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之“公益”界定标准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已经突破了普通公益诉讼的四大领域,各地检察机关开展了很多新领域的探索。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范围的正当性与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密切相关。明晰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不但可以为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提供指引,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检察机关在探索未成年人公益诉讼过程中的顾虑。未成年人身、心、情、意、志的全面良好发展是界定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实质标准。对未成年人侵害的不特定性、持续性和代际传递性是判断侵害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程度的标准。检察机关启动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的宜采用“二元标准”,在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已经受到侵害的基础上,将未成年人公共利益有被侵害的风险也作为综合考虑的要素。     

论公共利益之民法解析

本文由“重庆钉子户案”展开分析，立足于我国民法的基本理念，通过论述《物权法》中的规定与理论争议，概括出我国公共利益含义的界定及其权属之争。     

公共利益的边界

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确是让人挠头的事。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强人们坚信“公意永远是公正的,是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卢梭,《社会契约论》,1762年),因而他们才理直气壮地制造了那么多血腥屠杀,以至于罗兰夫人在走向断头台之前叹道:“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范围的界定

公共利益是启动土地征收的实质性要件,而我国立法并未对公共利益的范围进行清晰的界定。本文在分析我国现行立法、学界研究和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对公共利益范围的界定提出几点建议,旨在完善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     

民进党执政后的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一般被界定为“政府与企业财团的互动过程”。在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互动中，政商关系千丝万缕、复杂难分。探讨政治领域权力结构对于政商关系的型塑和企业涉人政治过程对制度环境的影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现实中台湾当局的决策并不总是符合公众的愿望；为什么部分体现公共利益的政府规制却出现低效率；为什么会出现当政者的腐败或以权谋私。岛内政党轮替后，以“反黑金”自居的民进党大权在握，不仅走上“官商结盟”的老路，积极建构新的政商关系，而且堕落的速度很快，成为台湾社会价值失焦、不断向下沉沦的重要原因。     

论公共利益的界定与集体土地征收立法——写在《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出台之前

近年来,我国各地发生的征地拆迁悲剧反映出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立法规则的错位和缺失,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立法迫在眉睫,而公共利益的界定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各个国家在土地征收立法中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方式和土地征用的范围、程序等方面都有具体规定。我国要加强相关立法公共利益条款的法律适用性,在《集体土地征收条例》出来之前先行修改《土地管理法》。     

深入系统地揭示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动因——评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

“意识形态”已经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个词,人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受着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影响,举凡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底色”。但“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以把握的概念”,是一个基本内涵存在争议的概念,①因此,自法国思想家德.特拉西     

民事公益诉讼之范围探讨

"公共利益"是一个弹力较大的概念,其含义又因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具有发展性。因此,在确立公益诉讼的受诉案件范围上便无具体标准,这样就有可能将一些具有公益性质的案件排除在诉讼之外。本文通过阐释中西方学者对"公共利益"的不同理解,以及中西方各国法律对于公益诉讼适用范围的规定,进而提出在确定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时应考虑的要素,并对我国现阶段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进行界定,以期对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下班买菜出现意外算工伤!工伤新标准你怎么看？

翟超龄这是对劳动者的人性化关怀近年来,工伤认定中的“上下班途中”的内涵解读,已是社会各界产生认知歧义的争议焦点,而“下班回家顺便买菜时发生意外事故是否算工伤”这个问题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如今,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这个问题终于给了定论：只要在合理的时间和合理的路线上,下班回家顺便买菜应算工伤.作为一名工作已有10年的职工,对于这个结论,我感到十分欣慰.在我看来,这不仅界定和拓宽了“上下班途中”的概念内涵,有助于规避司法实践中的认知歧义和裁量各异,还彰显出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人性化关怀.下面我就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谈一谈我赞成这一观点的原因.     

