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认定理论定位的反思

传统上认为,同一认定理论是物证鉴定领域的基础理论,有学者将同一认定理论扩展为刑事侦查领域和司法证明领域的基础理论。对同一认定基本内涵分析的结果表明,同一认定理论可以作为物证鉴定领域的基础理论,但是,犯罪现场重建和刑事侦查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并不适用同一认定理论,司法证明过程也不适用同一认定理论。     

对同一认定理论定位的反思

传统上认为,同一认定理论是物证鉴定领域的基础理论,有学者将同一认定理论扩展为刑事侦查领域和司法证明领域的基础理论。对同一认定基本内涵进行分析发现,同一认定理论可以作为物证鉴定领域的基础理论,但是,犯罪现场重建和刑事侦查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并不适用同一认定理论,司法证明过程也不适用同一认定理论。     

司法鉴定人资格刍议

公安机关的司法鉴定工作是由公安机关设置的各级刑事科学技术部门承担 ,鉴定工作的主要内容为刑事科学技术鉴定。鉴定人的身份是人民警察 ,他们肩负着为刑事侦查提供方向和线索 ,为审判提供科学证据的职责 ,其工作职能是由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所决定的 ,其资格认定有条件限制 ,受法律保护。     

司法鉴定与刑事侦查中同一认定理论的比较与融合

同一认定理论是司法鉴定与刑事侦查领域中的重要基础理论。文章从司法鉴定和刑事侦查领域中同一认定理论的运用入手,分析了两者在同一认定的主体、方法手段、适用程序方面的差异性,指出了司法鉴定与刑事侦查中的同一认定理论融合的意义与完善措施。     

DNA分析技术及其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

随着基因科技的发展,DNA分析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尤其是在刑事侦查等司法实践领域,DNA分析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成为刑侦人员侦破案件的“利剑”。但在应用DNA分析技术过程中存在某些不规范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DNA分析技术及其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作以介绍,并对之进行探讨。同时,对如何科学、规范地利用DNA分析技术提出相关建议。     

刑事侦查中的个人识别

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常遇到无名尸体或无名骨骸,为确定死者身源和查找认定犯罪嫌疑人提供科学依据都需要个人识别鉴定。个人识别的主要依据是人体形态结构、物质成份、活动习惯特征、人体的附属物品等。     

试论异化刑事侦查行为

区分和认定刑事侦查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仍然是当前审理公安行政案件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论观点,实践中各地的认识和做法也不一致.文章简要分析了学术上区分和认定刑事侦查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同理论观点,提出了异化刑事侦查行为概念、特征,探讨了构筑异化刑事侦查行为理论的价值取向,建立了异化刑事侦查行为的逻辑起点,明确了异化刑事侦查行为范围,指出了异化刑事侦查行为理论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以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区分和认定刑事侦查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     

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

长期以来,在刑事侦查工作中,普遍存在将"侦查员"与"技术员"的工作截然分开的现象。侦查员只负责外围调查访问、采取侦查措施、审查讯问等方面工作,很少去现场或根本不去现场;而技术人员的工作也只停留在现场勘查这一阶段,不能继续深入到下一步侦查工作中去。侦查和技术不能有机结合,这种做法违背了科学的认识规律,是值得商榷的。在现场勘查、审查讯问、发现和认定嫌疑人三个阶段,探究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如何有效衔接,对提高破案率、培育新的破案增长点是大有裨益的。     

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法医DNA证据研究

自DNA技术被引入法庭科学领域以后，其逐渐成为刑事案件法医物证鉴定的主要手段。由该技术产生的法医DNA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功能，既能为侦查提供线索，又能为认定罪犯提供依据。但是，由于人们对该科学技术的认识存在局限性，DNA证据在刑事司法中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在应用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刑事诉讼中要在程序上规范DNA证据的收集、检测，完善DNA证据在法庭上的审查程序，以更好地发挥其在法庭审判中的证明作用。     

DNA证人技术与案件的侦破

目前,DNA遗传基因技术在国际上已有重大的突破,DNA证人技术及相关的Retinome技术能够揭示DNA样本的特征性定性信息,从而得出比较客观的DNA样本供体的体貌特征。此项技术发展前景广阔,必将对遗传、法医、刑事侦查等各个领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新刑诉法司法鉴定问题的修改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问题作出几处修改: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确立了生物样本采集制度,对鉴定人之出庭范围、人身安全保护、拒不出庭后果作出具体规定,并增设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修改之处在转变盲目依赖鉴定的观念、增强鉴定质证、吸纳当事人主义合理因素等方面呈现诸多亮点,但有关生物样本采集程序以及鉴定人出庭效果等方面依然有待完善。     

