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命价”——一种规则的民族表达方式

杀人“赔命价”是一种古老的民族习惯法,在许多民族地区都曾存在并发挥过现实的规范作用。随着民族习惯法的回潮,该现象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在当今社会里“赔命价”习惯法与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形成悖论。应当在深刻认识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解决该习惯法与国家统一法制的矛盾冲突,在两者之间形成沟通与融合。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的体系建构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科学分级是精准干预的基础。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沿用了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三分法,并对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作了更为详细的界定。然而,新法中三级行为的边界仍然不够明晰,导致出现罪错行为区间模糊、干预主体分工不明、干预措施笼统等问题。可将严重不良行为进一步细化为触法行为、一般治安违法行为、严重治安违法行为、触刑行为,从而构建起六个层级的罪错行为和相应的干预措施。作为严重不良行为的主要处遇方式,专门学校如何实现有效教育和矫治,还需加快探索的步伐。     

“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

2002年以来浙江、湖北、河南、山东、福建等省份先后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并在财政体制上实行“县财省管”的试验性探索,县域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从当前情况来看,“省管县”体制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省级以下行政区划的权力结构模式和行政、财政基础,并将深刻影响我国政府间纵向关系模式,可以被视为自20世纪80年代“市管县”体制实施以来又一次对政府间关系所做出的根本性调整。     

青少年攻击行为发生的心理机制

攻击行为,又名侵犯行为,通常是指有意伤害他人身心健康的行为。研究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心理发生机制并效地控制和消除青少年攻击行为,对正确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媒介化抗争”:一种非制度性维权的解释框架

“媒介化抗争”是抗争者通过制造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主动吸引传媒关注进而推动利益诉求获得解决的一种抗争方式,它与其他形式的抗争行动存在差别,是抗争者经过计算而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但其成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种非制度抗争方式具有正负双重效应,但从长远来看,弊大于利.破解非制度性维权的困境须将公民的权益诉求引向制度框架之内,并进行相应的结构性变革.     

要创造一种“允许犯错误”的社会保障机制

刘清才在《组织人事报》(1992年4月16日)撰文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实践”。这对于我们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如果不努力创造出一种保护改革者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社会工作专业化的一种理论解释

用变量代替理想类型是构建关于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新的理论解释框架.该框架提出社会工作专业化是通过提高社会工作的科学性、必需性与利他性,以维护与提高社会工作的权威性与自主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人类与社会的动态过程.     

关于犯罪原因的一种解释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种最基本的信任体系,它包括人对人、人对社会、人对制度的信任,它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信任缺失就会导致人对人、对社会、对制度的怀疑和不信任,从而引起相互之间的关系紧张和冲突,就会增加社会运转的成本,甚至破坏既定的社会秩序。从信任论的角度入手,来探讨犯罪的生成,能使我们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犯罪,从而寻找到更好的控制犯罪的方略。     

价值内省与行为外化——对孔子社会秩序思想的一种解释

东周末年,礼崩乐坏,社会秩序亟待重建。混乱的现实与孔子和的社会理想相距甚远,孔子试图改变现状,而他的重建则是以周朝为范本。他认为改变现状的关键是要从人的内心入手,植入仁的价值共识,以建构人心秩序推动社会的有序;在共识性价值引领下,不同社会阶级将会有不同的外在行为选择,君主施行仁政,谨遵圣人之治,平民遵循礼制,不可僭越。君民遵守各自规范,共建有序社会。     

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关系”定位问题——基于“制度理论”的一种解释视角

本文运用诺思的“制度理论”分析人民公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认为应该完善乡镇政权的制度建设和“村民自治”的治理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构建素质教育讲台的“三种动力”

教师作为教育工作的主要实践者,是发展教育事业的主要力量.在当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积极主动地实现由传统教育思想向现代教育思想的转变,自觉发展自身素质,改革教学模式及方法,是构建素质教育讲台的动力基础,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     

“中国模式”演进机理的一种解释: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协同演化

从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协同演化视角解释“中国模式”的演进机理,能够从根本上把握“中国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经过初步结合、全面相容和和谐发展的协同演化路径推动了“中国模式”的不断演进.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协同演化显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演进过程的系统有序性和政府主导下的集成推进等特征.在新的改革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协同演化还将面对资源约束、公平与效率问题和国际压力等挑战.     

