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调整”的经济法思考

在经济结构与经济法的双重调整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调整有赖于经济法的有效调整,但重政策而轻法律的现实问题却非常突出,为此,需要对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和立法结构进行双重调整,以更好地解决相关的重要经济法问题,提高经济结构调整的法治化水平。     

经济法的社会法性质研究

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学术界对经济法性质的认识也不一致。本文认为,经济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法部门,按照传统的公私法划分,很难确定其归属。社会法作为一个全新法域,有着特殊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其法域地位已经确立。经济法的法律本位、调整方式和价值追求无不体现社会法精神。因此,经济法应当归属社会法。     

对经济法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

作者认为经济法在法律定位上可定义为市场条件保障法 ,其性质属于社会法的范畴。其特点是在调整目标上具有明确性和单一性、调整内容上具有经济性、调整手段上具有多样性 ;在价值取向上经济法追求的是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平衡基础之上的社会利益至上。经济法的内容和体系主要应当包括市场条件保障法、市场行为矫正法、市场行为引导法和市场行为促进法。     

未来民法典内容和结构模式之我见

未来民法典的内容和结构模式在根本上取决于民法的调整对象。民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包括平等主体之间的基本私关系,而且也包括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基本私关系。确定民法典的内容时,应当从民法的基本私法属性出发,并遵循逻辑周延的要求,对民法调整对象进行划分归类,从而做到“基而全”。在民法典的结构模式问题上,“现实模式”优于“理想模式”,但相关问题有待澄清;人格权法应当位于分则各编之首,社员权法应当单独成编并位于亲属法之前。     

论经济法主体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民法通则》颁布以前,经济法学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这段时间,由于民法没有出台,人们把所有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都视为经济法,因此,认为经济法既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又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大经济法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经济法学也就以“纵横统一论”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和体系。在“纵横统一论”的理论体系下,把公民和法人都视为经济法主体,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在《民法通则》制定的过程中,国家立法机关并没有采纳经济法学者的意见,而是把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全部划给民法调整,这就使“纵横统一论”为中心的经济法理论在立法上失去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把“法人”和“公民”的概念引入经济法学,就很难从主体上划清民法理论和经济法理论的界限,从而不利于经济法学自身的建设。     

经济法基本原则初探

一、经济法的基本定位探究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赖于对经济法的正确定位。定位经济法的主要难题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尤其是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纵向观之,在法制发展史上,经济法是适应经济的社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弥补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对社会经济关系调整之“不足”和“失灵”,冲破公、私法的界限,应运而生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经济法与民法是一种“互补”关系。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横向经济关系极为发达;由于国家固守其“夜警”角色而对经济生活采取“不干预”政策,纵向经济关系极其萎缩。不妨把这种横盛纵衰的商品经济称之为平面型的商品经济。这种平面型商品经济要求的主要是保障当事人自由、自主地从事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和法律调整;而主旨功能正合这一要求的民法,遂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时期调整经济关系的几乎唯一大法。但随着社会经济不断社会化,垄断、外部不经济、信息偏在、公共产品、市场调节的盲目性等问题严重窒息经济活力,并且危及国民经济的     

市场经济不存在经济法

市场经济建立后,经济法能否成为独立部门法,这一直是笔者深究的问题之一。“经济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伴生物,在市场经济国度里,不存在经济法这个部门法”。而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法其调整对象分属民商法、国家行为法、政府行为法等部门法所调整; 第一、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及其法律调整应属商事法之商事主体法调整。     

略论经济法的宗旨

<正> 一、关于经济法宗旨的研究状况 各国学者以往多把经济法的宗旨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或概念联系起来加以认识,他们常常通过经济法的宗旨认识经济法的概念,或者直接把前者引入后者之中。这在德、日学者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德国“集合说”的代表人物努斯鲍姆(Nussbaum)认为,经济法就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的规范的总体或集合;“组织经济说”的代表人物哥尔德密特(GoLdschmidt)认为,经济法就是为了改进生产而规制交易经济和共同经济的法;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则认为,经济法的宗旨是以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循环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经济法就是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对经济运行进行社会协调的法。     

世纪之交经济法学研究的五年回顾与展望

一、“九五”期间我国经济法学研究述评 “九五”期间,是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深化拓宽、繁荣发展的时期。经济法学者以理性、客观、反思的学术态度,在承继以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方面加深对经济法基础理论中传统问题（如调整对象等）的研究,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宽研究视野,发掘和捕捉新的理论兴奋点和法制实践的热点问题。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日益走向成熟,在以下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１．经济法的本质和理念问题。在理论研究上,经济法的本质问题与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各种经济法学说间…     

经济法体系浅析

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而重要的法律部门有它自己的体系,对经济法体系的正确认识是界定经济法研究对象和利用经济法理论科学指导经济立法的重要前提。本文从当前对经济法的体系研究的一些主流观点和认识出发,初步探讨经济法体系的概念和特点,并分析了经济法体系与相关市场经济调整范畴的关系。     

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扩大化的反思与限缩

互联网金融在规范与事实维度均存在刑法规制扩大化倾向。究其缘由,传统刑法规制模式存在秩序法益宽泛化、刑法规范抽象化、刑事治理优先化的弊端。该模式不仅会造成刑法自身机能的紊乱,而且无益于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当前,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鼓励金融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合理限缩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范围,并以金融秩序与自由并重扩充秩序法益内容,以监管科技与刑事规制联动彰显刑法独立品格,以非刑措施与刑事手段并用构建多元制裁体系,进而实现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模式的优化转型。     

中西方法治意识生成因素的比较

西方的法治意识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社会思想意识,是西方社会经济、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而中国的法治意识是在对西方法治的传入与"移植"过程中,在外力的作用下逐步形成的.考察西方法治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法治是西方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理性选择,是融合了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的产物.与法治相适应的法治意识的培育,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基础.在培育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过程中,需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西方法治意识的生成因素做深入的分析和法理思考,从而获得有益的启示.     