论Criminal Justice的汉语翻译问题——兼与曹立群教授商榷

英语中的criminal justice一词是犯罪学中最为关键的概念之一，它至少有3方面的含义：作为工作系统；作为专门活动；作为研究领域。将这个术语翻译为“刑事司法”是比较恰当的，而将其翻译为“法务学”或者“刑事审判”，都是不恰当的。     

拆迁条例修订的原则与难题

要真正解决征地拆迁造成的种种问题,公正补偿、公共利益和最小干预三个原则缺一不可。相比之下,"公共利益"弹性很大,"谈判"的余地也很大,可以预见央地博弈将聚焦在"公共利益"的界定上。只要我们都不想回到计划经济,那就应该坚持用最小干预原则严格解释"公共利益"。     

丘成桐:从数学开始批评

这个人在2006年所面对的,是被指责为企图“控制中国数学界”,同时,人们刻意忽略了他所批评的问题。本刊将丘成桐先生列入“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的榜单,意图证明,那些要求批评的声音百分之百正确的社会,是谈不上有改进可能的；批评,出自责任。     

要充分认识人才的普世价值

不久前公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界定了“人才”的概念：“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这个概念的界定提醒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作为劳动者的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普世价值。普通的劳动者，不仅仅是人才生存的土壤，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于民于世有用的人才。     

略论马丁·路德婚姻观中的辩证思想

马丁·路德的婚姻观中充满了丰富的辩证思想,了解这些辩证性的概念,对于我们较准确地体悟路德的婚姻观有重要意义,其中“信心”与“善行”、“是”与“否”、“属灵”与“属世”概念在路德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重视,本文主要阐述它们之间在婚姻观中的辩证关系.     

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种"异端"现象——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剖析

1957年,吉拉斯宣称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现了新的剥削阶级,即通过权力垄断而使用、管理和控制国家财产的官僚特权阶层。据此,他提出了“新阶级”的概念。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鲜有站在公允的立场上对“新阶级”概念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实际上,“新阶级”概念既不像西方恶意攻击共产主义的学者所说的是“把共产主义理论基础炸得粉碎的定时炸弹”,也并非如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简单宣称的是“政治春宫图”。吉拉斯提出“新阶级”概念有非常复杂的背景和原因,而这个概念本身也包含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台湾省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特性分析

“族群”这一名词是划分当代台湾社会群体的重要概念，而台湾学术界所谓的“族群”概念的真正义涵应该是指政治社会学中的“社群”概念，本文的“族群”概念所指涉的实际上就是“社群”。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台湾形成了以汉族与原住民、福佬人与客家人、以及本省人与外省人三对矛盾关系为主轴的族群政治，成为影响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其中，客家人作为台湾汉人和本省人的一部分，人口大约有400万人，约占台湾人口总数的15％，是仅次于福佬人的第二大族群。在台湾地区政治文化结构中，客家人的政治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亚文化结构。在汉人与原住民这对矛盾关系中，客家人对原住民的态度倾向有别于其他汉族族群，因为客家人和原住民有着同样的“弱势族群”认知。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关系中，客家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也不如福佬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那样尖锐；在客家人与福佬人这对关系里，客家人更是以对抗性的族群面貌存在，在过去几百年中，客家人与福佬人形成了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情结。根据比较政治学理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是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本文拟从这三个不同层面，结合相关的族群理论，对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特点及其对台湾政局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影响欧亚地区稳定的历史长周期因素及外部挑战

2021年是苏联解体30周年,受特殊的历史、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欧亚地区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与政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欧亚地区风波不断。“欧亚”的概念有多种地理范围释义,本文所界定的“欧亚”是除波罗的海三国之外由苏联12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地区,亦可以“后苏联空间”指代。     

读者

参与公共生活本不该如此沉重“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可以让我们回味与铭记年年月月的那些“公共生活的勇敢参与者”。在一个商业与娱乐至上的时代,如果说一些榜单让我们轻松和娱乐的话,笔者认为,贵刊的“年度榜”,却让我们感到沉重。如榜单中的李文娟、李刚、李银河。     

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

“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最早是140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召开的题为“波西米亚和波西米亚民族的宗教与经院哲学”辩论会上提出的。此后这一名词逐渐为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所采用。然而时至今日,这一概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界定。本文无意厘清这一概念,只是     

“无组织化”: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风险因素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组织化”的有无及其程度,是考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维度.“元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除了具有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所共有的“群体性”、“对抗性”、“无政治诉求”等共同特征外,还具有与其他类型群体性事件所不同的特征,集中表现在难以预防、难以控制、难以协商解决、直接面对政府、解决手段的单一性、容易产生越轨行为和暴力行为等方面,而这些特点集中反映了这类群体性事件的“无组织化”特征.“无组织化”正是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普遍现象,是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最大风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