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为民做主”进行到底

将“民主”解释成“为民做主”,现在是要被视为一种落后观 念的。进步的观念应该是,民主既不是“为民做主”,那样有替天行道的意思,也不是“让民做主”,那样暗含了“也可以不让你做主”的意思,而是“由民做主”,即“做主”本来就是上天赋予民众的权利,不存在需要通过其他什么人来“为”一下、“让”一下的问题。     

“为民做主”与“由民做主”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从来就勇于为人民利益而献身，为群众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不过，眼下有的领导干部不论何事，皆习惯于“为民做主”，甚至异化为“替”民做主。比如，有的地方每年要为老百姓办若干件实事，虽然事先也曾向群众征求意见，请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可末了还是“听领导的”，以至有的“实事”办了之后，群众并不满意。再如，有的地方强行拆迁上项目，名日“加快经济和城镇发展”，实则掺杂着领导干部“快出政绩”的初衷，劳民伤财，     

“人民作主”不是“为民做主”

一起校园投毒案,因证据不足久拖3年未决,在某省人大常委会监督下,才得以处理,当事人送去写着“为民做主、恩重如山”的锦旗表示感谢。记者发稿,主编删去“为民做主、恩重如山”8个字,并批注:是“人民作主”,不是“为民做主”。人大监督是权力也是义务,恩重如山是封建糟粕。     

别怠慢了“为民做主”

很有些人对有些“清官戏”中的“清官”如于成龙如李高成很有些敢于“为民做主”的精神不感冒、不屑一顾、不以为然。客气点儿的,说“为民做主”不利于民主、法治建设;火气冲的,则斥“为民做主”是“古老精神‘复活’”,会带来“民族‘复死’”之灾。猛一读一看,对此论还真有些同情和同感。但后来细细读,又细细想,感觉就有些异样了。     

“我的彩铃谁做主”关乎权力的边界

据说，某地为推广抗震救灾歌曲、弘扬抗震救灾精神以及表达本地人民对援建的感恩之情，将本地所有手机、座机、大灵通和小灵通用户的彩铃和炫铃音陆续更换为指定的抗震救灾曲目。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该不该弘扬？该!人民对援建的感恩之情该不该表达？该!但是，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和表达感恩之情，却不该以强制更换用户的彩铃和炫铃音的方式进行。因为“我的彩铃谁做主”不仅关乎法治社会下政府权力的边界，更关系个人权利的保护与私人空间的自治。     

“民转刑案件”的特点及对策

所谓民事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指的是社会生活中的民事矛盾纠纷，由于得不到及时化解，社会干预机制不健全，很多当事人采取了极端的自我了断的方式，导致民事纠纷转化为刑事犯罪案件。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日渐增多，在社会生活中引发的民事纠纷也日益增多，“民转刑”刑事案件也呈高发态势，成为陶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不安定因索。因此，认真研究“民转刑”案件的发案规律，积极探索从源头上治理“民转刑”案件的长效机制，对于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积极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且慢回家卖红薯

明朝嘉靖年间,严嵩祸乱朝政,民不聊生。“红薯秀才”唐成以真才入仕,出任七品县令,唐成上任伊始,清廉刚正,机智勇敢地战胜了对手严嵩之妹、一品诰命夫人,在百姓中留下美名。其立下的“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为官信条流传至今,经常听到有些领导同志每每用此语达己意,表己情。细究唐成这句话,其实包含     

公权力不该如此“为民做主”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样的思维方式曾经是人们对于好官的赞颂,然而在现代政治文明生态里,公权力却必须注意行使的方式和边界,不是简单一个为民做主就可以概括的。     

我说“民主”

中学时代就不断高喊过“民主万岁”,但总觉可望而不可即。特别是稍长后看到我们学习榜样的“老大哥”,只强调专政,不实行民主;党同异伐,滥杀无辜,更心存疑异。无以解颐,遂从文字游戏之中寻到解释,便心安理得了。“民主者”,“民、主也”,即你是“民”,我是“主”,万民之主也。正如“公仆”可谓之“我是公你是仆”,以及孙中山当年提出“天下为公”也会演变为“普天之下无不为衮衮诸 · · ·公”一样,不算勉强。所以官者管也;·官字两个口,管也是上下共口,这真叫无巧不成书了。 其实,“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说的已如民谣一…     

