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适用的慎重性问题

在当前的情况下，有必要对过去虽然重视但探讨不多的死刑适用慎重性问题进行全面的研讨。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当前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死刑适用的慎重性，既包括适用死刑的慎重性，也包括不适用死刑的慎重性。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死刑政策的重要方面，需要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角度进行必要的分析，注意刑事案件适用死刑之问题的重要性，强调死刑适用或者不适用的谨慎性。适用死刑，或者不适用死刑都有必要适应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量刑责任概念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一直把社会危害性作为量刑的主要根据,但是,由于其存在定义含混、结构不清、评价笼统等缺陷,所以,量刑论应当以“量刑责任”取代“社会危害性”作为首要基准.量刑责任是对犯罪严重性程度的可谴责性与可罚性评价,它与刑事责任、答责性之间有着明显区别,因此,必须分阶段地考察量刑责任和量刑预防,借助量刑方法论的科学运用使其逐步代替社会危害性的概念,并确保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效实施.提倡量刑责任的概念,有利于充分发挥量刑基准的功能与合理评价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孔子“义利”观与现代法治和谐理念

孔子思想是第一次文化轴心时代人类思想的伟大创造,儒家社会理想的本原是“和谐”。孔子纳“仁”入“礼”,希望通过体现以民为本的社会正义观的“礼法”体系去整合社会,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孔子的利、义观中,个人之“利”与个人之“义”并不相互冲突。孔子的“义利”观体现了法律的利益调控功能与正义价值的和谐统一,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有契合性。孔子思想中所体现的“利”与“义”的和谐统一观,对今天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五月花”爆炸案人身损害赔偿法律适用的思考

五月花爆炸案已发生两年多，由于该案伤亡人之多，社会影响之广，又是国内１９９４年施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法》）以来消费者向经营者索赔法律上有重大争议的案件，现二审法院虽然终审，但是涉及法律适用上存在不同看法，笔者通过代理实践认为二审法院适用民法“公平原则”的判决，忽略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７日，珠海市某医院医生吴某某，收受病人黎时康送的外表为盒装的“五粮液酒”，该酒盒里实际所装的是一颗私制的拉发式炸弹。黎时康企图报复给他治病未愈的吴医生。１９…     

“宪法间接适用论”质疑

对于宪法的适用,目前我国有学者主张放弃宪法直接适用论而择宪法间接适用论。但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法律适用是将抽象的法律规范与具体的法律事件相联系,以抽象的法律规范为标准对具体法律事件进行评价并做出具有法律意义的决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只能是直接适用而不可能是间接适用。作为法律之一种,宪法适用也只能是直接适用而不可能是间接适用。就合宪性解释而言,它是以宪法为标准来确定法律条文的含义,此时宪法调整的对象是法律而不是法院正在审理的具体案件,因此,合宪性解释本身就是宪法的直接适用而不是间接适用。而所谓的宪法间接效力论和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论也无法为宪法间接适用论提供理论支持。     

“经验”何以成为“法则”--对经验法则适用困境的考察、追问及求解

经验法则之于法官认定事实意义重大。然而自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正式明确经验法则的法律地位以来，十余年的司法实践并没有使它成为坚实的“法言法语”印入法官脑海，反而陷入诸多适用困境，适用数量严重偏低，适用质量十分欠佳，修辞意义大于论证作用，华而不实的现象较为突出。如此情状既有法官素质的羁绊等主观原因，也有经验法则的掣肘和司法环境的阻滞等客观原因。为使法官远离事实认定的“自动售货机”，在微观层面，需要重构三类适用模式———指引模式、论证模式、中介模式，重塑“反思平衡”的思维方法；在中观层面，需要引入民主机制增强交流，完善程序控制加强规范，推进经验法则的案例化、类型化与体系化；在宏观层面，需要大力提升法官素养，使之兼备法律人“出世”和普通人“入世”的品格，还需构建宽容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理性、负责、温和的媒体环境。     

论公法规范在国际私法中的地位——“直接适用的法”问题的展开

在传统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只涉及到私法领域，法官并无适用外国法规范的义务和可能性。本文以欧洲大陆法的“直接适用的法”理论为背景，以公私法的划分为切入点，讨论外国公法规范的可适用性。对相关理论和立法例作了深刻检讨和评判，并结合“直接适用的法”理论，讨论了外国公法规范适用的客观具体样式     

反思与选择:我国财政法律的域外适用

类比《证券法》等部门法的域外适用立法实践，我国现行有效的财政法律在域外适用制度方面还呈现出相对保守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域外效力之管辖权确立规则缺失，法律责任规则之域外效力内容不明确，域外适用之实施效果不确定，域外适用效果之保障规则缺位。反思欧美等国家的域外适用立法实践，其过度域外适用也带来了国家主权利益冲突、管辖权冲突、遭遇他国阻却性立法之限制等挑战。故在财政法律的域外适用原则上，不宜突破国际礼让原则、实际联系原则、相称性原则之限制，以寻求域外管辖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克服不当域外适用的负面效应。具体域外适用规则之确立方式，可按各类财政法律法规的功能区分，选择性设定域外适用效力规则与域外适用效果规则。对外妥当运用互惠原则、多边主义国际管辖权规则以协调国际管辖权冲突。以期在财政领域中提升跨境监管的力度与效果。     

论逮捕和人权保护

一、正确理解逮捕的三个特征 （一）逮捕具有双刃性特征 李斯特曾言：“刑罚犹如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则个人与社会两受益；用之不当，则个人与社会两受害。逮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孙谦博士指出，“逮捕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然而却是以限制或剥夺具体人的基本人身自由为条件的。     

