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一个博弈论解释

国家竞争力由国家信息能力、国家策略能力、国家支付函数以乘和方式共同决定,即国家竞争力=国家信息能力×国家策略能力×国家支付函数.其中,国家的策略能力和支付函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信息能力,故国家信息能力的提高往往能够带来国家竞争力的乘方倍的提高.因此,通过信息化来提升国家的信息能力,是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一条捷径.     

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以国家治理为视角

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是一个聚焦争议又错综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呈现出主体的多重统一性、内容的多维一体性、过程的动态复杂性特征。从国家治理视角而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面临民族治理矛盾、全球治理挑战、文化治理冲突、制度治理困境等危机。因此,应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通过培育多民族国家治理主体、建构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多民族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多民族国家的软治理,以革新国家认同体系,重构国家认同内容,凝聚国家认同力量,完善国家认同制度。     

国家认同建设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

国家认同是以国家为最高指向的政治认同,它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社会和政治心理基础,同时也是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多民族国家语境下,"国家认同"主要就是指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多民族国家由于自身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等原因,在国家认同上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给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审慎应对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重视和加强国家认同建设维护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论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国家治理能力并非通常所说的国家能力概念,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完成和实现国家治理之目标任务的能力。国家治理是基于公共利益而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其目标任务具有规范性,即通过管理国家的公共事务,使得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可以相互满足需要、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并最终实现幸福的生活。国家治理体系则是国家治理主体的组织体系,这是根据国家治理的定义来判断的,可以说一切按制度渠道被组织起来参与国家治理的人都构成国家治理体系。根据这样的界定,国家治理能力其实是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是它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表现,包括动议、决策和执行三种能力,其判断标准是动议是否全面及时、决策是否正确明智、执行是否有力高效。由于是国家治理体系在从事国家治理,所以国家治理能力就只可能源于国家治理体系。但国家治理体系并非无数个人的散乱集合,而是遵循集体行动的一般组织法则而构建起来的一套组织体系,所以更准确地说,国家治理能力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和构建,即分工、协调和控制机制的设计和安排状况。这就是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它应当胜过强调治国人才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也优于强调外在环境条件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系统构建国家安全法治实施体系

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构成,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保障。相对于不断完善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面对层次丰富、领域广泛、种类繁多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如何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法律,构建高效的国家安全法治实施体系,是当前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中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非传统安全法律体系相对缺失,已有的国家安全法治实施体系偏重于传统安全领域,国家安全法治实施中的“善治”效力不足,国家安全执法与司法主体过于依赖传统国家安全机关,是当前国家安全法治实施中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构建统一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领导体制,明确国家安全法治实施主体及其责任,建立中央集权、分工负责的国家安全工作专门机关体系,严格依法开展各项国家安全工作是全面、高效实施国家安全法治的路径选择。     

国家性的能力向度——以国家中心范式为基础的理论考察

作为对国家性之能力向度做出考察的理论范畴,国家能力是国家中心范式对社会政治实践展开科学分析的中心变量。该理论范式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中对国家性的强与弱做出力度上的考量,关注国家相对于社会的权力集中程度和国家控制社会力量的行动能力。国家权力在对社会的征服和控制中实现国家性的提升和国家能力的延展。权力性质的分殊为理解国家能力开放出了新的角度,国家对各种社会力量征服与控制的实现程度可概括为专制性国家能力,而建制性国家能力则凸显了国家对社会进行渗透、协调和汲取的实现程度。由此,国家中心范式对国家能力不同层面的结构内容、实现程度、动态变革展开了分析探究。从国家能力的理论演进过程,我们可以洞察政治实践变革的整体趋向,而国家能力与国家实力在理论内涵上的差异与关联,则启示我们通过提升国家能力实现增强国家实力的实践之道。     

廉洁文化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正>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包括强有力的国家、包容性的国家、负责任的国家和受约束的国家四大要素,需要通过国家能力和国家认同建设、包容性的治理制度建设、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四大建设来实现。四大建设需要及时协调推进,如果有某一个或某几个建设长期滞后,就会出现国家治理的退行性病变,具体表现为掠夺性国家、榨取性国家、自大任性国家和分利性国家等病症,就可能因决策者出现颠覆性错误无法得到及时纠正而导致国家走上错误的道路的危险,凡此种种,任其发展下去都将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事业的挫折乃至夭折。     

滥用国家信用危及经济安全

国家信用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建立和维护需要大量成本。滥用国家信用将危机国家经济安全国家信用是国家的一种重要资源。国家经济等综合实力的大小、动用各类资源的能力以及国际责任感的高低直接影响一国的国家信用。国家信用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是有限的,其建立和维护需要大量成本。国家信用被滥用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由于政府代表着国家,是     

强化国家能力与规范国家权力:现代国家构建的双重使命

现代国家构建应纳入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中去考察.从国家——社会的向度看,国家应当具备有效控制社会的能力,以维持秩序并提供和平与安全;从社会——国家的向度看,为了保障社会中公民和各社会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国家权力应当受到规范.所以,强化国家能力与规范国家权力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双重使命.强化国家能力就是强化国家的强制能力、监管能力、合法化能力、汲取能力与供给能力;规范国家权力一要使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即实行民主政治,二要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使其在划定的权力边界内依 法行使.     

