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话”与诗

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也一直被认为是因文字而受迫害的好例。东坡所做的是政治诗,他为了这些诗而得罪下狱,差点儿断送了“老头皮”也是事实。不过人们往往忽略了他这些诗几乎全部都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的。他     

要当“参谋”不要当“首长”

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做思想政治工作和下达行政命令不同,下达命令,执行命令,不存在听不听的问题,而做思想工作则有商量的余地,甚至有可听可不听的自由。因为思想工作靠的不是权力,而是艺术,是真理。有的同志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在找人谈话时,老是端着个领导者的架子,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他的话是金玉良言,别人非听不可,如果不愿听,听不进去,或者保留意见,或者提出申辩,他就极不高兴。原来还想好好地去“说服”对方,现在看来说服不成了,就压服,一直压到人家说“对对对,是是是”,他才高兴,并阿Q式地宣布:“谈通了!”总之,他是高人一等的,他的话是指示,而指     

“想得开”真谛

季羡林先生,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要做到内心和谐,就得想得开。我快到100岁了,就是因为想得开。""想得开",是"哲学素养"高的表现。它需要辩证思维,在任何时候,都能于无中见有,死中见生,下处见上,逆中见顺。"处一隅而知全局,在一时而想长远",不因一时一地之境况而局限了自己。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有个女士是这样看待丈夫的:"如果他懒惰,他就会有更多的休息时间;     

“钱不够用”与“船长不跑”

一般人都认为企业家是有钱人,而我则以为企 业家都是钱财不够用之辈。我所说的不够 用,不是跟他的消费比,而是跟他要做的事业比。到欧美去看看就能感到,企业家给人的印象是他的钱永远不够用,尽管他的财富可能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与他心目中要建造的“帝国”比,永远是太少。 这就引出一个逻辑,企业家要非常重信用,因为你的钱永远不够,再多的钱也不够,所以一定要用社会的钱,用社会的资源。     

说说“越位”

足球比赛中有称作“越位”的规则。球员在对方半场内射门破网,如果别的球员传球给他的那一瞬间,他的位置处在球的前面,而在他和对方端线之间又没有两个对方的球员,那么,这个球员应判为越位,射进的球是无效的。     

“野马”变“骏马”

人生的意义在于贡献,而不是索取。一味追求享受,他就失去了做人的价值。提取他身上的脂肪,只能加工七块肥皂;提取他身上的磷元素,只能点一千多根火柴;提取他身上的铁质,只能炼一枚二寸半长的铁钉。所有这些物质,不值十元钱。我们要创造自己生命的价值,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议“止”与“始”

有一国家公务员，由于贪污行所，被依法惩处了。其所在单位的书记在党委会上作自我批许说：“对于他的问题，我负有一定的责任。在发现苗头的功访，只见底过他的名。但是，后系又有以股形助，导度地在诸住的这路上地土地运，江后以下了昂制”。人注窜司合板丑们，对这种问风，不花点列为止，而应当太到为“估”。一个人每天耶在工助与借讲的环江申生带和工作，他邦保证不了俄罗柳百分大官正确而威有错棋邱敦有，失散是他否把借机叱见于曹芽状而。中回有白老话说：“年不知o大，人不知已过。”有的人出访了审，善至犯了法还认为是对的、正确…     

躲不掉的“种族歧视”

４０年时光，在历史不过一瞬；对 个人来说，却是漫长而珍贵 的。而黑人普雷斯顿·金的４０年，是在无奈中度过的。他流亡海外，有家难归，有国难回。阻碍他回去的是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而他的祖国，就是那个时候以“民主”自诩的美国。 金的事要追溯到１９６１年。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被他迫召回国服兵役，但当美国征兵人员看到他是一个黑人后，顿时毫不客气地把他介绍信上所有的“先生”尊称划掉。土可杀不可辱，具有强烈自尊心的金当即表示，除非自己的名誉得到尊重，否则他拒绝参加兵役体检。结果，他被以“企图逃避兵役”的罪名…     

杨立秋：别具一格的“两栖人”

给杨立秋定位,需从两个侧面分而合之：企业家中的作家,作家中的企业家。这就是山海关作家协会主席、秦皇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杨立秋。他的这两个侧面孰重孰轻,难以划分。他在商企领域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而骨子里仍然是文人气质。在山海关那座古城中,他是别具一格的＂两栖人＂。一是文学。     

宋人的“敲门砖”