受贿罪死刑适用社会效果调查研究

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社会效果,包括社会主体各阶层对死刑适用于受贿罪的认知,以及将死刑适用于受贿罪对社会主体各阶层的影响两个方面,处于互动之中的社会评价与社会影响共同构成受贿罪死刑适用社会效果的范畴体系。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对将死刑适用于受贿罪的认知、感受及其评价并不相同;死刑适用的社会意识及其效果也受制于不同群体的人员与受贿罪犯之间的关系远近;行刑方式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死刑适用的社会效果。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适用规则刍议

“上位法”、“下位法”是根据位阶的不同对法律规范所作的区分。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强调的是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时,司法机关应优先适用上位法。在上位法允许下位法对其作出变通规定,或者下位法的实施性规定没有抵触上位法时,则会出现“上位法优于下位法”适用规则的例外司法机关应优先适用下位法。     

论中国《法律适用法》中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在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强制性规定的适用,该条所谓的"法律"并不要求强制性规定必须来自法律与行政法规,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该条中的"强制性规定"一般来自法律与行政法规。尽管如此,我国法院仍然可以利用两个途径考虑地方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的强制性规定。该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涉及宽泛的民商事关系。强制性规定可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对于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法律与行政法规对其效力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若无明确规定,不能仅以违反此类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合同领域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可分为"管制型规范"、"半管制型规范"和"衡平型规范"。管制型规范应直接适用;而衡平型规范的适用必须经过冲突规范的指引;半管制型规范只有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能直接适用。     

论国际体育仲裁适用的“法律”

在国际体育仲裁中,能否为体育纠纷寻求适合的法律适用,能否获得令人信服的解决结果,将决定体育仲裁的公正与效率。对于源自这一规则性极强并素有自治规则体系的领域之纠纷,法律规则应否介入以及与体育自身规则如何协调,成为纠纷解决的长久困惑。探讨国际体育仲裁法律适用的基本范畴,应作为深究国际体育仲裁尤其是强制性仲裁法律适用之相关问题的起点,也有益于梳理其对传统仲裁法律适用规则的呼应与变革。     

法律适用，“政府采购法”应优先“招标投标法”

对于“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部分内容的冲突问题，一直以来是困扰地方各级政府采购人员的重要问题。“立法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是法律专业人员尽知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文试以这个规定为法律依据，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对所列举的“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的若干冲突问题的处理进行探讨。     

法律原则在个案中的适用

法律原则的可诉性已为学界所公认,其重要性亦无需多言。司法者将法律原则作为裁判依据适用于个案时,必须严格遵循其适用的条件和方法,在冲突的规则与原则、原则与原则之间进行衡量取舍,正确适用法律原则从而实现法的正义。又由于法律原则的高度抽象性,必须对原则的适用做出严格限制,防止法官滥用司法裁量权恣意裁判,防止法官借用法律之名对社会生活实施道德干预。     

犯意转化情境下司法适用标准的界定

在犯意转化情境之下,某些犯罪的罪与非罪界限问题会变得模糊,犯罪停止形态、罪数等问题也会变得具有争议性。应明确中止犯的自动性作用于具体明确的犯意而非抽象概括的犯意,中止犯决定道德性并非决定自动性之必然要求。在罪数认定上,应以犯罪行为中途是否发生"停顿"作为评价的一罪与评价的数罪之区分标准,以是否可能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作为罪数之认定标准,并依据犯罪行为中途发生"停顿"之时同质犯意转化与异质犯意转化之别作出不同评价。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正确理解适用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思想源于古希腊自然法思想之正义观。作为一项法律规范,它最早出现于古罗马时期。在法律文化的变迁过程中,罪刑法定、无罪推定、刑法谦抑主义、正当程序等刑事法律思想为该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滋养与理论支撑。但是,由于缺乏对该原则内涵的准确把握,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至今仍存在多种滥用该原则的现象,这不仅损害了司法公正,也削弱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所以,对该原则的使用范围、使用条件和使用阶段需要从司法实践出发认真思考。     

论古玩交易中的法律适用

古玩交易方兴未艾，纠纷颇多，其行规与法律规定多有不合之处。古玩交易的主体、标的、目的与普通交易相比均具特殊性，具有专业性、非消费性、投机性的特点。有鉴于此，应将古玩交易的具体、特殊情形适用于抽象的法律，在意思表示错误中应考虑到交易主体的过失，有选择的适用欺诈规则，以此达到行规与法律的协调，实现公平，为古玩交易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障。     

“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的纠缠与厘定

“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具有各自独立的学术品格，“人身危险性”不能寄居于“社会危害性”之下并被其简单囊括。人身危险性的介入并不排斥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彼此内涵中究竟以行为还是以行为人为中心是界分二者的核心基准。“人身危险性”概念应该得到正本清源的澄清，“人身危险性”这一容易引发歧义的概念应该还原为“社会危险性”。厘清“人身危险性”的概念具有多元化的现实意义，是我们顺利接纳并重新认识其学术价值的理论前提。     

论“社会权”的给付行政保障

"社会权"系与"个人自由权"相对应的新兴人权,是当代"福利国家"人权的重要内容。"社会权"的国家保障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给付行政。给付行政行为作为一项授益性行政行为,体现为"国家生存照顾"之积极义务,其范畴涉及提供基础设施之行政、社会行政、促进(助长)行政、资讯行政等领域。给付行政行为适用"重大事项保留"原则,主要通过公法和私法协力的方式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