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实践性知识与智慧导向

法官智慧是现代知识司法的一种象征。智慧的法官必须用法律的智能和审判技术使得司法审判的程序设置和实体性规定更有实效。智慧的法官能够为社会提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物的和谐共处。智慧的法官本身就是现代司法的一种象征。法官是智慧的知识的天然结合。良好的司法制度应该是美德和智慧的结果。一个优秀的法官必须掌握充分的法律知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司法经验。法官智慧以法律知识为基础,并且是对法律知识的升华。法官的智慧以司法审判的经验为补充。法官智慧的获得与其主体及其主观能动性有关。法官的智慧体现的是法官的敏锐观察力与良好的尺度感,能较快地判断出,在特定的场合下,什么样的裁判是最恰当的。法官智慧的综合性体现在法官的司法审判中。     

法官当寂寞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社会的现代化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更加方便，交往范围亦愈加广泛。虽说法官职业要求法官群体当是寂寞之人，然而，法官职业的社会性非但要求法官不能脱离社会，反倒要求法官须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知识与经验，方可作出符合法理情理并得到社会认同的裁判。     

法官法律知识的本源与确证——以法官的实践理性为视角

法律作为一门独立的体系知识而与其他知识区别开来是人类社会分工及知识分化的必然结果。法律知识具有其内在价值,对于法官来说,法律知识本身就是一个自为的目的。法官的知识就是对于正义等理念的沉思。法官必须具有将抽象的法律规范同特殊的个案事件联系起来的司法技巧与方法。法官必须要精通法学领域内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论修养。法官的司法实践必须以法律知识为前提。法官既是法律知识系统,同时也是司法行动系统。确认法律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法官应该理性地思考,在现代法律规范中,所有的规定都应该与人类理性的基本价值、人类行为的实践合理性等基本要求相一致。确认法律必须体现自治的原则。法官要力求达到掌握最完全的法律知识,力求达到最高层次的法的确定性追求。     

司法经验中的生活体验——从典型女性法官形象切入

从典型女性法官的司法经验来看,她们之所以在日常的司法工作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以及她们的司法经验更易于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就在于她们都努力将个人的生活体验融入司法经验之中,不仅善于以"做人"的方式来"做事",而且也习惯于以"过日子"的态度和原则来"工作"。这些典型女性法官的司法经验和形象对于当下中国司法而言,可能意味着不仅要建构一种整体性司法知识观与司法模式,而且也要求中国法官能够运用一种更加实用也更生活化的司法方法。换言之,这些典型女性法官的司法经验对于当下中国的司法及其发展而言,可能意味着要以一种符合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化眼光和生存性智慧来再造司法的知识理论与实践模式,在促成法律生活与日常生活更加紧密的互动融通的基础上,使司法及其方法更加规范化和生活化,唯此,才可能确保司法在更好地满足社会生活与司法需求的同时推动司法制度的良性发展。     

基层法官司法知识的开示

基于时中国基层司法的调查和研究,本文试图概括地总结中国基层司法中经常运用的一些在现有的法律知识体制中末于以足够重视的知识和技术,并予以初步的理论分析。本文认为,由于中国基层法院法官所处的特定制度空间（初审法院）和时空位置（中国基层社会）,他／她们所需要的知识和技巧不仅与理想型法官不同,而且与上诉审法官也不同。在这种余件下,中国基层法院法官实际上经常并非自党地创造和运用一些知识和技术。这种知识和技术有助于实用主义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且从现代的其他学科知识看来也具有一定的学理上的正当性,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也有可能被滥用。这种从司法实践来的知识,尽管来自基层,缺乏实践者的自我反思,但仍然具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需要当代中国关注现实的法学象的重视和研究。     

司法判案中的隐性知识及其意义

作为现代认识论的重要课题的隐性知识论对司法判案的认识过程有着现实指导意义,法官在司法判案的事实审理过程中也存在着隐性知识的运用.我国法学领域长期信奉的"客观真实"论语境及法官缺乏对知识发现的信心,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促成并加剧了个人司法实践知识的"内隐性".认识和显现法官在案件判断过程中的隐性知识有助于我国司法改革的进行及法学学科的发达.     

司法知识及其形态变迁的社会逻辑——从“难办案件”的处理切入

与传统中国社会难办案件的处理更多依赖于法官个人的伦理实践不同,当下中国司法场域里的难办案件处理术,则更多表现为一种知识的公共实践。这种知识的公共实践不仅会强化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与控制,而且也有利于公民社会与公共生活的整体建构。因此,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就不仅要留意社会转型对司法知识及其形态变迁所起的作用,更要注意司法知识对于社会的型塑,以便能够在司法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司法知识与社会结构和文化情境系统全面而良性互动的机制,最终推动中国司法与社会全面而优质地发展。     

