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对话:梵语诗学、比较诗学及其他--访中、印梵语诗学专家

印度沙达尔.帕特尔(Sardar Patel)大学梵语研究生系主任Ajit I.Thakur(塔库尔)先生是印度著名的梵语诗学专家之一。近年来,他出版了多部研究梵语诗学理论的学术专著。他是目前印度学界大力倡导以梵语诗学为工具阐释东西方文学作品的学者之一,并且他还身体力行之。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黄宝生先生是中国目前惟一健在的梵语诗学专家,他曾经出版《印度古典诗学》等专著,发表《禅和韵》、《印度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文论》等论文。黄宝生先生在引进和介绍印度梵语诗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本访谈录涉及梵语诗学价值的现代评价、梵语诗学的现代运用、东方经典文学的文化阐释,也涉及到当前中国比较诗学界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它反映了当前中印学者对一些重大理论前沿问题的思考,也是一种自觉的中印学者对话。     

一维文化视角--近代知识分子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思维囿限

中国现代化运动肇因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冲突,因而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基本课题。近代知识分子对“现代化”同题的认识无不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然而,近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上的比较论争,却都不免非中即西的偏颇,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丁一维文化视角的思维误区,从而难以达到对中西文化的正确认识。     

诗学对话与文化输出--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余论

泰戈尔诗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与 西方诗学的对话。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学习借鉴、文化输 出、比较研究和反思批判等,都是对话,其中的文化输出既 是反对文化殖民化的民族主义的话语表现,又是实现东西 方真正对话的诗学追求。这样的文化输出所体现的文化 “送去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主义。     

跨文化交流中的中西文化主要差异

在新世纪,中西文化的全方位交流已不可阻挡,但要顺利交流,必须了解双方的文化。文章以跨文化交流的方式,分析了中西文化的主要差异,旨在减少交流中的误解和冲突,实现成功交流。     

中西诗学范畴比较之我见

中西诗学范畴比较是比较诗学研究的常见路径,但在具体的比较研究中,存在着研究没有着眼于问题、解决问题而流于概念形式化的简单、机械地异同比较。中西诗学范畴比较的学理本质在于在具体的比较过程中要始终贯穿问题意识、体现比较理由和正确地把握"共同诗学"的理论要义。     

再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

只有当我们“在概念(所指)还原的层面上”清除“语词翻译表面(能指)的相似性混乱”,将中国文论还原为中国文论,将西方诗学还原为西方诗学,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才有一个“事实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两者在“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是全球化时代形形色色文化殖民要消灭的东西,不过,它正是后现代精神要维护的东西。     

跨文化视野下中西文化价值碰撞与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为基础,而西方文化以个体为本位。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种文化价值观不断碰撞交融。这种交融表现在:一是礼治与法治的交融,二是科举与选举的交融,三是五权分立,四是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的交融,五是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交融。     

葛林伯雷与建设中国古代“文化诗学”

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的领袖人物葛林伯雷的"文化诗学"思想,对建设中国古代"文化诗学"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它启示我们,应该从古代诗学与政治话语背景、古代诗学与原始民俗宗教、古代诗学与民族文化语境、古代诗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粘连关系四个层面,建设中国古代"文化诗学"的基本框架。     

论五代时期闽国诗学的历史地位

五代闽国时期是福建诗学传统确立的一个奠基时代。这一时期,闽国诗学得到了全面发展,主要表现为：出现了以王延彬为核心的诗学集团;《泉山秀旬集》等书的编纂代表着地域诗学意识的萌芽;同时有徐夤、黄滔等人的宗尚晚唐或宗尚盛唐、中唐诗学理论的构建。闽国诗学的发展为宋代福建地区诗学的隆盛拉哥了帷幕。     

论《文心雕龙》言文观的诗学转换

刘勰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儒家言文观,并对传统的言文观作了新的解释,使之走向了纯粹的诗学。在对语言的宏观观照中,刘勰开辟了文人现实功利之外的新的精神家园;在对语言外在修饰的探讨中,刘勰树立了文章语言的新标准;在语言文采形成产生的阐释中,刘勰肯定了文采和风格的独特审美性。刘勰言文观的诗学转换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走出文化的自大与自卑——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西方文化正越来越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人原有的文化归属感日渐式微。不能将文化转型中发生的负效应视为不自然的和可以避免的,而那种用回归传统文化的办法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主张是没有出路的。不管是什么精神文化资源,只要有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就都可以成为先进文化的鲜活内容。     

认知诗学：认知科学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认知诗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而这两个学科则构成当今认知科学的主要内容。认知诗学基于一系列与认知有关的语言结构与语言运用理论，试图把这些理论模型应用于文学文本的研究，以找到能把文学研究与语言和心智研究接通的方法。认知诗学虽然能为具体文本的分析和阐释提供新方法，但认知诗学的主要目的却在于：用于语言研究的认知框架如何可以用于建立语言理论与文学理论之间更密切的相互关系，从而把文学话语放在更宽的意义生产过程之中来考量。     

论中英文诗歌的翻译诗学观念

近年的中英文诗歌翻译研究主要关注译者主体意识和翻译主体性的探讨,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使得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得以凸显,相反,原诗作者的地位则被忽略.本文就如何看待原诗作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如何把握并协调在翻译这一文学活动中,原作者、译者及读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诗学观念,认为在充分把握原诗作者的诗学观及其在具体诗歌中体现方式的基础上,译者在译语中应用相应的策略将原诗作者的语言观、美学观、政治观等诗学观完整地再现出来.这种翻译诗学观念能积极主动地使作者、译者及读者三者之间视界融合的和谐统一,是人类文化沟通的一条重要的必经之路.     

