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哲学从“知识论”到“存在论”的“转向”

在古希腊以来的欧洲哲学传统中,存在论和知识论是统一的,但存在论-本体论始终是欧洲哲学的难题;这种局面因康德的本体不可知有所扭转,发生了存在论向知识论的转向,但因限制知识在感觉经验范围内而未能彻底完成。黑格尔接续康德的工作,以思辨概念建构绝对哲学,以知识论涵盖存在论,彻底完成了知识论转向,但造成了传统存在论被知识论吞噬的结果。克尔凯郭尔立足欧洲哲学传统,通过瞬间概念,把黑格尔概念式的存在再次拉回到时间中,使存在成为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开启了当代欧洲哲学回到本体、回到存在自身的道路。这个从知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不是简单地从理性世界回归到感觉世界,而是从深层次上向巴门尼德问题的回归。     

论“慎独”简

“慎独”是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范畴,是儒家主张的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其内涵经历代思想家的阐发不断丰富深化,“慎独”思想对于消除当代社会的道德失范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每一个社会个体既要经常自省,又要注意隐小细微之处,才能真正做到“慎独”。     

论取消有限责任公司简

从历史上看,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从运行效果来看,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反而导致许多弊端。从法学理论上来看,任何一种法人本质理论都未将有限责任作为法人的实质要件。因此,应当取消有限责任公司这一企业组织形态,有限责任公司被取消后留下来的制度空白应由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合伙制度进行填补。     

论“携带凶器盗窃”简

2011年5月1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正案八》）增设了盗窃罪的不同犯罪情节,“携带凶器盗窃”就是其中一种.201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新出台司法解释第3条第3款规定,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盗窃,或者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盗窃的,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的“凶器”认定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现实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具体的情形,以及其与“携带凶器抢夺”的关系不无深入讨论之余地.     

信息源理论简

信息源理论是系列性案件侦查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一,是在充分研究犯罪场、侦查场和信息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侦查理念,而且经过了侦查实践的反复检验。信息源理论认为,在系列性案件侦破中,建立完整的信息数据链是侦破案件的保证,获取和使用信息应该遵循数据完整性、综合数据优化、数据问相互联系和主元信息最优化四项基本原则。     

论宪法意识的培育简

我国宪法实施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宪法实施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宪法意识的缺失也是阻碍宪法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我国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不发达的背景下,通过宪法宣传,宪法意识的培育,用宪法原则凝聚人心,形成社会共识,建立共同的信仰,并逐步完善保障宪法实施的各项制度,是现阶段宪法实施的正确选择。     

经济犯罪侦查的方法 论简

在经济犯罪侦查过程中,要对行为准确定性,并据此收集有力的证据,不能绕开的问题就是方法论。经济犯罪案件中可通过实质判断方法、充分说理方法和保持法秩序统一性的方法来收集证据。实质判断方法中．行为实质上没有违反规范的场合,不宜经济犯罪论处;行为实质上不会造成法益侵害的,不是经济犯罪。充分说理方法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要有穿透力;紧密结合司法解释的精神认定经济犯罪;不排斥推定方法。保持法秩序统一性的方法中,不违反知识产权法的行为,不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事出有因的违约行为,不能按照合同诈骗罪处理。     

论劳动合同中的附随义务简

劳动合同本质为给付交换之债,适用民法契约附随义务理论,但因其人身性、不完全性决定了民法契约附随义务理论不能直接适用于劳动合同附随义务。诚实信用原则和倾斜保护原则共同构成劳动合同附随义务的法理基础,作用于劳动合同立法和司法阶段。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对对方承担通知、协助、保密等各种附随义务,但在内容以及程度上,用人单位承担的附随义务都要大于劳动者,且法定化趋势更强。我国劳动合同立法应当适应这一趋势,将更多的劳动合同附随义务以及违反这些义务的法律效果予以明确规定,以期更好保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试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简

英美法谚云：“警察是法庭的仆人,其主要是指警察必须根据法庭传召出庭作证”,①由此可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制度,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客观现实的制约,该制度在我国一直难于落实,严重影响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法治建设进程。2010年,最高检和最高法等部门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首次提出讯问人员应当出庭作证;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亦明确规定侦查人员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这是我国刑事司法变革融入世界证据立法的具体体现,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然而,侦查人员该以何种方式出庭作证？侦查人员作证的范围该有多大？在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同时应如何保障出庭作证侦查人员的人身权利？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显然不容忽视。我们拟以刑事案件中“情况说明”的运用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上述问题。     

论诱供与作弊审查简

诱供是缺乏验证性的讯问作弊,它通过欺骗行为诱导或误导被问人作出供述,具有侦查自欺、对象欺骗、司法欺骗的三欺特征.正是这种方法的普遍使用,形成了我国错案的主要致错模式：“刑讯逼供－诱供” . 破除这种流行错误的方案是建立知密讯问规则,我们司法需要确立这样的信条：供述的知密验证是证据可信的前提.知密度越高,供述越可靠.依据知密讯问规则,我们可以发现诱供本质上就是对知密讯问规则的破坏,因此知密讯问规则应当演化出作弊审查规则.这些基本规则理念可以帮助公安机关改善讯问程序、提高讯问质量,为遏制和消灭刑讯逼供创造合理的替代方法.     

论不真正连带债务简

要理解不真正连带债务制度的内涵,需要我们从不真正连带债务与连带债务、共同债务、请求权竞合、请求权聚合等相邻概念之界定入手,探讨该制度在债法上的定位及其制度价值,并对其典型形态进行归类研究.不真正连带债务制度在共同侵权法律行为与继承法律行为中有着广泛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