<正>每当媒体报道一宗贪腐案,常常伴随着卖官的情节。如最近内蒙古原副主席刘卓志一案中,就曾以64万元卖一市委书记职位,这说明,现在有些人是以钞票作为晋升"敲门砖"的。而在宋朝,许多想谋一官半职的,一般不直接送钱,而往往通过献诗来表达政见,展露才学,博得上司的青睐。宋真宗时期的夏竦,因为父亲战死沙场,被朝廷以抚恤之名,安排出任"三班差使"——一个小武官。夏竦从小博览群书,还写得一手好诗,舞文弄墨才是他的梦想,让他当个小武官,内心别提多憋屈,他希望朝廷改授文职。为此,他天天守候在宰相李沆下朝必经之地,某天终     

“杀猪老师”与“宰牛校长”

“杀猪老师”,全称应该是“杀猪的当了老师”;而“宰牛校长”,当然也就是“宰牛的当了校长”。这样的奇闻发生在河南某县。该县张陶乡某村的一个办学点,一名原来的屠户因身体原因无力再杀猪,就转行办起了学校,而“老师”就是他和他的妻子。无独有偶,在该县的另一个乡,一个杀牛卖牛的摇身一变,竟成了“校长”。他招了近百名学生,教室是老房子,桌上还供着神位。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所谓的“学校”已被责令停办,所谓的“老师”和“校长”也已被责令离开了神圣的“殿堂”。这应该说是令人欣喜的,但由此引发的思索却是那样沉重。近年来,随着各级…     

老二的“吃”

《四世同堂》中有这样一段话:瑞丰所受的教育,只教给了他一些零七八碎的知识,而没有教给他怎么思想和怎么判断,因此,他最适宜当亡国奴——他没有自己的见解,而愿受命令;只要命令后面还随着二两酒     

工会主席莫“错位”

日前,笔者遇到一个企业的工会主席,他说经常帮助行政外出跑经营,搞推销,谈业务,忙里忙外,可谓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职工民意测验却有不少人认为他不称职,厂长也说他工作忙不到点子上。他本人觉得很委屈。其实,这种现象完全是工作错位所致,揽了行政、业务的活,误自已工会的事,当然不受职工欢迎。     

何谓“社会”,何为“国家”?

已故知名学者邓正来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放弃对哈耶克学术思想的译介和研究,转而寻求对中国学术规范的倡导和建立。其主旨之一就是,寻求和建立统一的汉语学术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累积的话语混乱。他的这一举动,在许多局外人看来不是多此一举也是枉费心机;更有人认为他有点近乎张狂而不可理喻。邓先生倡导的事业虽很难完成,     

“文与法”种种

韩非子在“四人帮”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年代,是很出过一番风头的。这位老先生自己万万“想”不到几千年后还恭逢荣宠,被铸成“棍子”。当然,他“身不由己”,不应怪罪于他。他讲“法治”的一些著述,也不能因为有此“牵连”而一笔勾销。他的讲     

学会“扔鞋”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说的是一个人搭乘火车,检票登车后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上。火车刚缓缓开动,他不小心把一双新买的鞋子弄丢了一只在车窗外。有人大声对他说:快跳下去捡鞋子!可他非但没有跳下车去捡那只鞋子,反而把手中剩下的另一只鞋子也扔了出去。人们议论纷纷,都说他笨。而他只是以一种淡然平静的口吻说:在你们看来,或许我真的是笨。但是,我跳下车去捡那只鞋子,     

“洋为中用”和“中为洋用”

在报上看到,美国总统布什在海湾战争开始以后,《孙子兵法》成了他最爱看的一部书。大概是要从这部著名的中国的古兵书中,寻找制胜之道。而德国和日本的某些报纸的文章和评论,有的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不战而胜,也就是《孙子兵法》上说的“不战而     

郭子仪的“不为”

唐朝的郭子仪担任中书令时，一直深得皇上的器重：他权倾天下而不被朝廷所猜忌，功劳盖世而不被君主怀疑，享尽了荣华富贵而不被君主所责怪，这在唐朝历史上是少见的。     

首山“樵哥”

季节进入秋天,满山的树叶都逐渐变黄了。在辽阳那座并不高、但却很有名的首山上,当地人经常可以看见一位看上去并不算老的男子,每天在山上爬上爬下,走习惯了,他简直是在陡峭的山上如履平地。人们都叫他＂樵哥＂,一个在辽阳市退休的老干部。他在山上干什么？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记者在他位于首山脚下的＂第二个家＂门口＂撞见＂了他。寒暄了几句,他便一身登山装束,领着我们奔首山而去——     

台湾的“抠” 二伯

二伯和大陆亲人通信时,他说旅居外国而不敢说在台湾,直到1988年,他才把他家台北的地址告诉了我们.从此,他逢年过节就汇钱过来,大伯多少,我父亲多少,姑姑们多少,一一交待清楚.后来这边的侄子们部参加了工作,他就不再寄钱了.而侄子们无不盼望他多寄些钱,甚至写信诉苦,房子太小,结婚没钱.可二伯回信却一字不提经济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