对刑事司法程序视野下DNA证据的探讨

DNA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有着独特的自身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DNA证据就是完美无缺的“证据之王”。在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中，关于DNA的鉴定和证据适用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在DNA证据采信等环节上建立和完善相应规则，克服对DNA证据的盲目轻信。     

简单意义上的追寻——关于教师被欺侮现象的思考

近年来,受社会转型期各种价值冲突多发、传统文化式微的影响,教师受欺侮的现象时常可见,受欺侮的教师合法权益保障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真”问题。分析其背景中的价值困境和权益保障困境,力促教师被欺侮现象的消解,是保障教育水准乃至人的生命健康等合法权益的应有之义。     

关于构造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的思考

当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中存在着侦查控诉机构的“自侦自鉴”、民事诉讼中的多头鉴定与反复鉴定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主要在于当事人与司法机关在司法鉴定启动程序问题上的权利与义务设置不尽合理,一方当事人（或侦查控诉机关）享有独立的司法鉴定程序启动权,而另一方当事人却无法参与到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当中。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可以将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分解为司法鉴定程序启动决定权与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的挑选与确定权,并将这两种权利分剐配置给两个不同的主体,就有助于减少双方当事人或当事人与侦查控诉机构在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上的冲突,从而避免或减少前述问题的发生。     

走出DNA证据的误区——对DNA证据“不可质疑性”的质疑

近十多年来 ,基因科技得到了迅速发展 ,其被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泛 ,DNA证据被引入法庭就是其中一种。由于DNA证据与证人陈述指认证据具有的主观性不同 ,它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可撼动的铁证。然而 ,DNA证据的获得是一个由人操作、完成的过程 ,我们不能排除其中可能出现的故意或非故意的错误。因此 ,法庭在评价DNA证据的证据价值时不应陷入“DNA证据 ,铁证如山”的误区。     

“漂移”的证据制度：类型界定与反思

证据制度类型的研究日渐成为学界的关注点，众多学说的背后既隐藏了对权力滥用的担忧，也显现出证据制度类型界定的“漂移”现象：概念批量生产造成理论混乱、理论界定与司法实践严重脱节。诸多学说并未真正突破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的二元类型框架，中国实质上应被纳入自由心证的制度范畴。但“谁的心证”和“如何自由”则需结合中国司法场域的运行实践，进一步认真追问。     

电子数据认证的价值选择与制约机制——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在对电子数据的认证中,现代技术因素增强了人们对此类证据的信赖程度,强化了裁判者的内心确认,也导致案件的证明过程中,认为电子数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传统证据。在诉讼中应避免过于追求电子数据的证明效果,在认证时有必要进行公共性价值衡量,使法律规范与诉讼行为获得合理性契合,保证电子数据在刑事证据领域的有序合法运用,使这种新兴证据种类得以规范和完善。     

必须完善关于劳务派遣用工形式的规定

劳务派遣用工方式，对于方便劳动者就业和企业用工、妥善解决地区间经济关系等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近年来，这种用工形式被无限制的扩大了使用范围，就显示出其负面效应来。《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务派遣的规定不很具体，在操作方面留下一定漏洞。必须抓紧时间，及时出台弥补性的规定，以保证制订和实施《劳动合同法》宗旨的实现。     

城市社区参与机制之省思

参与民主因具有保护性功能、教育功能和整合功能而备受赞誉,但是参与涵盖了从"决策"到"在场"的多层含义,不同层次的参与,其发挥的功能及其程度也不相同。我国的城市社区参与既是一种社区治理方式,又被纳入到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范畴,因此实践中社区参与呈现出被动性以及政治性参与不足、参与意识淡薄、参与程度不深、参与效能感不高等问题。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提高居民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必须通过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社区参与机制。     

经侦案件中“幽灵抗辩”的形态及证明方法

＂幽灵抗辩＂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为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而提出的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从证据上对其抗辩进行排除是一大难题。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侦查机关要搜集证明被告人主客观方面的相关证据,难度很大。我国应借鉴英美法中的＂积极抗辩＂制度,思考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如何履行好举证责任,从而通过举证来排除被告人的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