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战略互动与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

结构性战略互动是审视中美安全关系的重要视角。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的发展是两国从各自安全利益出发进行战略互动的过程。从战略伙伴的终结到战略方向的迷失,经有名无实的战略伙伴和短暂的战略对抗,再到致力于构建新的战略合作,中美安全关系在冷战后已经历了复杂而频繁的起伏波动。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互动决定中美安全关系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安全关系仍然无法摆脱摇摆不定的基本格局。     

陈东晓:拜登执政后如何重建可持续和富有韧性的中美关系

2020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中美教育基金共同举办“从不同视角看中美关系未来”视频研讨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院长应邀参会并做主题发言,这里是部分内容。首先,当务之急是重建中美关系的共同基础。中美关系的原有框架已被打破,容易失控并且受到日益增长的双边具体争端和分歧的冲击,亟需重建新框架。包括即将执政的拜登政府在内,美方似乎以“对华战略竞争”为指导原则来推行其对华政策,而中方则致力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双方对中美关系框架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差距。是否可能在新的共识基础上,构建中美关系新框架?我们不应将中美关系框架简单概括为“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竞争”之类的说法。中美关系极为复杂和多面化,在一些领域表现为零和关系,在另一些领域却表现为正和关系。从全球视角看,中美合作是一种战略必需。两国必须登高望远、胸怀大局。构建中美关系新框架须重申中美合作的战略价值,在抵御全球系统性风险和危机方面,中美两国缺一不可。     

中美经济关系四大焦点问题分析及消解

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经济是美国和中国利益的深度联系点,中美经济间焦点问题既凸显两国经济关系在以金融和科技为代表的综合实力方面的差距,又是两国国家利益的交汇之处.因此,从消解中美经济焦点问题人手,在中美经济间建立一个强大、可持续的互利共赢关系对双方都将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也将惠泽世界.自1972年以来,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蓬勃发展,但目前却受到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和中国快速崛起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动摇的风险在日益加剧.2012年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中美经济关系需要一种新的"公报"来引导双边经济关系的战略框架以确保两国互利共赢关系不受经济争执焦点及公众态度和焦虑变化的干扰.     

中美经贸关系变迁背后的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自2018年3月中美经贸摩擦出现以来,双方长期保持对话和磋商,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进入加速调整阶段。40年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演变始终是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晴雨表。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中美建交40年来经贸关系的变迁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两国的经贸合作情况,进而探究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出现的症结及未来发展前景。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加速调整阶段,中美经贸磋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贸易政策背后也折射出美国新的国家战略选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愈发倾向于从"相对收益"的角度考量中美经贸关系。展望未来,双方的有效沟通和战略再保证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     

拜登政府与美日同盟的发展趋向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提出将重振美国同盟体系,突出美日同盟的重要性.未来美日同盟的"双向义务"合作与日本的同盟"对等化"诉求将相伴发生、相互影响,并逐步内化于美日澳印"四国安全机制"及西方"盟友圈"构建之中.中日关系中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加上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使得美日同盟的对华针对性日益凸显.美日两国确认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公然侵害中国领土主权及国家安全利益,使得中美日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并影响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美关系——一种非对立视角的分析

中美关系出现对抗,往往与美国看待中美关系的零和博弈观念有关。美国认为中美在崛起与衰落之间存在对立关系。笔者认为,中美GDP总量和综合国力差距尚远,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的下降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跟中国影响力的上升没有关系。在当今时代,美国的衰落更多是自身造成的,其他国家很难影响其主导地位。中美相互依存是新时期中美两国共同促进的,中美关系既是共生共荣共赢的关系,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影响中美关系的四大因素

影响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有四个方面因素:中美不同的意识形态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内在因素;战略安全利益如何确认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变量;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经贸合作关系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     

大国竞争时代中美在非洲关系走势研判

非洲在美国和中国各自国际战略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作用和意义也不尽相同.在国际体系深度变革、世界格局加速重组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非洲更多的是被美国当作遏制中国的工具,但非洲却是中国外交"基础之基础",其基础性地位不容动摇,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始终维系中非关系高位运行的缘由所在.目前,中美关系已进入"战略竞争时代",但两国在非洲关系仍处于从"常态"向"非常态"转化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是全球性的,在非洲也不会例外.一旦美国将大国竞争引入非洲,也就意味着中美在非洲关系由"常态"步入"非常态",这必将对中国在非洲利益,乃至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产生重大影响.     

发展中美两军关系是双赢战略 --第四届中美战略对话国际研讨会综述

近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NA)在沪联合举行了“第四届中美战略对话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和上海的部分专家学者及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专业研究人员近30人出席了研讨会。会议以“21世纪的中美安全关系:前景与挑战”为主题,就“中美关系的机遇和安全挑战”、“两军关系:回顾与展望”,“太空:对中美关系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讨。     

后金融危机阶段美国对华关系新定位与亚太地区安全战略调整

随着中国国际作用影响的迅速上升,适应中国和平崛起的态势,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华关系新定位与调整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重要背景条件。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关系大起大落,表明金融危机阶段的中关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奥巴马政府第二个《中美联合声明》提升两国关系定位,对华政策呈现出从“接触加遏制”政策向“尊重加牵滞”政策调整的取向,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也进一步调整。这一战略调整,不能简单解读为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目标。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的目标,但是实现这一目标依然存在战略互信基础脆弱的局限。     