“言美”话语的凸现：先秦两汉诗学审美意识的崛起——诗学主体创造的言美话语

先驱论者大多认为古代诗学审美意识的自觉始于六期,其实,古代审美意识的自觉自先秦两汉始已勃然兴起.探究先秦两汉诗学审美意识的崛起,这是我们研究古代诗学审美意识的发展与演变的重要源头.这个时期的诗学话语建构主要表现在言志、言情和言美三个方面.言志和言情话语主要是偏重于内容特征的建构,言美话语则倾向于表达这个过程中所遵循的一系列审美意识或形式规则.     

海德格尔与斯潘诺斯的诗学观比较

在探索艺术本质的过程中,海怨格尔的“现象学解释论”和斯潘诺斯的“新解释学”部试图还啄世界的“本真”,并借助诗与哲学诗论加以阐述。两者虽然对“本真”、“尺度”、“历史性”和“本体论”等慨念加以探讨,但其蕴含内容与实现方式却大为不同。通过对海怨格尔和斯潘诺斯诗学观的比较,可以进一步理解后现代主义时期从现象学解释理论到艺术本体论的文艺转化过程,从而实现由“诗意地栖居”到“永恒的共时”的诗歌意境。     

论陈傅良的事功诗学思想

陈傅良的诗学思想表面看来存在雅正与怨激的矛盾,似乎难以形成统一的审美追求。但是,陈傅良在继承传统儒家诗教怨而不怒、追求雅正的和平之音基础上,坚持永嘉事功学术思路,侧重怨愤,形成了有为而不自其已出的事功诗学思想,包括怨必有道、以颂为警戒、忠愤悲壮等三个方面。陈傅良诗学承接了传统讽谏诗的内容,将怨化为戒、愤,既避免了苏轼怨刺诗的谤讥,又使诗歌在传统儒家诗教的范围内发挥了经世致用事功性职能,是在继承儒家诗教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对儒家传统诗教的进一步发展。     

民族性与诗性的高度熔铸——论罗庆春诗学的民族文化研究视阈

来自四川凉山大山深入的罗庆春（彝名阿库乌雾）是少有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齐头并进且成果丰厚的当代少数民族诗人、学者。他借鉴了西方文化研究思潮的研究方法。以民族文化的研究视角,力图通过对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研究,审视诗人与民族文化的契合,探寻民族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的关联,探索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民族文化研究视阈．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罗庆春独特的民族文化研究视阈,作为他诗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开拓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理论的研究视野．而且对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研究的纵深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探索意义。     

论海德格尔诗学的哲学始基

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行进于诗性之途,而诗性之途说的是海德格尔是在境域生成的路向上来运思的,从而体现出其＂中-道＂思想的诗化倾向。＂中-道＂的含义集中体现为＂境生‘之-间’＂的意蕴。思与境偕,思在存在中生成本真的人言,也即诗。思与诗偕,共同看护存在的真理之家——＂语言＂。语言也就是＂真理的澄明之境＂。＂中-道＂即境域生成之思是海德格尔思想的精髓。＂中-道＂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根本思维取向,是海德格尔诗学的哲学始基,对＂中-道＂的澄明将对海德格尔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指引。＂中-道＂的含义集中体现为＂境生‘之-间’＂的意蕴。遵循中-道之路,海德格尔诗学研究才会获得本真的指引。     

论波德维尔电影诗学的中观研究策略

“中观”研究是波怨维尔等人在反思和批剖电影宏大理论研究时所提出的慨念,而他本人所一直践行的电影诗学研究,就是这种中观思路的具体体现。形式本体和认知建构是电影诗学的两大特包,它们具体体现了波怨维尔中观研究的理论企图,但也存在着一定简约化的风险。研究者应以兼容的态度来对待备种电影理论,丰富和繁荣电影理论研究。     

论《边城》乌托邦的想象诗学

1519年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发表了一部有关理想社会的游记体小说《乌托邦》,尽管后来有人认为这是作者心血来潮的遐想,但是乌托邦作为文学创作传统在西方得到了延续。至于中国的乌托邦文学．张隆溪认为：“在陶渊明之后。传统中国文学写桃源的诗文虽然很多,却少有人从理想社会的角度进一步发挥其寓意……由此看来,中国虽然在西方传统之外提供了一种乌托邦的概念,但并未形成一个乌托邦的文学传统。”如果从理想社会的细致描写上来看。的确如此,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部分作家对精神原乡的构想无疑丰富了文学中乌托邦现象的思考。沈从文的《边城》即是一个典型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