司法知识供给机制研究

在中国的司法改革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但又鲜有人予以足够重视的问题，那就是法官司法知识的供给机制。由于基层法官的司法知识供给直接影响到最普遍最大众社会群体的司法需求和利益，以及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对司法知识及司法知识供给机制相关理论的分析，对司法知识供给机制的竞争性本质和其维护弱势群体的价值目标进行分析，着重阐述基层法官司法知识供给的有效机制。     

“法官判后寄语”当免

法官判后寄语,是指法官为帮助当事人更好地理解裁判形成的理由,结合具体案件,于法理之外,在裁判书后运用社会伦理道德知识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育和感化的按语。目前,法官判后寄语在一些地方法院非常流行,尤其体现在疑难复杂的婚姻家庭类、人身侵权类、群体性案件中。     

由一起民事纠纷的圆满解决 感受法官智慧之美

社会公众对法官的要求,最为基本的就是法官要具备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社会经验,而这种对社会知识和经验的把握及综合运用就是法官的智慧。毋庸讳言,法官的智慧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的一大利器。一名法官运用自己的智慧可将一些纠纷案件于谈笑之间将矛盾化解,使利害双方皆大欢喜,这是法官追求的一种境界,更是和谐司法的要求。从人性上分析,人都有"趋利避害"性,这是人之本性。具体到部分纠纷案件,原告方为了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往往虚构、夸大自己的损失,增加诉讼请求,而被告方为了减轻责任,减少损失,出于自卫心理往往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从而造成当事人双方情绪严重对立,加大了纠纷化解的难度,也给法官公正司法、和谐司法带来阻滞。这时候就需要法官运用自己的智慧,耐心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解决矛盾的方案,最终化解矛盾纠纷。我作为书记员参与审理的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因为,这起民事纠纷圆满调解解决的过程让我切身领悟、感受到了法官智慧的和谐之美。     

刑事程序中法官与鉴定人事实认知的冲突

当今时代科技与法律的关系尤为密切,在刑事诉讼中表现为具备最终事实认定权的法官日益面临着鉴定人科技知识的挑战,因而其事实认知权存在被分享的危险.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关注甚少,面对该困境法官应通过如下策略对之回应:对鉴定人可靠性进行审查;加快鉴定人及其机构之间的竞争、进行适当的责任追究来保证鉴定人作出可靠的鉴定结论;通过程序处理疑难的科学鉴定.     

试论法官同质化

法官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条件之一。实现法官同质化对于保障法律精神的实现 ,法律的高效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应从坚持司法相对独立入手 ,通过建立严格统一的法官培养程序推进我国法官同质化进程。     

司法权威·法官规训·制度网络——对法官角色的一种法社会学分析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官充当着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而实现良善的治理效果却是以"治理"法官为基础的.在现代社会对法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知识规训、体制规训、道德规训等多个层面来进行的,而我国传统家国式的治理模式,行政与司法合为一体,法官不仅没有获致应有的权威性,而且治理法官的机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当前我国应该通过多重规训机制的综合来逐渐调和司法职业化与生活化、法官精英化与法院官僚化之间的现实冲突.     

自由裁量论研究——以德沃金自然法学和包容性实证主义法学中的自由裁量论为视角

在法官造法意义上的“自由裁量论”争论中，德沃金认为司法过程实际是法官们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依法行使自由裁量践行裁判，反对法官造法意义上的“自由裁量论”。所有的法律实证主义者都同意法官造法意义上的“自由裁量论”，基于对法律效力的渊源类判准和内容类判准的不同理论主张，包容性实证主义法学与排他性实证主义法学在此种“自由裁量论”适用空间上也存在着极大差异，渊源类判准及内容类判准适用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不同适用空间也是包容性与排他性实证主义法学的理论分野所在。     

法官解释确定性的内外视角

法官解释的确定性难题，是指法官在个案中对法律的应用性解释是否存在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要实现法律持续而稳定地指导人们的生活，在司法实践中必然要求获得法官解释的唯一正确答案。学界往往从控制法官主观思考进程的内在视角寻求确定性，但内在视角存在不可弥补的缺陷，必须转向程序的“外在”视角来解决法官解释的确定性难题。     

法官伦理之概念解析

法官伦理是伴随着法官职业的形成、发展及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法官伦理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有相适应的一面;同时法官伦理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在很多方面又区别于一般社会伦理,具有自身的一系列价值特点和评判标准。法官的优良职业道德规范决非可以随意制定的,而只能通过社会制定其职业道德目的,从法官的职业行为事实的客观本性中推导、制定出来的。     

法官判决的知识基础

通过两个有关法官判决的司法文本的对比阅读,力求揭示“常识”这一知识形态自身内部结构因素的流变以及逻辑基础和知识谱系的转化,进而动态地展现其与司法知识之间的微观内在勾连;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在社会转型、权力分工以及司法知识形态的流变三者之间建立起一定意义的内在关联,进而揭示出当下中国司法知识专业化建设所可能面临的问题,从而指出解决问题的可能的司法模式或司法改革道路。