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法律构造

我国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屡禁不止,社会危害极大,增设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具有必要性.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危害行为须同时具备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运用和胎儿性别示明两个要素;基于公共利益保护而对生育知情权进行的限制应当保持极度克制,胎儿父母不应成为犯罪主体.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主刑的基础刑宜设置为短期自由刑,并宜同时规定加重刑.为保障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有效适用,应当允许运用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手段并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措施.     

试论非法行医罪的立法完善——以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为视角

某些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程度,有必要通过刑法的手段加以打击和遏制。现行刑法典关于非法行医罪的规定已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笔者建议从两个方面对刑法典关于非法行医罪的规定进行修改:(1)删除刑法典第三百三十六条对非法行医罪主体的限制性规定,将该罪主体设置为一般主体;(2)将非法行医罪客观方面的表现明确化,并将非法为孕妇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纳入其中。     

遏制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行为的刑法学思考

某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对一起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案做出了处罚，引出了当前社会普遍关注和激烈讨论的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行为是否应该通过刑法来调整的问题。根据我国对该行为规定的立法现状分析，目前对该行为主要是采取行政处罚的措施。但是，行政处罚的力度明显不足以制止该行为的发生。从犯罪论的角度来看，通过刑法对该行为进行规制存在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结合我国具体实践，     

论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的法律责任

今年4月以来,根据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七部委局联合印发的《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方案》要求,各地严肃查处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处罚和曝光了一批违法案件,但部分行政执法人员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适用存在模糊认识。因此,本文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法律规定和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供有关执法人员和立法者参考。     

三门法院“B超堕胎一条龙”案开庭审理

本刊讯10月9日，发生在浙江台州、宁波等地，曾引起社会各界和媒体广为关注的“B超堕胎一条龙”案在三门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张标、刘凡侠等6名被告人，因利用B超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取环、堕胎、抽羊水等行为，涉嫌非法行医罪、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而出庭受审。据检察机关指控，2003年至2005年期间，     

一起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及终止妊娠手术案引发的思考

笔者通过对一起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及终止妊娠手术案件的评析,提出在卫生行政处罚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涉及到多个行政执法部门、多部法律竞合的问题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旨在探讨通过部门联动、无缝隙的行刑对接,对各种形式的非法行医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维护法律的尊严。     

非法行医罪主体认定中的两个问题探讨

近年来 ,出现了数起社会影响巨大的非法行医案 ,如河南胡万林非法行医案 ,江西南昌个体牙医章俊理非法行医案等。在这些案件的处理过程中 ,控辩双方对涉案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存在严重的分歧。争议的焦点之一 ,是行为人是否具备非法行医罪之主体要件。一、如何正确理解刑法第３３６条规定中的“医生执业资格”？（一）判断是否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标准是什么？根据刑法第３３６条第１款的规定 ,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 ,即仅限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显然 ,对非法行医罪主体要件的正确把握和认定 ,关键在于要对“医生…     

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的刑法规制

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攀升,男性出生胎儿的数量越来越多于女性胎儿的数量.本文认为,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助长了出生胎儿性别失衡,这一现象的存在将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因此,应当对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进行刑法上的规制.     

非法行医案件的特点与检案方法探讨(附8例分析)

新刑法第336条界定了非法行医罪,该罪可判处罚金至10年以上有期徒刑,属于刑事案件.其中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或造成就诊人死亡的非法行医案件的检验成为了公安机关法医业务的新内容.此类案例鲜有报导,本文通过8例非法行医案件的总结分析,探讨该类案件的特点与检案处理方法.     

非法行医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探讨

97刑法增设非法行医罪,对于规范国家医疗卫生秩序、打击非法行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刑法对非法行医罪只作了抽象性的规定而缺乏可操作性,司法机关在对该罪的法律适用上存在较大的难度,同时,理论上对非法行医罪的界定也存在诸多争议。本文探讨了非法行医罪构成要件的理论分歧,并对非法行医达到＂情节严重＂的界定和非法行医罪中结果加重犯的因果关系认定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我国非法行医罪量刑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以全国27个省份法院裁判文书作为实证研究样本,运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对我国非法行医罪的量刑进行分析,观测我国非法行医罪量刑的基本特征;对影响非法行医罪量刑的诸多因素进行概括总结,探索基于不同因素在量刑上的差异及对量刑的影响。发现当前我国非法行医罪量刑上值得推广的经验和需要改进的问题,期翼为我国非法行医罪的理论繁荣提供经验基础,为司法人员量刑提供参考。     

非法行医罪在刑法学理论上的定位

非法行医罪在相关的法律中并没有详细的介绍,但是其在现实生活中是有一定作用的.非法行医罪作为法律规范对医疗管理及保证公民健康权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对非法行医罪是一种职业犯进行分析.对非法行医罪是行政犯进行分析、对非法行医罪是身份犯进行分析、对非法行医罪中的医疗行为进行分析四方面,对非法行医罪在刑法学理论上的定位进行分析.     

非法行医罪的刑事立法分析

本文认为人们对非法行医罪诸多分歧性的理解,造成了非法行医罪的运行冲突,抑制了非法行医罪作为规范作用的发挥,对该罪进行立法分析,有助于对非法行医罪的把握。     

砒霜治死病人 庸医获刑

日前,砀山县法院对一起非法行医案作出判决,以非法行医罪判处被告人王作静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言林、王月月抚养费等经济损失8万元。     

中草药致死非法行医案件的勘验分析

根据非法行医罪自身的特点以及实践勘验多起非法行医案件遇到问题进行剖析,拟确定技术有效的勘验和准确的鉴定思路。     

对章俊理非法行医罪的一点看法

江西省南昌市个体牙医章俊理非法行医、伤害一案，像一颗炸雷，轰动了南昌，轰动了江西，也轰动了全国。一时间报纸、电台、电视台竟相报道，声讨之声铺天盖地，影响之大超乎寻常。笔者在本案开庭之前，曾介入过该案，对该案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现仅就章俊理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一、何为非法行医罪非法行医罪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6条第1款规定的：“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什么是医生执业资格，刑法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目前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笔者认为，执业资格主要是行为人本…     

非法行医罪疑难问题研究

非法行医罪是我国于1997年新增设的罪名,在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理论界和司法界对该罪的理解存在着诸如对于非法行医罪中主体的认定、非法行医罪行医行为等问题多种不同观点。同时,伴随我国医疗服务业迅速发展,如何有效对其进行规制,迫切需要学者给予理性回答。本文通过相关案例介绍及对争议焦点分析,探寻非法行医罪主体、"行医行为"、救助行为等疑难问题的解决方案。望能为日后非法行医罪实践难题的解决提供帮助,促进医疗行为有序进行。     

2016年5月1日起施行整治“两非”新规

2016年3月28日,《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经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并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同意后正式公布,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原国家计生委、原卫生部、原国家药品监管局2002年公布的《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同时废止。据了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持续30多年处于偏高状态,2015年仍高达113.51。为加大整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的工作力度,有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于     

关于法律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一点思考

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而现实中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等现象并未因此而有所遏制。此中,经济、社会等现实原因是主要原因之一。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医疗纠纷案件的司法鉴定处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医疗纠纷案件(包括医疗事故罪和非法行医罪)的司法鉴定,目前存在鉴定模式、鉴定程序的争议;鉴定人的认识亦不尽一致。本文结合鉴定实践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