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外商投资的知识产权资本化

作为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途径,中外合资企业设立中的外方出资问题一直是我国相关法律的关注焦点之一。然而,当外国投资者拟以知识产权出资时,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模糊性以及同位法之间存在的冲突,会在知识产权出资的客体范围、知识产权出资的比例、知识产权出资的评估作价、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等方面遇到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设立公司时以知识产权出资应注意的问题

公司设立时公司发起人除了以货币、土地使用权形式出资外,还往往用知识产权进行出资,尤其是以生产高科技产品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更是如此.由于知识产权相对于货币及土地使用权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有期限性的资产,在实践中的出资情况就显得更为复杂,对公司发起各方来说,如何对待知识产权的出资,既能使技术出资方实现自己的投资目的,又能平衡其他出资方的利益,是出资中必须解决的一对矛盾.要处理好这对矛盾,则不仅需要了解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法律有关知识产权出资的相关规定,还需要了解知识产权出资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以便在实践中设计、运用一些法律方案.     

企业知识产权出资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出资是知识产权资本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公司法》规定知识产权可以作价八股,但是有关知识产权出资的适格性、出资比例、出资的权利形态等相关问题的法律研究仍显不足。完善知识产权出资制度,有助于推进知识产权资本化进程。     

知识产权出资的法律问题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具有其本身的财产价值,同时,也是许多公司赖以经营的重要手段和条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知识产权在公司经营中的作用和地位日愈突出,知识产权已成为重要的法定出资形式之一.然而,公司法有关知识产权出资的法律规定,与实践中的出资需求不甚符合;对知识产权利用中的一些理论概念的模糊认识,亦影响实践中对知识产权的正确利用.     

论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产权资本化风险及防范

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产权资本化是对涉及高新技术成果的特殊知识产权进行出资,实现其转化和利用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产权的特殊属性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决定了其作为投资手段比有形资本更具复杂性,使其面临诸多障碍及法律风险.     

论商誉权的资本能力

我国《公司法》认可了知识产权的资本能力,但商誉权作为知识产权之一种,其资本能力却被《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所否定.这与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承认商誉权出资的现状、《公司法》修订放宽知识产权出资要求的趋势以及承认商誉权出资的国际惯例均不相符.商誉权在会计学上具有评价可能性,在法律上具有转让可能性.它与作为其客体的营业相伴随,与其他财产同财产权之间的关系一样,体现了权利载体与权利之间的应有关系,其资本能力应获得我国法律的承认.     

我国知识产权利用中的制度障碍——基于交易成本分析

权利人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商业利润。不管知识产权如何具有新颖性,如果不把它们转换为商业利润,那么这些知识产权将毫无价值。只有将知识产权加以利用,并使之成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知识产权才凸显其独特价值。各种法律对行为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是交易成本,而法律的目的正应是推动市场,促成交易成本最低化1。一、知识产权用益出资中的交易成本知识产权出资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利用方式。尽管2005年10月27日我国全面修订了《公司法》,解决了知识产权出资过程中的许多法律问题;但笔者认为仍存在着知识产权用益权如何出资这一…     

刍议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对股东出资的影响

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利,可以利用人的智力成果创造丰富的社会财富,在当今社会,＂知识就是财富＂的观念深入企业的经营理念。从法律层面看,将知识产权融入企业的资本中也是为我国新《公司法》肯定的。但是新《公司法》并未明确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权是否可以作为股东的出资形式,这使得知识产权使用许可权出资出现了不少争议。本文主要从知识产权许可使用权作为出资工具的利弊分析和应当注意的问题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论知识产权出资的风险及规避

当前科技、知识、信息成为生产的第一要素,这些生产要素在法律层面的变现形式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在公司资产中占据的比例逐渐增大。但是知识产权的无形性决定其作为出资手段比一般的实体物更具复杂性,修订后的公司法仅仅回答了知识产权是否可以出资的问题,但是缺乏相关的配套制度。出于对接受知识产权出资的公司安全运行的考虑,必须要有一套科学合理、严密安全、切实可行的机制来保障知识产权资本的运行,对公司可能因接受知识产权投资而产生的危险进行防范。本文以知识产权出资为出发点,依据我国现行的法规,系统地分析了特别的投资形式—知识产权,并提出了合理的意见。     

商号出资法律问题探讨

商号因其承载着商业价值,出资是实现其价值利用的一种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商号出资现象逐渐增多.从理论上理清商号出资和企业名称转让之间的关系,界定商号权的性质以及商号出资的方式;在具体实务操作上解决商号变更、主体责任、商号估价等障碍,为商号出资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保障措施,是顺利实现商号出资的保障.     

