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逮捕必要性分析中的应用

逮捕必要性审查要求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在审查批准逮捕时转变构罪即捕的传统观念,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着力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制定逮捕必要性审查证据标准;将对犯罪嫌疑人身体状况及羁押条件纳入逮捕必要性审查;客观分析处理外来人员逮捕必要性的问题,尝试单位保证人制度;探索建立逮捕必要性双向说明制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立法的完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思想在我国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其作为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也有较长的形成过程,是我国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对刑事犯罪当严则严,该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据此,我国首先应完善刑种立法,其次应完善刑罚制度。     

从民生问题的视角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本文指出以民生问题为立足点审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可以促使我们以更高更远的视野、更深邃的内涵把握和运用宽严相济政策,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论逮捕的必要性条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逮捕这一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件，即证据要件箔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刑罚处罚要件（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和必要性要件睬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罚观依据

从古代社会到启蒙思想运动,再到古典犯罪学派、实证犯罪学派、犯罪社会学,人类社会关于刑罚目的与功能的刑罚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刑罚的认识却存在不小的偏差,往往将刑罚作为专政的一种工具,将刑罚视为政治问题,过于强调通过刑罚手段来严厉打击“敌人”或者严重犯罪分子,而不是将刑罚视为一种科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我国在对传统刑罚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认肯现代刑罚观的必然结果。     

慎用逮捕措施是宽严相济的必然要求

"社会危险性"的有无或大小是适用逮捕措施的唯一标准。在审查逮捕环节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进行风险评估,进而做出是否逮捕的决定,有利于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从宽严相济解读捕后变更强制措施——兼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在司法实践中的完善

本文主要论述了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必要性、当前司法实践中对捕后强制措施变更较少的原因、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适时变更捕后强制措施的完善等问题。     

宽严相济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

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置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之下,与我国一贯坚持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青少年犯罪处罚原则相辅相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具体运用于刑事诉讼各个阶段,应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相关的刑罚制度,以保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与执行。     

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看走私罪的法律修正

走私罪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严"的对象,在立法和司法上具体体现为通过增大走私犯罪对象扩大走私罪的犯罪圈,<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增加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犯罪,将走私罪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化,这种立法方式模糊了走私罪以犯罪对象来立法的标准,值得重新审视.建议按照类型化立法方式分别设立走私应税货物物品罪、走私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和走私禁止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同时,在司法中充分体现对走私罪的"严中有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形成、发展与贯彻——宽严相济与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

国家刑事政策主要体现于立法及司法实践活动中。本文通过分析对比中外毒品犯罪立法及司法实践，结合我国毒品犯罪高发地法院2006年至2011年关于犯罪形态及审判结果等相关数据，就我国毒品犯罪相关刑事政策进行定位、分析，并重点研究我国长期以来基于毒品犯罪的死刑运用，提出建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与适用

宽严相济在当前仅仅是司法政策,不是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对"严打"的反思,是回归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程序的每个阶段都需要贯彻该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探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由严厉刑事政策与宽松刑事政策构成,对刑事立法及司法具有长期、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刑事政策。中央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表明更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结合,有利于纠正以往刑事政策中单纯追求"严"的倾向。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在立法、司法等方面分别体现出"宽"与"严"的要求。     

制度经济学视野下宽严相济的经济犯罪控制对策研究

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刑法势必重新选择对经济犯罪的控制对策,以摆脱效益与公正性的困境。根据这种对策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应当在减少交易成本和保障制度创新方面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具体包括两个方面:构建非刑法的经济犯罪控制体系;根据经济违法行为的不同危害性构建相应的刑法控制体系。     

宽严相济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适用——以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检察环节为视角

检察机关要正确领会和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以"宽"与"严"相济为导向来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在具体执法手段上,要区分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同动机和不同情节,采用多元的"宽"的执法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要及时给以打击,该捕要捕、该诉要诉,当严则严;还可以考虑借鉴"恢复性司法"司法措施,以兼顾未成年犯罪人的权利保护和受害人损失的恢复与补偿。"宽"与"严"都要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谐为其终极目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定位及实现的路径选择

在司法领域,政策只能通过法律形式体现,法官的活动只应服从法律,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行政政策的特征,因此这一政策应当是立法政策,不应直接作为具体政策指导司法实践。将宽严相济作为司法政策存在一些弊端,因其不具有执行的标准,且政策的灵活性容易造成为执行政策而执行政策,难以避免权力的干扰。由于政策主体同样存在利益,因此应当有制度的约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样态应当是制度和法律。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和自下而上诱致性变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自上而下制定的,其实施更应注重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     

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相遇

抽象概括出了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三个契合点,一是价值的契合;二是导向的契合;三是层次的契合。鉴于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仍有一定的相互排斥性,应当吸收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因素,即合理判断期待可能性有无即大小的,以此服务并丰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转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诉讼化,在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际上就是落实公法中的比例原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从"追诉型"向"保障型"转变.确立单一的强制措施适用目的、多元化的强制措施结构、证明标准和理性化的强制措施手段和对象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     

反贪工作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作为一种基本的刑事法律指导方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实践活动中早有体现;但是,在司法实务过程中,以数额为主导确定定罪量刑幅度法定刑的规定,存在诸多法律或技术上的障碍和困惑,以及对贪污贿赂犯罪处理上宽严失衡客观情况的存在,都给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造成了困惑和尴尬,因此,完善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规范,并修改程序法以提高侦查机关依法打击贪污贿赂犯罪能力,将反腐败斗争纳入法治化轨道,同时完善反贪工作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相关工作机制,成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要途径。     

欧盟卡特尔案件宽大制度及启示

欧盟宽大制度是一种减轻或免除卡特尔行为人罚款责任的制度。自1996年欧盟引入该项制度以来,现已历经2002年和2006年两次修改。现行宽大制度包括罚款全额免除和部分减免两方面：前者适用于最先提供可使欧盟委员会展开调查或发现违法行为证据的企业;后者适用于提供对欧盟委员会已掌握之证据具有显著附加价值证据的企业。同时,为保证宽大制度的有效实施,欧盟在宽大制度程序保障机制及规制机关自由裁量权控制等方面做出了完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