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瓶颈与突破简

鉴于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极容易在鱼龙混杂的监狱中受到监狱亚文化的侵蚀而形成“监狱人格”,导致其再次触犯法网.社区矫正因其具有非监禁性、社会参与性等特点,可以更有效地矫正未成年人犯罪心理、预防重新犯罪.尽管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立法空白、保障机制及专业的矫正方法欠缺等问题.因此,如何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是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未成年人适用累犯制度之剖析简

《刑法修正案（八）》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在扩大特殊累犯成立范围的同时．将未满18周岁的人排除于一般累犯的适用范围,但是基于法律语言的不周延性,理论界对此新规定的理解不尽相同。以年龄为分界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都不按普通累犯处理的“一刀切”做法违背了罪行相适应原则。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构成特殊累犯,却明显与教育、保护未成年人的价值目标相冲突．建议对犯后罪时虽已成年但所犯罪行极其严重的情况,应适用一般累犯规定从重处罚。从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视角出发,寻求“法”与“理”的平衡。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特殊累犯。     

信息源理论简

信息源理论是系列性案件侦查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一,是在充分研究犯罪场、侦查场和信息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侦查理念,而且经过了侦查实践的反复检验。信息源理论认为,在系列性案件侦破中,建立完整的信息数据链是侦破案件的保证,获取和使用信息应该遵循数据完整性、综合数据优化、数据问相互联系和主元信息最优化四项基本原则。     

浅论我国政治法治化简

在确立“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法治”进一步强调“依法治权”,即要求法律具有制约国家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两个方面的功能。这就要求国家的政治生态要从权力主导向宪法主导转变,强调政治的法律化和法治化,要用宪法规制国家权力,并努力使其超越权力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同时,逐步实现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的法律调节,实现政治问题的法律化解决。     

济南革命遗址保护研究简

济南是一个富于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城市,散落着数十处革命遗址,如英雄山、解放阁、大峰山等等。但是目前这些遗址的保护存在参差不齐的状况,与自然风光结合较好的革命遗址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而偏远地区的很多遗址不但面目全非,甚至有消失的危险。政府部门应该加强文物保护意识,运用现代化的手段还原济南革命遗迹风貌。     

从历史视角解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奏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提出了深化改革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突破。这些重大理论和政策突破,迅速轰动于国内外媒体、政商人士和学者们之间,也使其成为他们争相解读的对象。毕竟,在中国改革号角再度奏响之际,世界不能不为之侧目,因为这次奏响的改革号角,是具有历史性和革命性的,是新的时代背景下由新的一届领导集体向新的历史使命进军的集结号。     

论取消有限责任公司简

从历史上看,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从运行效果来看,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反而导致许多弊端。从法学理论上来看,任何一种法人本质理论都未将有限责任作为法人的实质要件。因此,应当取消有限责任公司这一企业组织形态,有限责任公司被取消后留下来的制度空白应由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合伙制度进行填补。     

乱权之治——从司法改革和司法权保护的视角简

从权力场域中司法权为其他权力所迫的种种乱象可以结论,导致司法权滥用、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等消极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某些权力主体的乱权行为.因此,提升包括司法权主体在内的拥权者的拥权道德意识、行权规范意识和乱权责任意识,是清洁权力场域、还原权力本色、恢复行权秩序的重要举措.     

试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简

英美法谚云：“警察是法庭的仆人,其主要是指警察必须根据法庭传召出庭作证”,①由此可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制度,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客观现实的制约,该制度在我国一直难于落实,严重影响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法治建设进程。2010年,最高检和最高法等部门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首次提出讯问人员应当出庭作证;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亦明确规定侦查人员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这是我国刑事司法变革融入世界证据立法的具体体现,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然而,侦查人员该以何种方式出庭作证？侦查人员作证的范围该有多大？在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同时应如何保障出庭作证侦查人员的人身权利？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显然不容忽视。我们拟以刑事案件中“情况说明”的运用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