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司法认定

在我国,合法的直销仅限于单层次直销,而传销包括多层次直销(即"团队计酬")、金字塔欺诈销售(收取"入门费"、"拉人头"),均为《禁止传销条例》所取缔。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正式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独立入罪,明确规定在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之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24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适用疑难问题解析

正本文案例启示:《刑法修正案(七)》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认定更为严格,"传销"在具体内容上不包括团队计酬型传销。即使存在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也不能据此否定传销活动的性质。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的范畴要大于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判断时需谨慎考量。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情节严重"不是定罪情节,而是量刑情节。传销是中国特有的名词,是伴随着直销这一营销模式进入中国内地而出现的,其在我国的法律规制经历了从最初的无法可依到全面禁止、有条件许可,再到刑法入罪等发展过程,其内涵和外延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正确理解适用刑法中的组织、领导传销活     

中国传销的概念清理及其入罪检讨

传销在中国用语混乱,其性质与范畴在不同时期差异较大,但欺诈传销一直是打击的重点.欺诈传销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需以刑罚规制,但不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欺诈传销不是一种经营行为,而是以从事经营活动为名的经济诈骗行为,应当独立成罪.<刑法修正案(七)>的组织领导欺诈传销罪规定的要件内容和所处位置恰当,但最高法定刑偏低.     

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刑法修正案(七)》设置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但对本罪在刑法上所属类型和性质,在学者之间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根据《刑法修正案(七)》是针对传销犯罪行为即欺诈的传销行为所作出的专门性规定,排除了非欺诈性传销行为的犯罪性.因此,构成本罪的行为,不能再按《刑法》第192、266条所规定的“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定罪处罚.实施传销活动,既包括对其组织的组织行为,也包括在其组织内实施的实行行为.本文指出根据传销组织实行的五级三阶制的组织形式,本罪的犯罪主体应包括培训员、代理员和代理商这三类人员.     

非法传销 一个跑不掉

2012年5月23日，灵璧县检察院对吕霞等6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吕霞、周佑明、崔莉、卢伟、闽凡兰、朱敬峰6人．系灵璧县灵城镇居民，均是“太平洋精彩生活”高级会员。自2010年以来．他们以电子商务为幌子．以太平洋官方网精彩生活为依托．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借口．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疑难问题探析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传销"不包括团队计酬型传销.对从事团队计酬型传销活动,情节严重的,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对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针对参与传销人员实施的轻度犯罪行为和重度犯罪行为,在定一罪还是数罪上需要区别情况.从事传销活动,同时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解析——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之一

以往司法解释将组织、领导传销行为作为非法经营罪处理既不符合刑法基本原则,也不利于实现有效打击传销的犯罪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领域的具体表现。积极参加者的身份转化后也应按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处理。实施了组织、领导行为又实施了其他犯罪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按照想象竞合犯、牵连犯和数罪并罚理论加以认定。立法中＂骗取财物＂的表述应理解为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传销只包括拉人头式和收取入门费式传销,不包括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中的团队计酬式传销,对团队计酬式传销不应以本罪追究刑事责任。组织、领导包括引诱和胁迫行为。在比较法定刑轻重时,在主刑完全一致的情形下,应当比较附加刑的轻重。     

离石百姓“零距离”感受检察机关办案

2014年5月,山西省离石区检察院受理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马某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案情简介】2013年7月，马某以推销美琪丽尔美容产品为名，要求受害人每人投资1．98万元购买一套美容产品，获得加入资格，加入后，再发展两人作为下线，获得担任组长资格即可出盘。在传销过程中，参与人以发展组员数量作为计酬、返利标准，引诱受害人高某等14人参加传销活动，从而获得巨额财物。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认定

<正>【裁判要旨】以销售、经营商品作为幌子,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同时触犯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两罪系法条竞合的关系,应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传销罪"罪名法定化之研究——兼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中"组织领导传销罪"

2008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国外对传销罪普遍予以刑罚规制.我国新增传销犯罪有其必要性.该罪的设立应遵守适度和协调的原则.传销罪是指行为人组织策划或积极参与以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为幌子,以高额回报引诱人员加入,获利主要来源于发展人员所缴付的费用,而不是基于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之合理价格,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予刑罚处罚的行为.传销罪与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罪存在差异.该草案设置的传销罪尚有需要完善之处.     