保险损害补偿原则研究——兼论我国保险合同立法分类之重构

保险损害补偿是保险合同法上诸多制度体系的一个基石。我国保险立法虽确立了该原则并初步构建了制度体系,但由于该原则在保险法理论研究上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迄今学理解释上对该原则多“食而未化”,仍有诸多观念上的错误或认识上的误区。本文运用法解释学、法史学及比较法学等分析方法,从保险损害补偿的范畴分析入手,对该原则的内核、规范目的、适用范围及其例外等作了深入阐释,以正本清源。从保险损害补偿原则及其制度的适用角度来考量,主张摒弃我国现行保险法所采的“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二分法”,代之以“补偿性保险”与“定额性保险”之“二分法”,以利于法律的正确适用。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若干问题探究

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关于"行政执法人员"的范围,主张"职权享有论",行政执法人员是指享有和行使行政职权的人员;关于"依法应当移交"的理解,应区分"依法移交"与"应当移交";同一违法行为引起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应合并适用,在程序适用上应坚持刑事优先原则,行政执法机关移交刑事案件前不应先予作出行政处罚.     

反垄断普遍主义法理论、法原则探究

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宪法,”维护近现代商品生产社会的市场经济秩序、“有效竞争”市场结构。在历经百年的反垄断立法和实践中,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合理原则、域外适用的“效果原则”。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应科学借鉴反垄断普遍主义法理论、法原则,规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竞争关系。     

行政法的危机

“后现代主义”思想对行政法的价值体系造成破坏,主要表现在新公共管理与行政法存在着冲突、行政法出现了非法律化趋势、行政法“分化”现象严重等三个方面,这些都造成了行政法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反思我国行政法学,需要对行政法功能与定位进行调整,充实行政法总论的内容,同时对行政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也要转变。行政法有必要与行政学再度结合,更加重视行政实务上的问题。     

论经济法的理论基础

任何法部门都要有理论基础。经济法理论基础应当以讲求法意理论、突出经济法特征和承认其他部门法理论基础为立论之本,并从经济法价值层面推衍出来。以往学界关于经济法理论基础的研究还没能够符合这些条件,故诸说成立的根据不充分;而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等理论基础对于从经济法价值层面推衍的"整体经济效益"的价值取向及覆盖的法内容,又无力支撑。于是,寻找经济法自身的根本理论支撑就十分关键了。笔者研究发现,经济法为了实现"整体经济效益"的价值取向,必须不断解决个体性经营无序带来的"整体"损害问题,于是,经济法配置的整体性经济权应当是限定个体性经营权的职权。笔者将这一理论称为"限权论"并定位为经济法理论基础。这一理论也是在与民商法的"保权论"、行政法的"控权论"、社会法的"扶权论"等理论基础的界分和协调中形成的。     

社会管理概念的法规范分析

作为时下的一个焦点概念,"社会管理"极少在法规范意义上得以解析。通过检索可知,我国现行法规范中有3部法律及8部行政法规直接使用了社会管理概念,最典型的是《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前者用整整一章规定了"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后者用一节规定了"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和处罚"。分析表明,社会管理立法数量少,水平低;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是在狭义上使用,具有弱经济性、弱政治性乃至非经济性、非政治性的特征;主要是在消极语境中使用,管制色彩浓厚;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与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的社会管理概念有较大差别,不同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也有差异。社会管理法治化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它呼唤认真对待作为法律概念的社会管理。     

论宅基地分配政策和分配制度改革

"一户一宅、无偿分配"政策是产生宅基地"取得困难、利用粗放、退出不畅"等问题的症结之一,解决宅基地使用存在的问题,实现宅基地的集约节约利用,提高土地效益,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应当改革"一户一宅、无偿分配"的政策和制度.一户一宅应当解释为符合宅基取得条件的一户农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对新增宅基地实行有偿分配,宅基地用地标准...     

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范式能如此“重建”吗?——评倪正茂先生《中国古代法律功能的再审思》

倪正茂先生的《中国古代法律功能的再审思》一文 ,虽倡言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的重建 ,但却对史学近年来的理论创新成果缺乏应有的敏感。其所提出的“法的历史是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的命题 ,不仅混淆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且将“当下存在的人”和“当下人的自由”排除在外。它既不可能真正求证于人类法律发展史 ,也不可能为中国法律演变史所证明。倪文所表现出的种种问题和情绪 ,不能不让人怀疑如此的“重建”会不会是一场简单的“毁灭”。中国法律史学理论模式的创新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是否应该在“不破不立”的两极思维的指导下进行 ,是否应该以以往的学术成果和学科积淀为基本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