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创新:理论蕴涵、实践困境与路径探寻

社会治理创新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面临的政府管制模式制约、公民社会力量微弱、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障碍,应当通过推进行政改革,发挥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主导性作用;拓展公民社会参与路径;提升基层民众社会治理能力;建立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衔接运作机制等途径,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浅析我国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属性与治理模式

作为国家、中央政府的延伸与代表,地方政府在地方政治中的核心主体地位不断增强,改革与创新正在成为其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议题。而随着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模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主动增强地方政府的核心能力、优化其治理模式,才能更好的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基于此,文章首先对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属性进行了阐述,然后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与缺陷,最后以协作管理为语境框架,给出了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     

寻求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服务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创新合作

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行政形成了巨大冲击,在此次政府再造过程中,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和非政府组织的崛起,以及二者合作关系的确立,为促进公民参与,实现现代社会权力和权利平衡奠定了基础。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行政改革,要实现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同样需要处理好服务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合作问题。     

我国依法行政制度建设的社会基础与路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其中对公共行政组织社会形态的定型、传统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管制行政向治理行政转变等等的改革成功,都是确立依法行政制度定型化的先决条件。依法行政制度建设,不仅应遵循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而且要适应社会多元结构模式的变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对依法行政组织形态整合的要求。     

社会建设与地方政府治理改革

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改革,不仅是政府自身结构与功能的优化调整,还是国家逐步还权于社会一个自主意义的社会成长的过程,更是转型时期现代社会建设对合法政府与有效政府强烈需求的必然反映。社会建设既为中国政府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外在刺激性力量,也对政府角色定位、权能发挥提出了最为现实和迫切的要求,能否有效推进社会建设直接关系着地方政府治理改革的进程与成败。现代民主的基本理念和规则赋予了国家和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开展社会建设、服务社会必须满足社会的民主的本质要求。在本质上,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过程是社会民主形态构建和发展的过程,推进社会民主,构建社会的民主生活,成为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基本使命,而充分促进和保障社会的独立和自主,确保政府服务社会职能的发挥与社会自主性的发挥有机结合,这既是中国现代民主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行动逻辑。     

中国特色服务型政府的模式与建构探讨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巨变,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回顾前五次的政府机构改革,在精简机构、服务经济方面成绩显著,但却忽视了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大部制"改革意在推动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中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服务理念远未真正形成;政府公职人员的服务意识淡薄;公民参与制度不完善,公民自觉参与意识不强;缺乏相应的制度、法律的保障,存在制度短缺问题;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不足。在加快中国特色服务型政府建设上,必须抓好以下工作要件,即:树立现代政府治理理念,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责任感;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机制,实行政务公开化;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建立和健全科学的行政责任制,以提高公务员公共服务的能力;建立广泛的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形成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逐步建立与服务型政府相匹配的公共财政体制。     

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

空间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方式,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权力结构在空间生产上的作用及反映。党的领导体制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以融入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和基层社会的方式介入空间生产。中央权威与地方自主的平衡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行政体制框架,中央政府引导地方空间治理行为,实施国家空间发展战略;地方各级政府从空间商品化中增加财政收入,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政府既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空间生产,又防止空间过度资本化;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驱动地方各级政府与其共同促进空间商品化。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协同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推进路径,政府整合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空间需求;社会参与促进政府回应民众空间诉求,形成共治共享的空间治理格局。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治理机制

行政区划作为权力结构和行政体制的空间投影，调整行政区划是塑造空间治理格局、提升空间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和必然要求。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制度供给、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发挥的支撑关系，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在现代化背景中的治理意义，要求持续优化行政区划体制。行政区划调整蕴含空间生产和尺度重构的价值功能，有利于规范国家治理中的权力运作，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行使，并通过均衡资源配置来增进空间正义。根据行政区划的实质内容及空间治理的价值目标，推进新时期的行政区划调整，需要集中处理好政府改革与社会治理、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地理区域与制度场域、本土实践与域外经验这四组关系。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控制腐败的战略选择

政府职能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国家职能的重心是不同的。在市场经济下，继续实行那种管制行政、微观管理的无限政府管理制度，必然造成政府职能的错位、越位、缺位，必然导致行政腐败。因此，变管制行政为服务行政，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加快审批制度改革步伐，是控制腐败的战略选择。     