浅析非法传销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近年来非法传销行为屡禁不止,其与合法的直销经营行为之间存在较多类似表象,导致普通民众将非法传销误认为直销经营而遭受损失。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传销罪,为今后打击非法传销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本文就如何区分非法传销行为和直销经营活动,以及适用最新的刑法规定打击传销行为加以论述。     

梦断刑法新罪名的B级传销者

从事传销的姬鹏飞半年内不计血本让自己和亲朋好友在"人头"传销中损失70多万元,使他得以升任传销组织的B级经理。在成为千万富翁的诱惑下,姬鹏飞继续大肆拉"人头"传销。过去打击传销过程中,工商部门没有对传销者采取强制管制的权力,公安部门又无处罚传销者的法律依据,造成传销组织恶性泛滥。今年2月28日,我国施行刑法修正案的新罪名"组织、领导传销罪",彻底粉碎了姬鹏飞的百万富翁梦想,他也因此成为首个因"组织、领导传销罪"而被拘捕的传销者。     

办理传销犯罪案件的难点及对策探讨

传销犯罪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侵害了广大群众的经济利益,而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为了更有效打击传销犯罪,《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但在司法实务中,侦办传销犯罪案件仍面临着不少困境,文章通过分析当前经侦部门在办理传销犯罪案件时面临的难题,提出一些应对之策。     

论传销型集资犯罪中不同人员的区别定性

自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来，传销型集资犯罪行为人应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抑或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直存在争议，但鲜有人提出对同一传销组织中不同类型的人员应区别定性。然而同一传销组织中，有传销活动的发起、策划、操纵、管理、协调、宣传、培训人员，还有传销活动的积极参加者等，不同人员的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不同，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不同，单一定性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笔者认为，应在准确界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处罚对象的基础上，将传销活动一般组织者、领导者及传销活动积极参加者定性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将违反传销规则擅自转移传销资金的传销活动的操纵人员定性为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具有双重目的及行为的予以数罪并罚。     

论我国有关传销犯罪的立法完善

本文通过对传销犯罪活动发展情况的调研,介绍了我国当前传销犯罪的概况,评析了目前传销活动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然后,从研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法背景和实践中碰到的问题入手,分析了我国在打击传销犯罪方面的立法空白,阐述了从严惩治传销罪的必要性。最后,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制度进行介绍,对如何完善我国相关立法提出相关建议。     

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及完善

非法组织传销犯罪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以往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犯罪时,分别以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造成同一行为罪名的不统一,《刑法修正案(七)》将此种情形统一为组织、领导传销罪。本文将从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法背景、犯罪构成以及与相近罪名的区别入手,对《刑法修正案(七)》中关于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关完善措施。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诈骗罪的竞合论探析--以利用保健食品传销犯罪为角度

利用保健食品传销犯罪是新型的传销犯罪,其在骗取财物的过程中涉及对保健食品的虚假宣传,其构成要件要素又与诈骗罪具有交叉部分,而"两高一部"的《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并未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诈骗罪之间的罪数讨论予以明示,有必要通过二罪理论上的竞合论争议,比较日本刑法的竞合论规定,结合我国竞合论的规定,明示利用保健食品传销犯罪与诈骗罪的交叉部分的罪名适用关系。     

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及完善

非法组织传销犯罪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以往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犯罪时，分别以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造成同一行为罪名的不统一，《刑法修正案（七）》将此种情形统一为组织、领导传销罪。本文将从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法背景、犯罪构成以及与相近罪名的区别入手，对《刑法修正案（七）》中关于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关旁善措茄．     

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四条的理解与适用

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七)》第四条的罪名可界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但其设立的科学性值得商榷,因为传销活动不宜作为刑法规制的对象,本罪分类归属也不当。文中指出应根据罪状分析其构成特征包括对象特点、行为特征、主体特征、罪数特征及相应的量刑规定,其中存在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