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纷止争”促林改

福建是在全国率先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省份，2008年10月1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了《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为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法制保障。一年来。该地方法规在实践中的执行情况如何，有哪些问题需要克服？     

当庭宣判才是“看得见的正义”

1月27日召开的河南省政协会议上，有政协委员递交提案，要求法院提高当庭宣判的比例，笔者由衷地称赞：这是一个切中时弊的优秀提案。     

“看得见的正义”的示范意义

张丽举报立功被释放的范例所带来的激励、示范作用,必将打消更多在押人员的疑虑,引起更多在押人员的共鸣,激励他们相信法律、争取从宽。这对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大有裨益。     

浅析电子政务强化社会问责的作用及实现路径

分析了中国社会问责缺失的主要表现:信息公开程度低下、问责程序规范化程度不够、问责主体参与机制匮乏;将社会问责放入电子政务的研究视域,论述了以电子政务强化社会问责所作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提出了应用电子政务深化社会问责的实现路径。     

政府公信力“亚健康”与辟谣难题

能够与谣言竞争并胜出的,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叫做公信力。谣言难防,但却可辟。建立政府在辟谣中的公信力,已成为整个社会的重大命题     

湖南省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概要介绍了湖南省政府网站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后对政府网站建设的促进作用。重点分析了当前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界定不明确严重阻碍了各地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公职人员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淡薄、信息公开透明度差导致群体事件频发;尚未建立有效的信息服务机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最后从加强立法、提高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建立面向公众的信息服务机制、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

在百姓眼里,从善如流、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加可信、可敬、可亲。纵观这些年的情况,大凡能够及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的,往往会在良性互动中提升政府公信力。就此而言,群众的诉求、媒体的     

在社会管理中兑现“看得见的正义”

西方有一条古老的法谚云：＂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条法谚的意思是说,正义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它的实现不仅具有无可质疑的合理性,而且还应当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确实,对正义的追寻,     

用法治推动“阳光政府”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积极打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阳光政府"体系,"阳光政府"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行政、人事、财务信息公开等方面仍存在着不足之处。为解决现存的问题,可从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法治教育、加大群众监督力度以及建立财务信息公开等方面着手,以法治化的手段推动"阳光政府"的深化改革。     

“研究生向部委申请信息公开”之我见

日前,上海交通大学一研究生向53个中央部委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各部委部长2011年全年工资总额和工资构成情况,引来网络热议。有人推测,结果是:按照有关规定以合情、合理、合法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对网络热议不作回应。且不管这种推测有多大市场,毋庸置疑,近年来政府在信息公开     

群体性事件应对方略探讨——吴江市“平望垃圾焚烧厂”事件引发的思考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频发主要有社会机制原因,利益诉求机制不畅,部分群众法制观念淡薄、从众心理引发危机事件等原因。我国宪法、刑法、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有关群体性事件的规定都不完备,立法现状亟待改革。宪法层面应进行许可制的改革和请愿权的入宪;刑法层面应明确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的范围,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行政法层面应加强法律法规的具体适用;同时,健全预警机制,加强普法宣传,完善行政救济制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信访向诉讼转变。     

正义的“看门人”

<正>一场维权者对法官的个案式"复仇",却将沪上法律界最受人尊崇的群体置于舆论漩涡,也将活跃多年的司法掮客现象放到聚光灯下。法官究竟需要怎样的职业伦理约束?法官的道德与司法正义之间存在什么关联?法治征途上的人们该对法官职业抱有何样的角色期待?法官又该如何拯救这一份濒临危机的职业荣誉?发生在上海的法官集体嫖娼一案,带给法官群体难以修复的形象裂痕同时,引发出一道道兹事体大的法治论题。为什么不能容忍法官堕落     

用“透明口袋”重拾慈善公信力

《上海市募捐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一审据中民慈善信息中心之前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环比下降50%,慈善组织6到8月的捐赠额降幅则达到86.6%。而中国红十字会有关人士也坦言,2011年红会接收的个人捐款大幅下降。当前,募捐主体混乱,真假难辨,多头募捐现象严重;一些募捐行为失范,募集财产的管理和使用不规范;募捐活动信息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归因与对策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基层政府服务意识缺位、行政行为失范、＂土地财政＂下政府与民争利等有一定的关系。要预防和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必须加强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树立服务理念,坚持依法行政,强化对话意识,健全利益表达机制,真正实现政府角色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     

政务公开呼唤“参与型公民”

最近一个时期,中央部委公开＂三公经费＂的举措激起极大波澜,也进一步推动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纸面到实践的落地。这背后,除了政府部门行政理念和方式的转变,也莫不有着公众参与的强力推动。无论是关注还是质疑,或者仅只是围观带来的“聚光效应”,都使得透明政府的目标一步步成为现实。     

削“三公”支出 须改进预算体制

由于本次三公经费的公布是历史首次,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在公开上出现时间拖延、数据简单等现象可以理解,新事物的出现总要有个适应过程,何况这种原来只有少数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才可掌握的机密数据。但是,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N次公开就不能再这么简单,拿一个笼统的数据和模糊的解释来应付公众,而必须有对因公     

超越“塔西佗陷阱”：政府公信力的困境与救赎

随着网络社会的勃兴与公民社会的崛起,民间“草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和责任感不断涌现于公共话语领域,加剧了与政府之间的话语权竞争,引发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作为一种政治认同、公共信任与社会软权力,政府公信力的本质并没有完全嵌入公权力的运作之中。在畸形裂变的权力观、紧张错位的政民关系、信息不对称视域下传媒的鼓噪与误导等多重因素浸染下,政府公信力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泥沼之中。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视域下,要超越“塔西佗陷阱”,政府必须重塑健康的权力观、建构友善互信的政民关系、主动信息公开,以期实现政府公信力的自我救赎。     

美国“弗格森”事件的刑法学思考

美国的"弗格森"事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同时再一次引起人们对两个刑法问题的思考:刑事司法如何应对民意;刑法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民意不能直接干涉司法,司法民主是有界限和禁忌的,民意影响司法只能通过立法机关和陪审制度来实现。刑法目前对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是不足的,把严重的暴力性群体性事件亚恐怖主义化是一条不同的、有效的道路。     

从“管理”走向“参与”的转变

通过权利的制度化落实,公众作为公共治理主体和参与者的角色就有了保障,有序参与就可以"落地"变成实实在在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