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实质确立,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然而该规定同真正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还有差距,在一些内容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在价值权衡的基础上对此进行探讨,并以此为基点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舆情与“判例”：现时司法审判的困境与审视

现时相关司法案件在民众的“判例”舆论之下,出现了判例倾向,对这种现象的审视,折射着现时中国司法审判中存在的二元困境,现时司法审判的案件舆情表明,中国司法审判正处于传统性“公正”要求的诸多中国因素与司法国际化趋势的压力与困境之间。中国司法审判既要考虑我国司法的社会主义法制特点与社会心理传统,又要兼顾国际司法通行模式的影响,并逐步稳妥地和司法审判的国际化接轨,这对中国司法界是一个挑战。     

判例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上)——德国判例制度及其对构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

当今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在法律领域内表现为两大法系日益走向融合。就判例制度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大陆法系的德国建立了事实上的判例制度。判例制度适应了德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应当借鉴德国的判例制度,通过司法解释赋予判例事实上的效力、对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业务进行分工等方式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以满足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中持续增长的对法律的需求。     

非法买卖麻黄素 首次被诉“制造毒品罪”

“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最高刑只有十年,而“制造毒品罪”的最高刑是死刑。如何准确把握两个罪名之间的区别。成都检察机关慎重办理案件。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适用需要司法判例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引入是我国司法领域一种有益探索。然而由于”排疑”标准存在词语解释困难、标准适用缺乏区分、证明方法在实践中运用困难等原因,亟需从司法判例中寻求经验和解决方法。司法判例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具有同源性、互补性与国际性,运用司法判例辅助”排疑”标准的适用也具有极高的可行性。     

“以人为本”与“宪法至上”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价值内核和价值本源 ,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核心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至上意味着宪法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从宪法的核心价值看 ,以人为本与宪法至上是契合的。法律文化传统中“宪法至上”思想和人文精神的缺失 ,公众法律意识的现状及对宪法至上理解上的偏差 ,对“以人为本”认识的混乱和滥用因素是二者产生隔膜的根源。其冲突通过明确人权的界限 ,限制政府权力来协调。     

新形势下非法持有毒品罪“情节严重”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8日向全国各级法院印发了《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要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及首次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加大对非法持有毒品等犯罪的惩处力度。该会议纪要对2008年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未予规定的情形及审判实践中新出现的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解答,针对"以贩养吸"的问题提出"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其行为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窝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在此新形势下,对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量刑研究应引起理论界、实务界的重视。考察司法裁判,各地方对非法持有毒品罪"情节严重"的认定存在差别,不同法官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非法持有毒品罪"情节严重"的认定进行研究。     

论“非法营运”的司法审查

虽然钓鱼执法中的问题看似已经得到解决,但根本的问题依然存在。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钓鱼本身。这就是非法营运认定的标准问题。非法营运属于法律规则中的构成要件．处罚问题属于法律后果。按照分类,这个构成要件是属于价值性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存在判断余地的问题。本文通过实务中的五个案件的比较,以及参考学者、行政人员的观点,我们发现非法营运标准并非绝对不可以审查．但也不是全面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国家安全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总政治部保卫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监狱管理局：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经过广泛深入调查研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近日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鲁山人大“特调会”与非法买卖土地较真

2006年11月9日，鲁山县人大常委会依法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下称“特调会”），对全县的土地非法买卖问题展开了调查。很快，35宗在老百姓眼里的“天大事儿”提到了常委会会议的桌面上。     

对话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与主义”

初次接触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概念,还是在7年前。那时。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在他的《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一书中,用了专门的章节。详细地阐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基本理论、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当时,除去专业学者以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了解的人并不很多。那还是一个较为深奥的概念。     

中国“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与“退却”

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理论是马克思晚年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引起很大争议的问题。“卡夫丁峡谷”理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这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退却到资本主义制度。     

浅谈宗教与美国的“人权外交”

美国外交的历史具有独特的宗教特征,尤其是在人权外交方面。人权概念的产生是宗教历史积淀的产物,而人权外交可以理解为通过外交、经济甚至军事干预在国际上追求人权的行为。人权外交倡导的平等、自由有其鲜明的宗教性特征。宗教之所以能够影响人权外交的倾向,在于它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存在于美国的社会当中,成为显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国家的政策行为。当然,从根本上说,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试论人权运动时期罗隆基的“专家政治”思想

罗隆基是中国现代史上专家政治论的首倡者。人权运动时期罗隆基的"专家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专家政治"的含义、实行"专家政治"的必要性、如何实现"专家政治"、"专家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他的"专家政治"思想主要受欧美专家政治思潮与实践的影响。罗隆基的"专家政治"思想有着明显的缺陷,但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提倡的"专家政治"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     

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的“中国发展道路”

德国学者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成就的肯定,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但是,他们对待中国发展道路的观点却未必是正确的,甚至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而需要批判地对待。一、德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状两德统一后,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退居政治舞台和学术舞台的边缘,这是不争的事实:1989年12月,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失去了执政党地位,并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     

非法采矿罪中“超期开采”行为的司法认定

超期开采行为是否应该被认定为非法采矿罪,应当从理清无证开采与无权开采的关系入手,从对司法解释的立场的解读与规范保护目的出发,因非法采矿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复合性,开采行为是否具有权利基础才是无证开采的核心内涵,也即无证开采本质上是一种无权采矿,仅仅侵犯采矿许可秩序的行为并不能被当然地推定为具有刑事违法性。我国对矿业产业虽然实行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但在采矿权的转移上主要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导致采矿权与采矿许可证在现实中存在权证分离的状态。从这一现实出发采矿许可证到期并非与无权开采直接划等号,而是需要综合考量采矿许可证未能获得延续的具体原因、其采矿权设立的民事法律关系、采矿许可设立的行政关系来对其权利基础进行确认。这一思路能够回应超期开采行为的罪与非罪的认定在司法实务中面临的困境并具有可操作性,在具体案例中能够得到运用。     

以基地建设为龙头，把人权工作越做越好——在第二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遴选评审会上的发言

经过整整一天的时间,各参选单位都作了发言介绍,接受了评审提问,进行了充分答辩,遴选评审会进行地非常顺利、圆满。这次会议听下来印象很深,收获很大。     

李汉俊与中共“一大”

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马克思的名字与他的学说虽然在19世纪末即在我国的报刊上涉及,但它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并在社会上造成声势,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李汉俊正是在这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大拐点时脱颖而出。李汉俊189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14岁东渡日本求学。甲午战争后,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传播进入高潮。1898年10月,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李汉俊与日本著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有师生之谊,受其影响转而倾向马克思主义。     

理念转型：“粗放型”到“精细型”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不仅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也创造了世界立法史上的奇迹。我们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立法任务,立法成就之巨,立法速度之快为世界所罕见。法律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令国人感到振奋、世人为之瞩目的是,     

规章制度的“规矩”与“方圆”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制定适合自身生产和经营特点的规章制度是法律赋于企业的权利。规章制度是企业的“内部法”,是企业管理的主要依据,它体现了企业所有者、管理者的意志。但并不是所有的规章制度都是有效的,企业管理者的意志要服从于国家法律法规的制约。俗话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企业规章制度的“规矩”与“方圆”又在哪里?规章制度的制定首先必须符合一定的“规矩”才具有法律效力,这个“规矩”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十九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之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此规定确定了规章制度有效性的三个基本原则,即规章制度的制定必须经过程序合法、内容合法、公示,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必然导致规章制度无效,在劳动争议的申诉或起诉中败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