两种政府模式下的“放管服”改革比较

从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比较视角对"放管服"改革进行分析,有助于澄清"放管服"改革的价值导向和目标要求。以"理念定位—组织安排—方式(工具)选择"为逻辑主线,对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两种模式下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给予理论比较,并运用该比较框架对地方"放管服"改革的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放管服"改革总体效果较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较为一致,但仍存在诸如改革的效率主义取向,重形式轻实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三者不协同等问题,亟须对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导向下的"放管服"改革给予理论甄别,明晰"放管服"改革应自觉秉持服务型政府价值导向。亦即,既要以服务型政府引领"放管服"改革的进程,促进减权、清权、确权落到实处,政府事中事后监管得当有力,公共服务能力加速提升,又要以"放管服"改革倒逼服务型政府建设,突破政府自身改革的阻力与困境,着力塑造公民本位、社会本位、市场本位、权利本位的现代政府管理理念。     

非正式官僚、不完全行政外包与地方治理的混合模式

在地方治理实践中,正式官僚与非正式官僚共生共存的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行政发包和契约外包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一个不完全行政外包的理论框架,借以揭示地方政府治理的混合模式。这一治理模式跨越政府组织边界,融合行政发包与契约外包的要素,同时在政治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降低行政成本,有效地缓解治理风险与治理效果之间的张力。通过对S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的分析,本文阐述地方政府不完全行政外包的组织运行逻辑,并就其预期与非预期后果展开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治理方式的变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这与长期以来高效的政府治理密切相关。在各个发展阶段,政府治理层面表现出的特点和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有所不同。改革初期,依靠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聚集全部资源和力量,使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改革全面推进时期,治理主体开始由一元向多元转换,新的政府治理理念逐步确立,治理手段也由管制向服务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政府治理要走向现代化。其基本路径就是,顺应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建立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结构,最终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运行机制的个案调查与思考--以H市为例

十六大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都把打造服务型政府作为行政改革的目标。通过对H市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地方政府部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诸多举措尚流于浅表,突出存在着诸如行政理念滞后、体制构架不合理以及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障碍,因此,在今后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实现从执政理念到运行机制的根本变革,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与WTO接轨的需要,以公共服务为目标导向的现代政府管理新模式。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全面社会管理: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变革之路

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取决于政府管理体制上的安排。和谐社会需要和谐行政作保障,和谐行政则要求政府在公共治理方面有所转变。全面社会管理既是现代政府实现良好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模式、特色与趋势: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从“横向重组”到“纵向分权”:经济发达镇创新地方治理体系的路径——基于容桂“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案例研究

"简政强镇"事权改革不仅是经济发达镇解决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张力的有效出路,而且是优化地方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容桂街道借助"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契机,通过"横向重组"和"纵向分权"两个维度,实现了地方治理体系的创新。通过"横向重组",容桂街道已初步搭建起党政合署办公、决咨委决策与监督及公共服务体系良性运作的新架构;通过"纵向放权",容桂街道以"简政放权"为契机,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并让其参与社会管理事务,搭建起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的基本格局。容桂街道创新地方治理体系实践不仅为实现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地方治理转型奠定了基础,也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地方性样本。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其重点

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政务公开、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公正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改革、公车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反腐倡廉等十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推及未来“,十三五”期间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将重点围绕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推进事业单位制度改革,加快和加大力度建设“四个政府”,推进政府廉洁履职和反腐败斗争,坚决处理为官不为、克服庸政懒政怠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加快各项行政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等十个任务展开。     

我国地方政府效能提升的问题及路径探析

政府效能是指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依法行政,完成政府职能规范的目标与任务程度的综合评价体系,西方国家称之为"公共生产力"或"公共组织绩效"。政府效能不同于政府效率,其重视供给产品和服务的质效,注重公共管理或公共政策产生的效果,目标指向性较强,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融合。加强政府效能建设是深化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环节,也是新形势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遵循和必然要求。     

“软编制约束”:对地方财政供养规模隐性增长的一种解释

“软编制约束”是指地方政府突破核定编制约束,向社会或下级政府索取人力资源,由此造成政府财政供养规模的隐性增长.地方政府突破编制约束的动力机制在于:为应对考核机制,地方政府不惜动用人海战术对社会进行管理与控制,而政府扩张规模引起的责权利不对称对此也有影响.从宏观制度背景看,中国特殊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和纵向政府间关系增强了这一趋势.基于此,治理范围的调整、治理重点的转变、治理的多元化、治理能力的提高等应是今后地方政府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