现时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前提审视

国家能力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议题,而进行国家能力建设的基本前提是明晰其所处的时代境遇。总体来看,现时代国家能力建设正处于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论争、公民社会与现代国家的疏离、公民意识与国家理性的交融的时代境遇之中。这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前提预设,国家能力建设必须置于这一总体语境中加以考量。基于此,现时代国家能力建设必须旨在实现全球主义观照下的民族国家发展、公民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均衡发展、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协调。唯有如此,才能科学地进行国家能力建设,并使国家能力适应现时代的发展要求。     

民族国家构建：国际经验和中国道路（上）

本文主要探讨当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前两节从理论上讨论了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构建的一些基本概念。作者认为,尽管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纯粹的”民族国家,然而,只要多数国民认同为一个民族,效忠自己所属的国家,同时政府能够有效地管理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正常的、稳定的民族国家了。文章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长期且无终点的过程,其目标和方向是同质化、国族化;而国家就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实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和文化认同,这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文章还指出,“民族国家构建”还可以分为“构”和“建”两个部分。一个国家只要建立起来,“构”就基本完成了,而“建”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目的是要努力使这个国家不断向理想的“民族国家”靠近。文章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分析和介绍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包括土耳其、美国、印度、前苏联、前南斯拉夫、阿拉伯国家、南美国家,还讨论了跨境民族、国家移民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文章最后两节是关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内容,包括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时间和方式,中国民族国家的特点,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近百年来中国民族国家...     

论国家自主性与我国现代国家建构

国家是现代化进程中最核心的行为主体,国家建构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家理论着重于对国家自主性的讨论,其经历了相对自主性、国家自主性到嵌入式自主性的发展。对国家自主性加以考察,可以整合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核心内容,并提出一套复合式现代国家建构的观念,具体到我国包括国家职能的完善、国家能力的提高和公民社会的培养三方面。     

论国家认同概念的阶级性内核

依循不同的研究理路和基于不同的理论视域,关于国家认同的研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基本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阈内,国家认同对象的阶级性工具、国家认同主体的阶级性归属、国家认同内容的阶级性内核、国家认同生成的阶级性对话等使得国家认同概念的阶级性内核得以彰显。国家认同的研究,尤其是国家认同建构路径的选择,应以国家认同的阶级性为基点,以对国家的具体阶级阶层状况的剖析为出发点,而不应做脱离现实的抽象化解读。     

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与社会主义的现实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社会主义指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形态,而不是一种国家形态。他们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已经消亡,部分国家职能转变为社会职能。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国家是人类社会从有国家到无国家的过渡,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国家类型。而现实情况是,在"过渡时期"以后,国家都没有"自行消亡",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国家、国家将长期存在。     

马克思“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及其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马克思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科学地界定了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提出了国家和社会最终统一的发展方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对中国国家治理具有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展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再思考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国家问题的著作,但他分散在多个著述中的相关观点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家理论体系,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国家理论存在的种种误读,对我们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通过对马克思国家起源、国家本质和国家职能三个方面的阐述来明确马克思国家起源和国家职能的二重性,由此力求全面地看待和把握马克思国家理论。     

构建民主基础上的国家集权体制

恩格斯指出,“每个国家,从专制君主政体起到共和政体止,都是集权的”。但是,国内外却存在着对国家集权体制的误读,不少人将集权等同于专制。通过对国家集权体制的理性分析,还原国家集权体制的真实涵义,可以澄清国家理论的这一重大问题。国家集权体制作为国家组织管理制度本身并不等同于专制制度。从历史上不同国家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区分出建立在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不同基础上的国家集权体制,专制政治基础上的国家集权体制是专制统治的工具,民主政治基础上的国家集权体制却能避免专制统治的危险。国家集权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两大不可或缺的制度体系,社会主义民主是国家集权体制健康运行的坚实基础,确立在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上的国家集权体制,才能实现高效和民主兼具的良好的国家治理。     

社会主义时期国家问题的探讨

一、“半国家”及其利用世界上自产生国家以来,迄今为止已出现了奴隶制的国家、封建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共四种国家形态。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     

国家能力建设的象征维度

国家能力建设是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一项核心任务。国家能力的象征维度蕴含丰富的治理资源,可被视为国家能力的全新类型,即国家象征能力。国家象征能力兼具"横贯性"和"单发性"的结构特征,既因象征深植于国家治理诸领域中而能够协调和整合各种类型的国家能力,共同服务于国家制度的系统性建设;又作为专属的行动领域,能够通过国家治理活动中象征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促进国家意图的传达与落实。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国家象征能力具有名誉奖惩、政治认同、政策强化和脱域治理等四种特殊功能,其主要建设路径是:强化由国家主导的"赋能",通过国家制度和政治精英中的象征嵌入,自上而下地提升其效能。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加强国家象征能力建设至关重要、迫在眉睫。     

国家认同的中国逻辑:基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察

国家认同建设在国家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家认同建设不同路径影响到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对于中国国家认同建设而言,传统意义上国家认同更多基于文化的意义,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帝国体系的解体以及现代国家建设内容的展开,国家认同建设实现了现代性的转换并被赋予了新内容。此时的国家认同融合了现代化过程中各种要素,不仅体现为国家对个人和社会行为的深入影响,而且也体现了国家的集体意识和有机团结,具有规范性、传统型和现实性的综合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