,中国应多方施策以管控风险。     

中美战略竞争与越南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基于战略三角理论的分析CSSCI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仍处于阶段性摇摆状态。在“印太”地区的四个次区域中,东南亚地区存在最大的战略竞争空间,其中越南是影响中美战略竞争轨迹的重要支点国家。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结构压力,使得越南面临严峻的战略选择难题。在分析越南等亚太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时,现有研究的不足是,过于关注中美等大国对小国的影响,忽视了小国的施动性及其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国际因素。结合战略三角理论和小国国际关系理论,文章提出了评估小国在大国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的分析框架。需要评估的因素是,大国战略竞争引起的结构压力、大国对小国的影响力对比、小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及其可资利用的国际支持和援助。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影响越南战略选择的这四种作用力较为平衡,越中美尚不具备由“浪漫三角”转向“婚姻三角”的现实条件。为把握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动态,需要对重要的支点国家面临的多维作用力进行全景式扫描。     

再保证与再地区化:“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CSSCI

2017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友相继推出了“印太战略”,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显著加剧。由于美国拓展了对华竞争的领域、增加了竞争强度,中国面临的军事安全威胁、集团政治压力和产业脱钩风险都有所增加。因此,稳定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助于中国缓解“印太战略”的压力。在美国强化战略竞争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义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安全缓冲地带、经贸桥梁和多边主义旗帜。与此同时,“印太战略”的出台也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中美关系由竞合走向对抗的担忧,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希望中美在安全上各自自我约束、支持东盟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并遵守地区规范。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对待彼此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反映出应对“印太战略”的压力,由此所作的政策调整对彼此的合作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即双方在政治和安全互动中不仅需要顾及彼此的关切,加强对对方的再保证,还要通过共同推动建立地区经济合作框架,来抵御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冲击。     

塑造与"反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背景下美国核战略转型论析

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战略环境的认知变化以及对安全威胁与现实挑战的新判断,美国提出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的概念,它既在客观上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和趋势,更是美国政府在"后反恐时代"顺应全球战略规划转向需要的概念创设和阐述,为构建新的内外战略提供了政治效用.在大战略转向的背景下,美国对其核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转型的核战略以赢得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 目标,其要点是加快核力量现代化,发展灵活、多样、实战性的核威慑力,强化对于其他大国的核优势.特朗普政府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和思维看待并谋划美国与中俄之间的关系,完成了安全和外交重心由"反恐"向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彻底转向,并启动核战略转型作为护持美国霸权的重要举措.拜登政府的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同样建立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基础之上,其核战略或许会向"合作性"方向适度回调,但仍会将核力量作为应对"未来不确定因素"和巩固美国权力地位的重要依仗,这保证了基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核战略转型的延续性.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塑造了美国的核战略转型,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导向的核战略又反过来激化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促使美国更加重视核武器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形成二者的相互强化.     

美国印太战略的东南亚化及对东盟的影响CSSCI

美国自提出印太战略以来,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这三个印太战略支柱型国家积极响应,各自出台了本国的印太战略,形成了所谓四国机制。地处美国印太战略核心区域的东盟一直没有受到美国应有的重视,东盟对于印太战略也表现出迟疑态度。东盟认为,美国印太战略阻碍了东盟的发展和安全。美国出于无法单独应对中国的认知,推行印太战略的东南亚化而非东盟化,目的在于安全上侵蚀东盟的作为空间,实质上却消弭了东盟的内部团结,动摇了其在该地区的中心地位,最终给东盟造成经济地区主义与安全地区主义、传统安全的方式与东盟方式之间的矛盾和维护东盟外部中心与内部团结冲突三大困境。东盟虽会采取相应的应对方式,但却面临对其国际地位的考验。     

欧美"印太战略"之比较及其互动前景分析

近年来，因全球战略重心的持续东移，欧洲、美国纷纷出台各自的“印太战略”，试图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加大对“印太地区”的全局性、战略性投入，塑造符合自身利益及价值观的地区议程，在当前及未来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占得上风。但欧美在追求什么样的地区战略目标、怎么与战略对手打交道以及如何展开战略部署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乃至分歧。受欧美关系既有裂痕、地区潜在利益分歧以及地区国家的不同认知等因素影响，欧美在“印太地区”的持续互动与协作将受到较大约束，未来前景并不乐观。     

“印太北约化”:内涵、表征及影响

自美国“印太战略”提出以来,学界对“印太北约化”倾向的关注日益增强。既往研究往往强调“印太战略”实践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出现的效仿北约的政策倾向,并未触及对这一趋向产生的政策根源的深入探讨。理解“印太北约化”,不能脱离美国对外安全观念变迁的宏观背景,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应包含三个方面,即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观念的“北约化”类比倾向、在发展同印太国家关系时的“北约化”路径依赖,以及在介入地区事务过程中的“北约化”思维定式。对于中国而言,深入理解“印太北约化”的内涵、表征与影响,有助于在中美战略博弈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为未来应对区域秩序动荡和中美关系发展中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提供参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