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波三折,甚至大起大落。双方既达成过"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也险些从"战略伙伴"蜕变为"战略竞争者"。中美关系定位之所以不够稳定,与双方在认知和战略上的差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两国关系中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对如今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仍具有启示作用。首先,不能对复杂的中美关系作简单的"标签化"定位。其次,要重视两国在相互认知上的差异,做到知己知彼。再次,要运用底线思维,力争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做到有备无患。总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从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覆辙,力争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新冠疫情背景下国际格局走势与中国的应对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明显,尤其是对大国实力对比产生了阶段性影响。美国的国际形象和战略信誉受损,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有所降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使欧洲国家对中美两国的心态变得更为复杂。国际组织受到明显冲击,全球治理面临更大挑战,非传统安全在国际安全中的重要性相对上升。面对国际格局新变化,中国应着力提升产业链的自主生存和发展能力,加强抗疫国际合作,着眼长远确保中美关系总体稳定,深化与周边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以继续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秩序稳定。     

对中美关系的理性考量和展望

自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过了40年的历程。经过40年的接触、对话、协商、合作、矛盾、分歧、斗争和有时的对抗,中美两国对彼此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形成了包括可以坦率表达不同、应对不同的相对成熟的关系。冷战后,中美关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两国间还存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主、人权、台湾、涉藏、汇率、知识产权保护、贸易、南海等方面的矛盾分歧,两国内还有一些人对对方存在深深的怀疑甚至敌视,两国关系有时也出现波折;另一方面,中美两国也存在一些共同的利益。中美关系现在和今后最大的使命和挑战就是两国是否能够真正建立对双边关系这一道路、方向和模式的共识,能否在实践上建立这样的关系,两国各界能否正确处理和解决建立这种合作关系所面临的问题、困难和障碍。为了两国长期的利益和民众的意愿,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及发展,中美两国应竭尽努力,在21世纪建立和发展"新型大国合作关系"。     

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评析

国家安全始终是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通过安全化手段将普通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是美国动员国内外资源、对华打压的重要方式。美国政府通过安全化手段将中美贸易关系、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等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挂钩,导致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在理念层面不断深入、在议题层面横向扩散、在对外关系层面持续外溢。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加剧,使美国在对华身份认知、政策动机与手段选择上均陷入“投入愈多、损失愈多”的悖论中。安全化操弄导致的政策悖论使美国政府难以改变对华强硬政策,严重阻碍中美关系改善。过度安全化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零和博弈,泛安全化则导致各种新安全风险在国际社会蔓延,恶化了全球安全环境。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逐渐走向极端,动摇了冷战后全球战略稳定的根基,存在颠覆当前国际秩序与破坏稳定的风险。中美双方应充分认识到安全化失控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美国政府需走出社会动员式的安全化政策模式,让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可控的轨道上来。     

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历程、经验与启示——兼论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

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战略竞争有所加剧,两国战略关系面临着再塑造的问题,这也就使得对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历程与经验进行反思很有必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近年来中国对中美关系主动进行战略塑造的重要尝试。美国官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经历了观望期、试探期和冷淡期三个阶段,由"谨慎乐观"转变为"冷淡处理",最后变为"置之不理"。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经验在于要注重凝聚战略共识、承认战略能力、增进战略互信、协调战略利益和管控战略分歧。这对于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具有重要启示,也有助于中美战略关系总体保持稳定。     

中美教育交流与我国国家安全

中美教育交流已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在改善中美关系和中国国际环境方面意义重大,为我国教育兴国、人才强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推进了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大力发展对美教育交流是我国崛起和民族兴旺的重大举措,在发展教育交流中强化国家意志是保证中美教育交流健康发展并促进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经验。     

结构起点、政策选择与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

中美关系的走向决定未来国际秩序。从结构现实主义出发,有观点认为中美势必走向冲突与战争。通过定位中美所处的结构起点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关系具有不同于“新冷战”的特征。总体上,经济结构是发展导向的,安全环境是和平导向的,意识形态是包容导向的,解决全球性挑战是合作导向的。从特定的结构起点出发,中美关系走向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优先选项,而走向冲突和战争代价巨大、成本极高。尽管如此,特定的结构起点及结构过程能否持续发挥作用,也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总体上,中美两国政府有意管控分歧,增强合作,这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无论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如何变化,中国要更为积极地塑造中美关系,推进有利于发展、和平和多元的结构进程,提升结构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稳定性,借助结构的力量来限制美国对华“新冷战”。     

习近平访美有何深意

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的现状,决定了它一定需要两国最高领导人投入关注,才能得到有效管控和发展。如果没有频繁的高层互访,中美之间的问题可能会更多、更严重。     

在博弈中寻求合作——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

<正>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其个人多变的风格及在政策当中体现出来的不确定性给未来中美关系也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如此,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当中还是有许多可供判断的基本点。在看到美国视中国为今后数十年中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要对中国进行牵制、平衡的同时,可以明确,中美两国利益高度相关,不论政治还是经济领域均深度依赖,未来的中美关系仍将是在博弈中寻求合作。     

战后国际安全秩序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正>中美关系是国际政治中最错综复杂、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乃至近现代史的绝大多数时间点上,即使中美严重对立、甚至兵戎相见,双方的战略关系也难以简单用一个词概括。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美关系已逐渐成为决定国际安全的核心因素,牵动着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秩序稳定。近年来,中美关系可谓"机遇与风险并存",两国间贸易、政治甚至军事往来不断深化,但也在多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