俄罗斯法治发展的“民间治理”动力机制研究

全球社团革命的广泛兴起和非政府组织的爆发式增长使原有的政府中心主义被多元权力主体的合作治理所取代,非政府组织成为推动法治发展的民间治理动力的源泉。俄罗斯独特的国情、由全能型国家向国家社会二元分离的转型阶段以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注定俄罗斯的法治发展与民间治理进程必然异于西方的传统路径。俄罗斯与中国同属于转型国家,所以,俄罗斯法治之路对中国转型期的法治建设与秩序生成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一种解释

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二元体制造成农民负担沉重并难以根治 ,上个世纪 90年代农民负担的加重在于传统农业已经无法提供剩余 ,而处在农村的各种上层建筑必须获得剩余才能维持运转。在现行的社会经济二元体制未出现根本变动之前 ,减轻农民负担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     

中国基层“维稳怪圈”生成的两种解释路径

维稳是中国一项重大执政与施政任务和考验,基层政府作为维稳第一线与第一主体,投入了大量的心力、人力、物力用于维稳,但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怪圈;基层维稳怪圈的生成主要是由于基层政府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其主要体现为以刚性稳定为维稳目标和以压力型维稳为运行机制,具体表现为基层政府以不出事为中心的不出事逻辑和基层民众以谋利为中心的谋利逻辑,这两种逻辑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解释基层维稳怪圈的生成。     

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悖论”的理论透视——一种结构性的解释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推动政府信任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已有研究达成了一些共识,也存有分歧,特别是政府信任水平高与低共存的悖论需要解释。这就是:历史结构中的政府信任偏好性,纵向结构中的政府信任差序性,横向结构中的政府信任聚合性。三方面构成一种结构性解释框架,以此可提出政府信任建设的路径与目标定位。     

南平机制:一种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政府规制

造成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原因,既有政府制度失败的因素,也有市场失灵的原因。本文以政府规制为理论框架,对南平机制进行绩效研究。我们认为,南平机制是一种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政府规制。     

新时代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双创”的动力机制构建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梳理政府、市场、社会的治理边界,营造"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环境、鼓励更多社会主体"双创"是我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着力点。打造新时代"双创"的升级版,政府需要从重"量"转向重"质",树立以"质"立足的理念,基于"互联网+"促进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动能的全面协同发力,挖掘多元社会主体"双创"的制度力、组织力、服务力和贡献力。通过促进平台智慧化建设,构建主体社会化机制、服务专业化机制、过程法治化机制和跨界协同机制,提高自主可控的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四维视阈下“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研究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现阶段最具有现实意义和实际导向功能的一项行政改革。文中探讨了＂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借以思考＂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可行性,对我国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公共政策的行为途径:通向一个“心理国家”?

20世纪70年代后,行为经济学迅速发展,提出了大量与理性决策模式相违背的认知和行为特点,如双曲贴现、冷热情感鸿沟、乐观主义偏差、认知吝啬者、偏好逆转和安于现状偏差等。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公共政策的调整范围,不仅有市场失败,还有行为失败,需要政府以新的家长主义方式施以关爱之手,帮助他们做出正确决策。基于非对称家长主义和自由家长主义的政策设计,是目前行为经济学应用于政策实践领域的两种主流途径,其具体政策工具包括化繁为简、警示、默认、社会规范等。行为经济学已经在社会福利、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政策领域显露身手,形成了可以称为政策设计的行为透视途径,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被广泛实践,建设心理国家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之后的新一波改革浪潮。公共决策寻求行为经济学、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支持,是政策科学中的社会性回归和人的回归。在我国,结合国情和意识形态基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透视与心理国家模式,具有现实上的需要,值得学界进一步思考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