张金锁：开展“四走进”塑造新型检民关系

“四走进”活动延伸了检察工作触角，拓展了服务社会渠道，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三年多来，吉林省检察机关在检察长张金锁的倡导下，坚持深入开展“走进农村，走进社区，走进企业，走进基层”活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塑造新型“检民”关系，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高检院曹建明检察长指出：     

父母可以做主捐献子女的遗体吗?

读者:刘律师,我有一位亲戚因病去世了,他生前未说明是否捐献自己的遗体。我想问问您,他的父母可以做主捐献他的遗体吗?刘志民律师:《民法典》第1006条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     

父母可以做主捐献子女的遗体吗?

读者:刘律师,我有一位亲戚因病去世了,他生前未说明是否捐献自己的遗体。我想问问您,他的父母可以做主捐献他的遗体吗?刘志民律师:《民法典》第1006条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     

“铁饭碗”正被打破

“国考”热度不减，引发各方思考。有人指责这种社会精英干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于国于民都不利。公务员制度改革呼声渐高，政府也开始从制度层面打破公务员这个“铁饭碗”。终身制的公务员招聘制度，正在迎来一些转变。     

“大走访”走出大和谐

为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廉洁公正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检民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09年以来．郑州市检察机关连续三年开展全市检察干警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课堂“五进”千家行大走访活动。共出动干警5864人次，先后走访社区（乡村）1300多个．企业800多家，居民家庭5500多户，发放张贴《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致全市人民群众的一封公开信》、《检察工作服务指南》、《中小学生安全防范常识》.     

执政为民要坚持“三问”

2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五次座谈会，征求社会各界代表对即将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不仅有经济、社会领域的专家学者，有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界的代表，还有乡镇民政助理员、种粮和养殖大户、技术工人、返乡农民工、应届大学毕业生等基层群众代表。这是党和国家尊重民意、倾听民声、体察民情的又一反映，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生动体现。“三问”是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理念的生动实践，     

尊重“相邻权” 平安你我他

相邻权实质上就是一种“限制权”，虽然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但在行使时必须顾及邻里，甚至必须为邻里利益作出让步或牺牲，并不能“我的地盘我做主”——     

“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的纠缠与厘定

“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具有各自独立的学术品格，“人身危险性”不能寄居于“社会危害性”之下并被其简单囊括。人身危险性的介入并不排斥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彼此内涵中究竟以行为还是以行为人为中心是界分二者的核心基准。“人身危险性”概念应该得到正本清源的澄清，“人身危险性”这一容易引发歧义的概念应该还原为“社会危险性”。厘清“人身危险性”的概念具有多元化的现实意义，是我们顺利接纳并重新认识其学术价值的理论前提。     

人民调解工作在“刑转民”上的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妥善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为达到此目的,不仅需要我们积极预防“民转刑”的发生,更要求我们勇于探索和实践“刑转民”新机制。近期,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街道调解委员会成功调解了一起区检察院委托调解的轻伤案件。这是自去年4月25日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和杨浦区司法     

防治农村基层腐败的一项有效制度——对天津市武清区实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调研与思考

武清区辖5个街道、24个乡镇、741个行政村。全区82.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76.5万人,占总人口的93.1%。近年来,天津市武清区通过建立和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扩大了农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实现着农村政治建设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遏制了农村基层     

要敢于“自亮家丑”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云南省各地、各部门对近期发生在当地和本部门的各种“坏事”、“丑事”进行了认真梳理、上报。省委书记和省长亲自审定、挑选出群众反映最强烈、舆论批评最集中、社会影响最恶劣的五件“事”，专门召开会议，每件事都让一个主管副省长首先自揭“疮疤”，然后展开热烈讨论和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