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立法思考--从中国企业面临的知识产权危机谈起

知识产权在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反垄断问题也就愈显突出。后WTO时代,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已经成为国际反垄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我国,由于涉外纠纷对国家、对企业的影响日益深刻,学术界有必要通过透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知识产权滥用及反垄断法之约束,从政府与企业的视角,对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立法的重点、原则、措施作出探讨。     

知识产权特征新议

产权即财产权 ,既包括财产所有权又包括财产支配权或经营权。尽管所有权的范畴在不断扩展 ,但仍不会最终取代产权 ,倒是不断扩张的物权观念 ,日益接近产权。物权、债、知识产权皆从属于财产权。虽然知识产权的大部分来源于古代或近代的特权 ,但在当代 ,知识产权应是民事权利的一部分。     

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关于“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的置疑

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一样具有私权的属性。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而有其特殊性,以致于有些学者在不否认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的前提下提出了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并试图用该理论来解释一些知识产权面临的新问题。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是对私权理论的一种错误的解读,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不会也不可能改变或者会具有双重属性。     

我国知识产权不侵权之诉研究综述

知识产权不侵权之诉在我国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型案件。国内知识产权领域对这类案件尚未投入足够的重视和关注,相关的论述非常的少。在当前法律与社会环境下,应当确认知识产权不侵权之诉的可诉性,在受理条件、案件管辖等方面采取与行政诉讼并行的方式更好地平衡利益双方的权利,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不侵权之诉的杠杆作用,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美知识产权的争议与启示

众所周知,美国在新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上新增有一所谓“特殊301条款”,该条款的内容是规定相关国家如果不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或者阻碍依靠知识产权的美国企业进入该国市场,美国就把它列为“重点国家”,要实施贸易报复。中美知识产权的争议就是这样产生的。本文阐述了中美知识产权争议的由来、内容、焦点和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应该采取的主要对策措施。     

探求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与发展的理论真谛--读《知识产权制度的理性与绩效分析》有感

刘华教授所著<知识产权制度的理性与绩效分析>一书是探求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与发展理论真谛的一次重要尝试,该书涉及知识产权制度变与不变的一般趋势、研究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与发展的动态和静态路线以及应对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与发展的基本措施,为探索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与发展的理论问题开辟了新的空间.     

略论中国内地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

知识产权对世界各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其进行刑法保护乃国际趋势。在中国内地,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是由刑法的保障法功能、刑法追求的公正价值以及WTO的游戏规则决定的。中国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中国内地刑事法律规定了知识产权个罪的犯罪构成,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结合的刑罚手段及公诉与自诉结合的起诉方式。尽管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立法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知识产权的重叠保护问题

知识产权重叠保护现象背离了知识产权的平衡政策目标,是知识产权全面扩张的副产品。它直接导致了正外部性内在化、知识产权激励机制的破坏、知识产权垄断成本的增加。解决知识产权重叠保护问题的思路是：完善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原则上禁止知识产权的重叠保护;制定工业版权法,预防知识产权重叠保护现象的出现;明晰法律解释规则,削减知识产权重叠保护可能造成的危害。     

略论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完善

刑事保护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的一种重要法律手段。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体系基本符合有关国际条约的最低要求。但在新形势下,这一体系面临着进一步完善的需要。完善这一体系的措施包括:提高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选择合适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模式、厘清基本相同商标与近似商标的界限、调整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观要件等。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我国面临的挑战

在全球化中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强化、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基于对世界上主要国家、地区知识产权制度与相关国际条约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之考察,对各国及国际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值得借鉴之处的分析,我们应当做的是:一方面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业已形成的高端保护推动国民在高新技术与文化产品领域搞创造与创作这个“流”,另一方面积极促成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我们目前可能处优势的传统知识及生物多样化这个“源”。这样,才更有利于加快我国向“知识经济”与和谐社会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